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绪勇 向宏理 汪方超 李雪燕

林子成，本名林朝登，鹤峰、五峰等县志史料中又称林紫宸、子臣、志成。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人，生卒年月不详。他早年在英国专修矿业，学成归国，经同乡、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徐润介绍，在英国人办的宝顺洋行充当掮客，后升任买办①。

清光绪丙子年（1876），以林子成为首的广东帮来到鄂西武陵山茶区，在宜昌府管辖的鹤峰、五峰和长阳等县茶区传授红茶初制技术，挂“泰和合”“谦慎安”和“英商宝顺合茶庄”等招牌，“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焉”［1］（《物产志·红茶》，P79）。自此，鄂西茶叶生产在中国近代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为采购、运销红茶，林子成从1880年开始，陆续捐资分年改建了留鴐司—鹤峰城—南村—三路口—南北镇—泥沙［2］（卷十一《交通·道路》，P229—239），五峰莫家溪—湾潭—南北镇［3］（卷九《交通·大道》，P203）等600多公里的骡马驮运大道，并在湖南省石门县泥沙设置转运站，筹办红茶集并和水运汉口等事宜。林子成在鹤峰、五峰、石门等地修路建桥，极大地地改善了湘鄂边山区的交通状况，促进了以茶叶为主体的商品流通。

光绪年间，英国等欧美国家虽然对中国红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但同时对质量要求也很苛刻，林子成在鄂西改制贩运红茶走上正轨后，一度放松了对茶叶品质的严格管控，有一年经办的一批红茶，因出现霉变等质量问题，使英国公司遭受了损失，于是洋行老板借机撤销了林子成的买办之职。

林子成在贩运红茶受到了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打听到鹤峰州与湖南交界的九台香（也称九台山）地区，早在土司时期，就有开采铜矿的历史，他谋划利用自己在英国学习过开矿冶炼的经历，从事铜矿的开采来缓解当时的困局。于是他利用贩运红茶聚集的人脉和财富，很快获得了湖南地方官府的首肯，光绪十年（1884），九台山铜矿正式开工，“开采引苗鬯旺，已有成效，硗确之区，亦成利薮”［4］（《物产志·矿》，P70）。

九台山铜矿质量好，但矿层薄，开采难度大，成本高，铜矿“旋挖旋停”，产量不高。林子成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竟然私自铸造日本“宽永通宝”铜钱，虽然其中的大多数利用徐润的关系走私出口日本［5］（《上篇·家世、经商、买办》，P13—14），但也有相当数量流入到鄂西湘北交界的山区一带，这种铜钱当地人称“砂皮子”，由此造成了许多地方官府、土民的矛盾纠纷［6］（《第一章·泥沙·穿越时空的边城绝唱》，P5）。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江苏试用同知李朝觐“奉北洋大臣（即李鸿章）批准接办鹤峰州矿务”，“在州境九台香地方设局开矿”。林子成得到信息后，通过活动，使李朝觐自回上海，谕令他“充当董事，坐局督办”。于是林子成聘请广东同乡卢次伦为司账，招募旷工千人，在湖北鹤峰、五峰和湖南石门，两省三县交界的九台香（今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细杉村十三组，即万寺坪组九台山）、大岭（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三组铜矿洞）、金山（今湖南省石门县壶瓶山镇金钣山村一组矿洞湾）等地大规模开采铜矿，设炉炼铜。

“湖北鹤峰州矿局”开张之后，各类矛盾很快显现：一是湖南、湖北两省地方因为矿藏权属争界；二是鹤峰州山羊司所辖的白果坪、走马坪、官仓坪一带大量农民进山采矿，延误农时，影响了粮食收成；三是光绪壬午年（1882）大旱灾以来灾害连年，当地风传是林子成开铜矿，挖断了地脉，才使灾害雪上加霜。因开矿“究之有益于商，无裨于民，尚非地方之美利也”［4］（《物产志·矿》，P70）。在地方官吏的默许下，当地民人张正福为首，邀同潘祚林、戴文卫、王振友、殷恒文、徐子清等人，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徒手汇集于九台山矿局，阻挠铜矿开采，林子成不允，斥骂中发生争闹，矿局砂丁各执刀矛砍戳致伤，张正福、潘祚林在打斗中受伤致死。戴文卫等亦各受伤逃散，王振友、殷恒文、徐子清行走落后，被局丁捉住关禁。林子成等考虑，开矿伊始，山羊司巡检刘礼仁（谱名刘现典，字厚庵）就不支持，估计是其蛊惑百姓围攻矿局闹事，此次出了命案，定有大的报复行动，遂将局内银钱衣物搬寄邻人陶承科家，林子成与其他随从及砂丁人等，均即逃避。十九日，白果坪关外一十九保半，共数百乡民聚集矿局，混乱中，局屋被焚毁并连累陶家。林子成遂将围攻九台山铜矿的“抢匪”，一纸诉状告上官府：“撞门入局抢去银钱衣物”，“是夜被匪等将局屋烧毁，并烧抢邻居陶承科，家开具失”。还开列抢匪谢加贵等28人犯名单。

