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萌娜，王明琳

(1.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2.杭州萧山民营企业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202)

一、引 言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出现。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1]。自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5年仅增加95万人，比2014年也只是增加63万人[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6—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2.95‰、12.43‰、10.94‰和10.48‰，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离不开对生育意愿的探究。

图1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统计结果

生育行为首先取决于生育意愿，“不同国家生育率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想要的孩子数量不同”[3]。生育意愿受育儿成本的影响，随着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密集型教养方式(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的生活)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变得越来越流行[3]，使育儿成本大大增加。夏志强和杨再苹(2019)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生育成本分担普遍呈现非均衡状态，家庭承担了大量的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等社会问题[4]。从生理特点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大量育儿成本由女性承担。相关调查显示，女性作为生育主体拥有高于男性的生育决策权[5]，女性的生育意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6]。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家庭育儿成本向社会化育儿成本转移的重要举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在对正式制度影响的研究中除生育政策外最关注的话题[7]，而目前对社会非正式保障影响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匮乏，其中典型的非正式保障就是社会资本，因此本文拟就社会资本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