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群，刘耀娜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一、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还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发生了巨大的紊乱甚至断裂，国际竞争加剧。在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制裁中国企业、调整产业政策、封锁技术出口和限制人才交流等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如何提高企业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成为我国企业的重中之重，创新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已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效率仍锁定在低技术低附加值领域。高额的创新投入并未得到相应的创新成果，或者获得的创新成果不足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给企业带来技术水平和业绩的提升，这可认为是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1]。如何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以提升创新效率并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已有关于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补贴[1]、税收优惠[2]和产业特征[3]等外部因素和员工薪酬[4]、股权激励[5]、产权性质[6]和企业规模[7]等内部因素，鲜有文献从非控股大股东的角度出发。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非控股大股东对创新的影响不容小觑，已有研究中，李姝等(2018)[8]以企业非控股股东在股东大会的投票率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非控股股东的积极性促进了创新投资，田昆儒等(2019)[9]也发现企业存在多个大股东会对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但朱冰等(2018)[10]认为由于过度监督效应的存在，企业多个大股东会抑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