湖北官厅“先经该州访闻，札饬山羊隘巡检刘礼仁，会同卫昌营白果坪外委陈先明，驰至弹压解散”，并捕监生戴文卫，民人谢加贵、王振友、殷恒文、黎占元、严其昌、林长宽等，饬发武昌府审办。因林子成逃避一直未归案，官司持续一年多时间。其间山羊司巡检刘礼仁积极应诉，呈述林子成私挖矿脉，致使灾害连年，百姓无法生存，杀死乡民两人等事实，还借用走马坪、白果坪一带民谣“天见林子成日月不明；地见林子成草木不生；人见林子成九死一生，皇帝见林子成位都坐不稳”，使官府感到事态严重。由于刘礼仁多次与处理该案的官员沟通，应诉得力，官司终于有了新的变化，湖广提督裕禄和湖北巡抚奎斌联名上书朝廷：“著令速将林朝登（林子成）及滋事砂丁人等一并交出，解鄂归案审办。至此案无干之人应请先行省释，其应行候质，各被证亦饬发回鹤峰州，取具的保，俟林朝登等到案，再行提集质讯，分别定拟，以昭核实，而免拖累。余分咨查，照外，谨合词恭摺具。”光绪皇帝于十三年（1887）十二月初十日御批准奏。最后矿局封闭，林朝登及滋事砂丁被通缉；所捕之人均释放回家，跨越三个年头的九台山铜矿官司落下帷幕②。

由于林子成因铜矿官司而避隐，随同林子成开铜矿的卢次伦毅然留在了湖南省石门县泥沙（即宜沙，也称宜市，今为壶瓶山镇），走上了引领湘北鄂西红茶生产的前台。卢次伦，谱名卢有庸，字万彝，号次伦，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上栅村（今属珠海市唐家湾镇）③，他于1888年开始连续两年在石门县宜市当地改制红茶，卖毛茶于汉口，获利颇丰；1890年春，他在宜市的松柏坪建成“泰和合”红茶号加工厂，在鹤峰、五峰、长阳、石门四县广设分庄，大量收购毛红茶，开启了鄂西湘北武陵山茶区红茶的精制加工，孕育出了“宜红茶”区域公共品牌［7］（一—三，P1—132）、［8］第五编《人物·卢次伦》，P619）。

1886年冬，林子成因铜矿事端，“身隐鱼墣”深山茶区，从此他专心改制、收购、贩运毛红茶。他还捐巨资，由当地绅士王润堂、褚铭三等在长阳县星岩坪（今属五峰采花乡管辖）的泗洋河上领修了裕安桥。桥头1890年所立贡生雷焕勋撰写碑文载：“广东林君，材长利济，身隐鱼墣……叹世途之太险，倡议维殷；恨乐输之无人，倾囊不吝。可知补天地之缺陷，削人间之不平，其素志也……度两岸之虹腰断者忽续，辟积年之鸟道险者顿夷……以及四方之行人莫不合手加额曰：此林君之功与德也。”④

民国十五年（1926）胡清濂《重修县志四区采访册》也载：“星岩坪产茶最多。前清道咸以前，茶只销行于附近无茶之乡，极远运出资丘、宜都而已。咸同而后中外通商，始有广东红茶客来五峰、长阳茶山办茶。首先来星岩坪者林君子成，首先招待林子成者，王君润堂。广东茶商号牌名太和合，林君为太和合总经理，出庄于王润堂处，年盛一年，虽逐年添来别号茶商，出庄各处，而来林子成处卖茶者独多。只以星岩坪王润堂宅前不远有溪河一条……林子成君既目击灭顶之惨，复虞商务妨碍，心焉惕之；爰商之王润堂、褚铭三、褚克恭、褚辅臣诸绅首，愿捐巨金，建修大桥，以利行人而垂久远。润堂君等喜，饬材鸠工，择两岸相距较狭、生成岩脚之处，监督建修，不数月，桥功成……桥落成，林王诸君互相道贺称谢，命名曰裕安桥。远近交通，其利甚溥，民到于今称之。桥成之年月日，邑贡生雷焕勋有记。”［9］（第二章《州县志摘录·长阳旧志摘录》P33—34）

林子成在鄂西宜昌府所辖的鹤峰、五峰、长阳等地传授红茶制作技艺，设庄贩运红茶，开启了武陵山区红茶生产的先河；引领卢次伦，创建“泰和合”红茶号工厂，进行毛红茶的精制加工，孕育出“宜红茶”品牌，让大山深处的茶叶变成了土家儿女的巨大财富；他出资修筑了武陵山茶区大量的骡马驮运大道，捐修裕安屋桥等，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方便了百姓；他开矿炼铜，对鄂西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林子成在武陵山茶区经办的件件实事及功绩清晰明了地展现了一位民族资本家的形象，无愧于茶界业内人士所称：林子成是宜红茶之父。

注释:

①据广东省珠海市姓氏家谱文化学者、珠海市历史名人研究会会员、徐润博物馆研究员郑少交介绍。

②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御批“湖北鹤峰州铜矿”官司奏折》。

③参见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上栅村村史馆收藏的2009年续修的《江门（新会）潮连卢鞭卢氏族谱》第九、十、十六册中的相关内容。

④今保存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星岩坪村裕安桥头，此为1890年所立“并寿河山”碑的部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