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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2021-11-04刘芝华

农业考古 2021年5期
关键词:清茶乾隆皇帝乾隆

刘芝华

所谓三清茶,是指用雪水烹煮梅花、松实、佛手,是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茶饮之一。对于三清茶的研究,要么集中于三清茶及其三清茶具的研究,要么在跟三清茶相关的重华宫茶宴研究中略有提及,却不是研究的重点①。前者的研究并未跳出作为茶饮的三清茶范围,未能深入挖掘三清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后者的研究没有意识到三清茶在重华宫茶宴形成定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乾隆朝三清茶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一、三清茶与茶瓯

三清茶最早见于御制诗,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是年,乾隆皇帝秋巡五台山,回程经定兴遇雪,于毡帐中以雪水烹煮三清茶,并作有《三清茶》一诗,云:

三清茶(以雪水沃梅花、松实、佛手啜之,名曰三清)

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辨鱼蟹,鼎烟迭生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馀,敲吟兴无竭[1](卷三十六,P163)。

这一《三清茶》诗频繁见于乾隆朝各类材质的茶具之上,主要有瓷器、漆器、玉器等(图1、图2、图3、图4)。同一年造办处档案称:

七月二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嘉窑青花白地人物撇口盅一件,随旧锦匣。传旨:著照此盅样,将里面底上改画带枝松、梅、佛手花纹,线上照里口一样,添如意云,中间要白地,盅外口并足上亦添如意云,中间亦要白地写御笔字。先做样呈览,准时交江西烧造。钦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木胎画蓝色如意云口足,中身写字盅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烧造,将盅上字著唐英分匀挪直,再按此盅的花样、诗字,照甘露瓶抹红颜色,亦烧造些。其蓝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蓝。红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盅底俱烧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方款,其款亦要随盅的颜色。钦此。[2](P239)

这是“三清茶”诗茶瓯的创始。

二、三清茶及其周边

如果只是乾隆皇帝一时的奇思异想,三清茶恐怕难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况且,三清茶本质上是一种果茶。果茶这一做法并非乾隆皇帝首创,早已有之,是普罗大众日常的茶饮之一。自明代饮茶方式实现了从点茶法向冲泡法的转变,明之后的饮茶方式基本上以冲泡法为主。明代的饮茶方式既有如文人般追求茶及水优化、精致化的品鉴方式,亦有为文人所不屑和诟病的果茶方式。就此而言,三清茶亦只是果茶的延续,乾隆皇帝为了附庸风雅,反而落入了俗套。但这是否意味着乾隆皇帝不熟悉文人的品茶之道?这倒未必。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茶饮的三清茶,是有季节性限制的,缘于三清茶是用雪水烹煮。雪水的特殊性让三清茶看起来非比寻常。雪水在乾隆皇帝提出的水质评价体系中代表了最佳的水。乾隆皇帝认为水的高下在于水质的轻重,为此,他曾特制银斗,通过称重的方式对天下名泉的水质作一比较,称:

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则较玉泉重二厘或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云寺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跸所至,命内侍精量而得者。然则无更轻于玉泉之水者乎?曰有。为何泉?曰非泉,乃雪水也。常收积素而烹之,较玉泉斗轻三厘。雪水不可恒得,则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3](卷五,P57)。

乾隆皇帝通过称重的方式将玉泉山水定为天下第一泉,并写下了《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有趣的是,乾隆在记中提到雪水比玉泉水更轻,那么按照乾隆的理论,雪水理所当然优于玉泉水,用雪水来烹煮三清茶,无疑更胜一筹。在雪水之外,乾隆皇帝亦用玉泉山水、伊逊水烹煮三清茶。乾隆十八年(1753),汪由敦在《恭和御制汲伊逊水烹茶再叠前韵》一诗中称:

秘制三清称绝品,竹炉风雅名高甚。佳泉往往天作合,相得益彰精鉴审。皇都玉泉塞伊逊,下泽蕴奇钟异禀。昆山村旁玉抵鹊,行汲寻常付厨廪。一从真赏达至尊,第一之名斯共稔。[4](卷二十一,P626)

无论是用玉泉山水,还是用伊逊水,二者在乾隆的水质评价体系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在水之外,三清茶除纯以梅花、松实、佛手冲泡之外,在御制诗中亦提到可以添加茶叶。如四十九年(1784),乾隆在御制诗中称“尚茶供三清(每龙井新茶贡到,内侍即烹试三清,以备尝新),不忍为沾唇”[5](卷三,P178),可见三清茶亦可添加龙井茶烹煮。龙井茶是清代贡茶品种之一,虽龙井茶在明代文人的品鉴体系中不是最好的茶叶,但也是名列前茅的好茶。

