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新 段文凯

(1.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 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3.中国农业大学 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193；4.中国农业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193；5.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1]。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土地城镇化通常是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表现为农村土地不断转变为城镇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化地不化人”，城市空间扩张迅速、土地依赖的城镇化现象严重，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和空间失控现状亟待扭转[2-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对城市土地利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究经济转型时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演变趋势特征及作用因素，对于有序引导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土地城镇化是指土地利用性质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过程[4]。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载体，而土地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城市(城镇)建成区快速增长，城市城镇(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近年来，土地快速城镇化引致的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关于土地城镇化所引致的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首先，土地城镇化的概念及评价体系。已有研究对土地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5-6]，并设计了度量指标[7]，从不同的维度定义解释土地城镇化内涵；其次，是关于土地城镇化的测算，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究。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如全国[8]、长江经济带[9]及中部地区[10]等，在不同研究尺度下探讨土地城镇化的演变趋势及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投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政策等均是影响土地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11-12]；最后，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也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一致认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不高，土地城镇化要快于人口城镇化[13-16]。尽管对土地城镇化及其影响因素已经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鲜有针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探究，也缺乏对土地城镇化背后深层制度的剖析。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经济转型的视角入手，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利用空间统计模型，探究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异质特征，并基于面板数据，实证经济转型对于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构建经济转型与城市土地城镇化作用关系的分析框架，并探究其空间分异规律，揭示经济转型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机制，为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区域

1.1 理论分析

已有研究基于经济转型视角，探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17]，并将经济转型框架应用于土地利用领域，关注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土地扩张[18]、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等问题[19]。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可以理解为是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等3种核心力量作用的结果[20]。经济转型对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拟将土地城镇化放在经济转型的视角下，探究经济转型对土地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具体分析如下：

1)全球化与土地城镇化。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全球化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素[21]。全球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全球化最直接的表现是外商投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扩张，必然会直接导致城市土地扩张趋势增加。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也会以低价的土地和其他政策优惠条件来吸引外商入驻，这也间接促进了城市土地的扩张，进而提高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

2)市场化与土地城镇化。市场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对土地资源要素再配置作用，在此主要讨论土地市场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的体制框架下，土地资源的供给被地方政府所垄断，政府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近些年，随着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在不断完善，土地市场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会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对城市土地无序蔓延的状况有所缓建，进而对土地城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

3)分权化与土地城镇化。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央政府将经济权和财政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然而，以GDP、财政税收为标准的地方政绩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的进取转变为经济上的竞争[22]。地方政府通常会通过大量的土地开发、出让土地来招商引资，从而达到财政增收和经济增长的目的[23]。因此，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地方政府间“土地引资竞争”，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综上，全球化和分权化可能促进土地城镇化的提高，土地市场化则可能限制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此外，城市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是作用于土地城镇化的基本因素[9]。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土地城镇化分析框架(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Fig.1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1.2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共11个省市。全区面积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约为205万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国务院2014年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在我国经济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4]。随着经济转型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江经济带逐步以内陆开放、沿路沿江沿海开放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种全球化发展趋势下，长江经济带城市外商投资额不断上升。2006年以来，中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中招拍挂面积所占比例达到了94%，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此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经济基础和发展差异显著，探究分权化在不同区域的作用也值得探究。因此，基于经济转型背景，探究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市域为研究单元，具体涉及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及以上地级市。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土地城镇化测算方法

关于土地城镇化的测度方法总结如下：一种是单一指标的测算方法，具体采用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比重或者建成区面积的变化量表示；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复合因素指标来测算，具体构建涵盖土地利用结构、土地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益等方面因素来综合衡量土地城镇化水平[6]。由于单一指标更能直观表现土地城镇化，且考虑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选择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表征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

2.2 空间统计模型

2.2.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描述某种特定现象在研究区域上的整体分布情况，据此判断其是否有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本研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探究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长江经济带上的空间集聚特征。这种空间相关性可通过Global Moran’sI指数来反映，具体通过Moran’sI的正负来判断属性值的空间集聚程度。如果Moran’sI值>0，则表示属性值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如果Moran’sI值<0，则表示属性值在空间上呈现分异特征而不具备集聚特征[25]。

全局Moran’sI指数：

(1)

2.2.2热点分析Gi*指数

(2)

式中：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若其为正值，表明i周围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区；反之，i周围值相对较低，属于冷点区。

2.3 驱动因素面板分析模型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3)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i=1，2，…，N，为样本个数；t=1，2，…，T，表示时间；αit为截距项；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βit为相对应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

模型中自变量选取解释见表1。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商投资通过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效应而作用于土地城镇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人均fdi(RFDI)作为表征该城市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其要素的配置，在此用土地市场化程度(LANDM)来表征市场化，土地市场化程度采用城市一级市场土地招拍挂地面积在总出让面积中所占比例来表示。财政分权程度，在此选取财政支出分权程度(FEDEC)来表征分权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计算方法，本研究选取分权指标的具体算法如下[26]：

表1 指标描述与说明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description

FEDEC=feu/(feu+fep+fec)

(4)

式中：feu、fep和fec分别为城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和中央政府人均财政支出。

模型中除了表征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在此将城市人口密度(PEO)、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IDU)、固定资产投资(FIXINT)作为控制变量。

2.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9—2018)》[2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9)》[28]、《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29]、《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10—2019)》[30]。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对城市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投资额进行平滑处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对自变量外商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城市人口密度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测算结果

