陈薇

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观念。义指引我们按照组织成员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去行事，也就是遵循组织的“道“去行事。

一、探求“义”的原初本义

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义”字出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据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收录的卜辞，“义”（卜辞写成“義”）上部“羊”，下部“我”。我是一种刃部有齿的斧钺武器。

学界对“義”字的原初义理解不一，大概有两类观点：一是“威仪”说。认为义即“威仪”之“仪”。提出“義”是把羊头（上边“羊”）放在一种长柄的三叉武器（下边“我”）上，表示一种威仪。二是“公平”说。有学者认为“義”本义为分配原则。殷商时期，祭祀后，用来祭祀的牲肉要分给去祭祀的人食用。“義”是用“我”（武器）分割祭祀的羊肉，義就是分得适宜、分得公平，义是从原始祭祀礼仪中演化出来的公平原则。

关于“威仪”说，学者们根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義，己之威仪義也”。古文字学者王蕴智在其撰写的《〈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局限》中指出：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据的主要是战国以降流传下来的材料，这些材料距离殷商早期比较久远，后来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在当时的文献上未见记载，许慎应该无缘见识。“威仪”说缺乏甲骨卜辞文献支撑。

关于“公平”说，是根据在《中庸》等许多文献上，都把“義”解释成“宜”得来的。在甲骨文中，“宜”字像是把祭祀的肉置放在俎（肉案）上的形态。表示祭祀名，叫“宜祭”。“宜祭”是把肉置放在俎上献给神的一组仪式，仪式通常由商王或他指定的人选，抑或与商王有密切关系的贵族来主持。参加人员也都是权力中心内有身份的贵族。“宜祭”的目的，就是要献牲（多为牛、羊、猪，还有人）肉示好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比如希望出征得胜、消除水患、获得好收成等等。在牲肉进献仪式后，肉要给参加祭祀的人分食。分食者获得肉的多少、部位，要根据其身份地位以及影响力来决定。由于“宜祭”是族群逢大事都要举行的重大活动，因此，形成了一套比较程式化的、各方都认可的——“公平”分配方式。这就是“公平”说推想的源由。这类学者的解释是：“義”字是用“我”这种武器去分割祭祀的“羊”肉。在殷商的祭祀中，用羊祭祀只是一部分，很多祭祀用牛、猪、甚至人。如果照此思路，“義”字为什么不写成上边是牛、或猪、或人，下面是我？古文字大家李学勤先生在《从学术源流方面评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一文中指出：卜辞中的“義”字是指地名。而宜是祭祀的名称。在甲骨卜辞中，“義”没有“适宜”之义。上述两种关于“義”的初始义的观点，多来自主观臆想，缺乏卜辞文献的支撑。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胡文嘉先生的研究，《甲骨文合集》中27972片、27979片、27980片等刻录的内容显示，“義”在卜辞中被用来记录与商人讨伐羌人的战事有关的地名。羌是商西北的一个方国，与商长期敌对。甲骨文研究知名学者严一萍先生在《宜于義京解》一文中搜集了十四条有关“義京”（京是高丘之意）的卜辞，都有“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的刻写，即在義地的高丘上举行宜祭，祭品必有三个羌人和十头牛。胡文嘉先生认为，“羊”应为“羌”，我是武器，造字本义是“杀戮羌人”。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27979片，以及31051片上刻录的内容，都是商人在贞问上天要不要到“義”地去讨伐羌人。到了周初，“義”被用来表述“适宜”之义。为什么“義”由殷商地名演变出周初的“适宜”义？结合卜辞中“義”字本义，商人在卜辞中贞问天，实际在问天，我去“義”地讨伐羌人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正当的”。而“正确、正当”这些词义也可由戮羌的战事引申得来。对羌人的战事可以降低商族群的外部威胁，夺得生活物资，促进本族兴旺。因而，去“義”地的行为具备了选择的“正确性、正当性”因而是“适宜的”。

周初的《尚书·康诰》曰：“義刑義杀”——适宜地用刑，适宜地杀戮，“義”才有了“适宜”义。西周中期以降，以“義”字形记录“适宜”义的用法在金文铭文中较为常见。春秋孔子的“义之与比”，战国孟子的“亦有仁义而已矣”。到春秋战国时期，义向着正义、道义、仁义等道德层面演进。

胡文嘉先生关于“義”字的研究，不仅有卜辞的文献支撑，还和“義”字到周、以及春秋战国的意义演进一脉相承。

“義”“宜”二字周初才有“适宜’义的交集，但是“宜”在殷商原初本义来自宗教祭祀，目前所见的殷卜辞表明，在殷商人的思维中存在着因为受神保佑而获得福宜的观念。“宜”所含有的“适宜”义，有因为“受到神灵保佑会有好的结果”而是适宜的涵义。“義”的原初意是贞问上天，我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正当的”。“正确的，正当的”才是“适宜的”。

用大量篇幅去探究义的原初本义，不是为了咬文嚼字，而是为了厘清义的核心意义——行为选择的正当性。如果把义理解成行为结果的适宜性，那么，所有因为选择获益的行为，都可以称为义，即便是盗贼也可因盗受益，而把自己的行为称为义行。这样的理解就把义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崇高性与神圣性玷污了。

二、义究竟给予我们怎样的行为指引

义是对人行为的指引。义指引我们按照组织成员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去行事，也就是遵循组织的“道“去行事。

人除了生存在人类这个大的组织之内，同时还生存在不同的相对小的组织中，比如家庭、学校、单位、国家等等。每个不同的组织，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同一人因不同的组织身份使其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同的。但义的指引是一致的，就是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组织，都要尊从这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去行事。

仁义。生活在人类这个组织中，每个人都不能只想自己，他的行为都要对他者有仁爱的行为关照，《中庸》：“仁者，人也。”——有仁爱之心，方可称之为人。所以，儒家认为，在人类这个组织中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按照仁爱的核心价值观指引去行事，这样的行为是符合“义”的，这样的行为就是仁义的行为。

情义。《礼记》：“门内之治恩掩义。”——在家族、家庭的亲人之间，当情与理两种价值观相碰撞时，情的价值观高于理。即在亲人之间行事，核心价值观是情。情义要求在亲人之间行事，要遵循情，这个核心价值观，这样去行事，是符合义的正当的行为。这样行事的人，就是有情义的人。

信义。“朋友有信”（《孟子》）。朋友之间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信。信义要求，朋友之间要按照信，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去行事，这样的行为是符合义的，是正当的。这样行事的人是讲信义的人。

道义。按着“道”的指引去行事就是符合义的行为。什么是道？道的本义是路径。《庄子》：“道行之而成”——道是人走出来的。《孟子》：“夫道若大路然”——道是众多人走出来的。韩愈：“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道是众多人由起点向着共同目标走出来的路径。作为组织的道，就是组织内成员共同遵循的路径，引申为组织成员心灵共同遵从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成员会按相同的价值观指引去行事。当然，这个组织包括人类组织，亲人组织，朋友组织，以及其他任何可称为组织的组织。所以，就组织而言，符合组织共有价值观的行为，是符合道的义行，这样行事的人，是讲道义的人。

正义。“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义是人行为的正确路径。

按照“正”的指引去行事，就是符合义的行为。在一个组织内，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斜、歪）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评判的标准就是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符合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就是正的、正确的，就不是错误的，不是斜的、歪的。所以，在一个组织内，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就是符合义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