在茶、水之外,烹煮三清茶的茶具亦不容忽视,其中,以竹炉最具代表性。这里的竹炉特指无锡惠山寺听松庵的竹炉,乾隆皇帝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驻跸惠山寺之时,曾汲惠泉水,用竹炉煎茶并题诗,同时命人仿制竹炉(图5)。竹炉制成之时曾有题咏:

竹炉匪夏鼎,良工率能造。胡独称惠山,诗禅遗古调。腾声四百载,摩挲果精妙。陶土编细筠,规制偶仿效。水火坎离济,方圆乾坤肖。巨慕齐其名,聊亦从吾好。松风水月下,拟一安茶铫。独苦无多闲,隐被山僧笑。[6](卷二十六,P365)

除了仿制竹炉之外,乾隆皇帝更在玉泉山旁构建精舍二间,亦是仿照无锡惠山寺的竹炉山房,认为“惠山之竹炉茶舍可谓知茗饮之本焉”[3](卷五,P59)。所谓茗饮之本是指水之高下,乾隆皇帝认为如果不谈水之高下,而言其他,都是偏离了茗饮之本,称“不於水之甲乙,定茗之高下。虽摘婄点烹精其制,雨前雷后辨其时,北苑荆溪龙井天目别其地,踵事增华,议论滋繁,解渴悦性之道,逝其远矣”[3](卷五,P59)。显然,乾隆皇帝通过看似客观且科学的方式将玉泉水定为天下第一泉,并在山旁构建竹炉山房,用竹炉烹煮三清茶,自认为“知茗饮之本”。

由此观之,虽然作为果茶的三清茶为文人所不屑,但从乾隆皇帝对水以及茶的选择,甚至竹炉和竹炉山房的仿造来看,乾隆皇帝深谙文人的品茶之道。更甚者,乾隆皇帝在文人品茶之道的基础上,提出水之高下为“茗饮之本”,一改茶、水、器具并重的局面,将水的重要性提到至高点。这可能缘于水的不可复制性。在茶、水、器具三个要素中,茶可以通过传统贡物的方式获取,器具可以复制,唯独水是不可复制的,无形之中,水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乾隆皇帝通过提出一套看似客观且科学的标准来评价水的优劣的方式,将北京玉泉山水定为天下第一泉,从而奠定了北京玉泉山水的优势地位。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精舍竹炉皆可仿,而惠泉则不可仿。今不必仿而且有非惠泉之所能仿者焉”[3](卷五,P59)。这是指竹炉和竹炉山房可以仿制,惠山泉则不可仿制。但乾隆皇帝提出的评价水质优劣的方法,无疑突破性地解决了水之不可复制性所带来的限制性问题,从而实现了江南精致的品茶之道向北京转移的目的。当然,这一切的背后与乾隆皇帝的政治权力是息息相关的。汪由敦的和诗“一从真赏达至尊,第一之名斯共稔”,精妙地表达出这一层意思。

三、三清茶与重华宫联句

如果三清茶只是乾隆皇帝的个人行为,无伤大雅,但乾隆皇帝通过重华宫联句这一宴会活动,将这一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三清茶是如何跟重华宫联句结合在一起?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重华宫茶宴联句“溯自高宗纯皇帝乾隆八年癸亥以后,始岁御重华宫行之,后率用正月初吉(惟五十三年卜二月朔,待台湾红旗至也)。是宴也,例弗授觞,饬尚茶,以松实、梅英、佛手三种,沃雪烹茶,曰三清茶,布果饤合为席”[7](卷四十六,P363)。《国朝宫史续编》是嘉庆五年(1800)由大学士庆桂、王杰、董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奉旨编撰而成的。因此,《国朝宫史续编》对重华宫茶宴联句的记载存在着将一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简化成一既定的历史事实的可能性。譬如,《国朝宫史续编》将重华宫茶宴联句追溯到乾隆八年(1743),但乾隆皇帝写作“三清茶”的时间是在乾隆十一年,虽然无从确定三清茶最早出现的年代,但从“三清茶”御制诗频繁出现于各类材质的茶具之上,可以确切地说乾隆十一年是一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可见,重华宫联句与赐三清茶不是同步出现的。