本研究测算了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值，在此将长江经济带总体与上游、中游、下游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进行时序对比(图2)。由图2可见：整体来看，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土地城镇化平均值仅为2.7%。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区域土地城镇化率在2009—2018年的平均值分别为7.4%，1.0%，0.9%。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其中，下游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均值明显高于区域整体且远高于其他两个区域。而中游和下游区域的均值均未达到区域平均值；从时序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和各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10年间的增长幅度为36.0%，然而各个区域在2009—2018年间的增值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上游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均值从2009年的0.7%增长到2018年的1.2%，10年间增长了66.0%，中游区域从2009年的0.8%增长到2018年的1.3%，10年间增长了57.0%，下游区域从2009年的6.9%增长到2018年的8.9%，10年间增长了29.0%。虽然在10年间上游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均值在3 个区域中最低，但是涨幅却最大。

图2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土地城镇化变化趋势Fig.2 Change trend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conomic Belt from 2009 to 2018

为直观反映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09年及2018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值划分为5 个等级(图3)。空间上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且表现出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加的空间分布规律。土地城镇化水平的高值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低值在2 个研究时段中均集中分布于上游的云南、贵州区域(图3)。此外，研究区效率高值集聚区域还表现出“城市群集聚”效应，即高值和中高值区域在长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附近集聚(图3)。

图3 2009年和2018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图Fig.3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09 and 2019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城镇化空间非均衡性分析

3.2.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检验，全局Moran’sI指数，在0.1%的检验显著水平上，且呈现为正向空间相关性，表明研究区土地城镇化高(低)呈现集聚分布态势；此外，2009—2018年，指数值从0.178上升到0.242，这表明在该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逐渐提高，呈现空间集聚发展特征。

3.2.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分析区域内部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冷—热点空间分布图(图)4。总体来看，2009年到2018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极化的核心热点区域，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附近。次热点区域以热点区域为中心向外辐射，其中：2009年次热点区域围绕热点区域也集聚在长江经济带下游，且分布范围少；2018年次热点区域范围逐步扩大，涉及城市由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逐步扩展到中游区域，安徽、江西部分城市(图4(a))。次冷点区域和冷点区域相衔接集中分布于长江经济带的中游和上游区域。次冷点区域在2009年主要集中分布在中游和下游的城市，上游的四川、贵州部分城市有所分布，2018年范围大呈现零散碎片化分布。上游区域的四川、云南、贵州都有所分布。冷点区域2009年成片集中于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区域，2018年冷点区域相对减少(图4(b))。

图4 2009年和2018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冷、热点空间分布图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09 and 2018

3.3 经济转型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模型运算结果显示4 个模型的R2分别为0.673 5、0.531 8、0.806 9、0.728 5，说明上述模型的解释力较好(表2)。从回归结果可见，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化的作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2 长江经济带及其不同区域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汇总Table 2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different area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首先，全球化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和不同区域的土地城镇化均具有显著影响。代表经济全球化的人均外商投资额系数在区域整体和上、中、下游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3 6、0.007 3、0.000 9、0.018 3。表明城市参与全球化水平越高，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也越高。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人均外商投资额每提高1%，土地城镇化水平则会上升0.003 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江经济带逐步以内陆开放，沿路沿江沿海开放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种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均外商投资额增长率高达155.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得益于其较强的“集聚经济”效应，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要区域，对城市土地资源的需求度不断提升，直接促进了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提高。因此，外商投资对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

其次，市场化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土地市场化因素在区域整体和上、中、下游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9 2、-0.053、-0.027 1、-0.113 0。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的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土地城镇化水平则会下降0.029 2%。总体来看，市场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为负，即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越高，其土地城镇化水平则越低。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中招拍挂面积占比在2009年是57.0%，而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95.0%。随着长江经济带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对城市土地无序扩张有一定制约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

再次，分权化在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区域均有显著影响，且作用方向为正，其对各区域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0 6、0.027 1、0.455 4、0.188 9。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土地城镇化水平越高。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低价出让土地来招商引资拉动经济，造成城市土地的蔓延迅速，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土地城镇化有着显著正向作用。长江经济带分权化程度每提高1.0%，土地城镇化水平则会增加0.050 6%。而且从各个因素对土地城镇化作用程度大小来看，分权化的系数要明显高于人均外商投资和土地市场化系数，说明在经济转型的3个因素中，分权化的作用要大于全球化和市场化。

最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人口密度对于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中游、上游区域的影响均为正，而对下游区域的作用为负。

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中游、上游区域的影响均为正，而对下游区域的作用为负。产业结构对区域总体和各个区域影响均一致为正，也就是产业结构等级越高，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也越高。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中游、上游区域影响为负，而对下游区域作用为正，在下游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土地城镇化水平也越高。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基于经济转型背景，构建理论框架论述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3 种力量对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测算了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经济转型下，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实证发现了经济转型对长江经济带及其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化作用影响具有一致性。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应当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加强对土地城镇化的引导。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仅从土地角度，对城市土地城镇化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的2个重要指标，土地城镇化应当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本研究未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进行考量。因此，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进一步探究经济转型背景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关系。

其次，土地市场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重的：一方面提高了土地成本，会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进而对土地城镇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化也会影响土地收益和土地财政，进而也可能会刺激政府增加土地供给，从而作用于土地城镇化，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此外，土地市场对于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影响也不同，这些影响的作用在本研究的数据和实证分析中尚未全面解释，因此，内在更深层次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展开剖析。

最后，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然而经济转型发展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涉及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由于面板模型的局限性未能考虑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难以完全验证各因素空间相互作用，未来的研究中可尝试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于城市间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4.2 结论

1)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高。从时序上来看，2009—2018年间，区域总体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十年间的增长幅度为36%。区域内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差异特征。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增幅则表现出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

2)从空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加的空间分布规律。土地城镇化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极化的核心热点区域，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附近。

3)经济转型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经济全球化通过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分权化也加速了土地城镇化的提高；市场化特别是土地市场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区土地城镇化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化作用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