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文化运动之时，新旧派的文白之争是时代的文化语境。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正诞生于此时期，故文化语境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正确理解《孔乙己》的文化隐喻。

关键词：文白之争;《孔乙己》;文化语境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坚持“画出沉默的国民魂灵”，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同时极力刻画知识分子形象，通过揭示国民性弱点以重塑民族灵魂。鲁迅在创作爆发期，书写了大批作品，短篇小说《孔乙己》就是其爆发期的开山之作，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淘洗，《孔乙己》的个篇魅力仍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学界以往对《孔乙己》的解读，多集中于文本本身，包括人物形象剖析、知识分子形象考察等方面，以此达到批判与创新的目的。实则，除了基于文本语言的分析，《孔乙己》诞生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将文化语境考察和文本内容解析融合，有助于深入理解《孔乙己》的文化指向和时代印记。

《孔乙己》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上了《附记》：“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61页。]

通过这篇附记，我们可以读出几种文化语境：《孔乙己》创作于1918年冬天，根据原文“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可推斷文中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鲁迅指出《孔乙己》只是描写社会生活的一种现象，号召民众反对封建，从事拯救民族的革命事业，这一现象即新文化运动倡导之下的白话不断兴盛;鲁迅所说有人把小说作为人身攻击的工具，则指当时文化守旧派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和《妖梦》并以此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鲁迅以这篇声明，欲撇开文学攻击，引导读者“走入明路”。这将引导我们明确《孔乙己》的文化内涵。

1.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前后

1898年左右，是晚晴统治即将结束之时，维新变法思潮不断涌起，科举制度也即将被取缔。孔乙己的生活和命运就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孔乙己是鲁迅塑造的独特知识分子形象：没有考取功名，无法挤进士人阶层;生活落魄，无法营生。孔乙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身上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尤其是文言说话方式。

小说中重点写到发生在咸亨酒店的三次笑声：第一次是孔乙己当众辩解“偷”和“窃”，并讲了“君子固穷”“者乎”之类的话，引得众人哄笑;第二次是孔乙己因被怀疑是否识字和做不了秀才的原因时的生气，并讲出之乎者也的难懂话语，又引得众人哄笑;第三次是孔乙己“不多不多”“多乎哉”的话，让一群孩子发笑。面对孔乙己的落魄生活，鲁迅是否真的批判众人的冷漠？大概并非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白话文已经逐渐取代文言文，并得到了广大的支持，而孔乙己依旧守着文言表达，这注定他不能适应时代，他的死亡也预示着他赖以生存的文言话语方式走向消亡。鲁迅对孔乙己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同情的，同时也是对新生文化力量的宣传和支持。

此外，科举制度于1905年废止，但科举制度的影响还残留在人们的思想中，鲁迅的个人身世也是深受科举制度影响，因此，孔乙己的诞生是鲁迅记忆的缩影。“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鲁迅以两篇小说的主人公之死为科举制度送葬，同时，也未尝不从中品味一点鞭挞科举借以宣泄心中积郁的痛快。”[ 张中良.《孔乙己》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9期。“两篇小说”指《孔乙己》《白光》。]文学的世界中，送走了孔乙己，也预示着鲁迅终结了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憎恨。

2.林纾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

林琴南连载于1919年上海《新申报》的《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同鲁迅的《孔乙己》恰好成为文白之争的典型代表。

《荆生》写到辛亥革命，达官迁徙，京城垂空，一名为荆生的男子，手持十八斤铜剑，下榻陶然亭，正遇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狄莫三少年相约游山，三人抨击孔学，主张废除汉字，极力倡导白话，显然，这三人就是影射积极倡导新文化、主张白话文学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但林纾把他们这类人称之为“禽兽自语”，并呼唤“荆生”出现，要斩杀三生扭转乾坤。此外，关于人们口中的孔子是能适应时代的圣人，则是因为孔子在春秋时期，会推崇礼法，如果孔子在当代，他也就会推崇科学。《妖梦》以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时见到的情形来攻击白话学堂。小说描写白话学堂的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白话学堂有两副对联：第一副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第二副对联是“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白话学堂指向北大引导下的新文化运动，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也影射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最后，一只“张口圆径可八尺，齿巉巉如林”的怪兽扑向白话学堂。

《孔乙己》也恰好和这两篇小说对阵，前者批判的是封建传统下的文言话语，倡导新文化、新文学，后两者则极力扼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将新旧文学之争上升为人身攻击。鲁迅极其鄙视将小说作为发泄个人私愤工具的做法，作为新文学革命的先锋，鲁迅一直支持白话文，并猛烈批判传统守旧者。这也是鲁迅在小说附记中重点强调的内容，以免引起大众误解，也希望读者能避开文学攻击论调，转而关注文学本身的意义。从时代语境来看，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孔乙己》正好成为新派的回应之作，不仅有助于文白之争的风向转变，还有助于进一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巩固新文学革命的成果;从文本解读来看，读者理解文本的过程也是文本再创作的过程，单一的文本解读会使其缺乏足够的生命力，《孔乙己》能够以独特魅力感染大量读者的原因之一，也就在于其丰富的内涵被每个读者从不同角度作不同的解构。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61页。

2. 张中良.《孔乙己》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公玉琪 女 汉 山东 1994年10月26日 硕士 实习教师 克拉玛依市委党校 834000 文化、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