《国朝宫史续编》将重华宫茶宴联句追溯到乾隆八年,可能跟乾隆皇帝在诗中的追溯有关。在跟重华宫联句相关的御制诗中,乾隆皇帝曾两次将重华宫联句分别追溯到乾隆十年(1745)、乾隆八年。第一次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华宫联句之时,乾隆皇帝在诗中注称“自乙丑年重华宫联句至今凡二十七度矣”[8](卷七十七,P367), 乙丑年为乾隆十年;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华宫联句之时,乾隆皇帝同样在诗中注称“历年联句不一其地,自癸亥年新正召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於此重华宫茶宴联句,至今岁甲寅已经四十二度矣”[5](卷八十五,P352), 癸亥年为乾隆八年。《国朝宫史续编》可能只是沿用了乾隆八年的说法。万红在《乾隆朝“新正茶宴”考释》一文中,曾质疑乾隆朝重华宫联句始于乾隆八年的说法,并认为乾隆八年联句的地点不在重华宫,而在同乐园[9](P137-144)。这是对史料误读的结果。万红一文将《国朝宫史续编》《养吉斋丛录》记载的嘉庆八年(1803)的事情误认为是乾隆八年的事情。且重华宫联句始于乾隆八年,得到另一史料的证实。重华宫联句早期的参加者汪由敦在乾隆八年参加联句之后作了一首诗《十一日重华宫元宵联句》,云:

阁道银潢界,封峦紫盖高。云生龙跃沼,天近鹤鸣皋。帝所身难到,词林宴许叨。舞呈千样锦,乐奏入琅璈。赋物徵佳节,联吟斗彩毫。归来开赐砚,犹自涌苍涛(是日各赐松花石砚一方)。[4](卷十一,P505)

此处的元宵联句就是御制诗收录的《元宵联句(浮圆子都人以元宵节食之遂名元宵)》[1](卷十二,P227)。因御制诗没有写明具体的联句时间,导致联句容易被误认为是在元宵节举行,现据汪由敦的诗,可知乾隆八年的重华宫联句是在正月十一日举行。

重华宫联句虽始于乾隆八年,但尚未形成定例。早期联句活动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人数等方面都没有固定下来。正如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对重华宫联句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所称“重华宫茶宴始于乾隆间,自正月初二至初十日,无定期,嘉庆间多以初二日举行,先是宴集赓吟,无定地,乾隆癸亥后皆在重华宫……初人数无定,大抵内直词臣居多……”[10](卷十三,P179)。其中,吴振棫认为乾隆八年之后的联句皆在重华宫举行,恐怕与事实不符。乾隆皇帝在五十九年之时将重华宫联句追溯到乾隆八年,并且统计了在重华宫联句的次数,称已达四十二次之多。陆燕贞在《清代重华宫茶宴联句》一文,列举了乾隆八年到嘉庆元年重华宫联句的情况,并统计出这一时间段重华宫联句的次数为四十四次[11](P107-113)。显然,陆燕贞对重华宫联句次数的统计是建立在乾隆皇帝自身的说法之上。但陆燕贞的列表仍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将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赐宴联句活动也纳入重华宫联句的范畴。如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十六日赐宴联句是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举行②,乾隆十九年(1754)、二十三年(1758)、二十四年(1759)的联句活动亦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③。其次,遗漏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紫光阁赐宴联句活动。据御制诗记载,四十二年的紫光阁赐宴联句活动是在重华宫举行的[8](卷四十一,P246)。本文在陆燕贞一文基础上,将乾隆朝可以确定的重华宫联句活动重新整理如下:

1.乾隆八年元宵联句;

2.乾隆十年重华宫赐宴联句;

3.乾隆十一年重华宫赐宴联句;

4.乾隆十二年爆竹联句;

5.乾隆十七年雪狮联句;

6.乾隆十八年新正咏雪联句;

7.乾隆二十一年立春日雪联句;

8.乾隆二十五年重华宫赐宴联句;

9.乾隆二十六年紫光阁落成联句;

10.乾隆二十七年玉盘联句;

11.乾隆二十八年岁朝图联句;

12.乾隆二十九年冰嬉联句;

13.乾隆三十年雪象联句;

14.乾隆三十一年玉盂联句;

15.乾隆三十二年立春日得幸祈谷礼成联句;

16.乾隆三十三年三清茶联句;

17.乾隆三十四年冰床联句;

18.乾隆三十五年玉瓮联句;

19.乾隆三十六年新正学诗堂联句;

20.乾隆三十七年耕织图联句;

21.乾隆三十八年重刻淳化阁帖颁赐群臣联句;

22.乾隆三十九年汇辑四库全书联句;

23.乾隆四十年天禄琳琅联句;

24.乾隆四十一年宁寿宫落成联句;

25.乾隆四十二年紫光阁赐宴联句;

26.乾隆四十五年四库全书荟要联句;

27.乾隆四十六年快雪堂帖联句;

28.乾隆四十七年月令七十二候联句;

29.乾隆四十八年职官表联句;

30.乾隆四十九年五经萃室联句;

31.乾隆五十年千叟宴联句;

32.乾隆五十一年五福五代堂联句;

33.乾隆五十二年开国方略书成联句;

34.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台湾联句;

35.乾隆五十四年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

36.乾隆五十五年八征耄念之宝联句;

37.乾隆五十六年洪范九五福之一曰寿联句;

38.乾隆五十七年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联句;

39.乾隆五十八年洪范九五福之三曰康宁联句;

40.乾隆五十九年洪范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联句;

41.乾隆六十年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

照重新整理的重华宫联句情况来看,截至乾隆五十九年止,在重华宫联句的次数为四十次,与乾隆在诗中统计的次数有两次之差。而且,从统计的情况来看,乾隆二十五年之后重华宫联句几乎年年都有,相对稳定,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定例。

而重华宫联句赐三清茶从什么时候始形成惯例?乾隆三十年(1765)重华宫联句,乾隆皇帝在诗中注称“重华宫曲宴用盒果杯茗,不赐酒,率成例事”[12](卷四十三,P7),明确地提出重华宫宴会不赐酒,赐三清茶。此后,从御制诗的记载来看,重华宫宴会几乎都以茶宴的字眼出现,除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是年为“小宴”[12](卷五十三,P143)。

在乾隆三十年之前,重华宫宴会亦有以茶宴字眼出现的,如乾隆二十八年 (1763)[12](卷二十七,P174)。但重华宫宴会赐三清茶始于何时?因三清茶诗写作于乾隆十一年,重华宫联句赐三清茶不会早于乾隆十一年。早期重华宫联句曾有两次提到三清茶,第一次是乾隆十八年(1753)新正咏雪联句,中有“竹炉烹三清”这一句诗[6](卷三十八,P95);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立春日雪联句,钱汝诚和诗中有“茶试三清扫后煎”[6](卷六十,P382)。而且当日乾隆皇帝在联句之后复作诗二首,其中一诗中称“茗果雅堪酬盛节,杯盘何必亟兹辰?悦心甘泽沾三白,坚齿生香试五辛”[6](卷六十,P382),明确地指出重华宫联句不赐酒,赐三清茶。

这两次重华宫联句赐三清茶都发生于乾隆皇帝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之后,而且“竹炉烹三清”中的“竹炉”亦是南巡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言,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驻跸惠山寺之时,曾用竹炉煎茶并命人仿制竹炉,携带回京。之后,乾隆皇帝于十八年第一次用竹炉烹三清茶,诗中称“惠山仿得竹炉成,腊雪嫌微未试烹。今日优沾方惬意,合寻韵事煮三清”[6](卷三十八,P90)。而且在同一年,“竹炉烹三清”也出现于重华宫联句中。这极有可能是重华宫联句宴会赐三清茶之始。

在赐三清茶之外,乾隆皇帝亦赏赐书有“三清茶”诗的茶瓯。乾隆皇帝在《题文徵明茶事图》之茶瓯中称“向以松实、梅英、佛手烹茶,因名三清。陶瓷瓯书诗并图其上,重华宫茶宴每以赐文臣也”[8](卷七十四,P322)。五十一年重华宫联句之后,乾隆皇帝复作诗二首,在诗中亦称“茗碗文房颁有例,浮香真不负三清(重华宫茶宴以梅花、松子、佛手用雪水烹之,即以御制三清诗茶碗并赐)”[5](卷十九,P31)。目前尚不清楚“三清茶”诗茶瓯的赏赐始于何时,估计与赐三清茶不是同时出现的,可能是乾隆后期的事。如陆锡熊在《乙未新正三日蒙恩召入重华宫茶宴恭纪四律》中的一诗注称“时饮三清茶,命即以茶盏颁赐”[13](卷七,P298)。乙未为乾隆四十年(1775),陆锡熊在乾隆四十年曾获颁赐的三清茶诗茶盏。赐“三清茶”诗茶瓯是重华宫联句赐物传统的一种延伸。重华宫联句赏赐的物品主要有如意、砚台、画轴④、荷包等等。如乾隆八年汪由敦参加重华宫联句,获赐松花石砚一方[4](卷十 一,P505)。

由此可见,重华宫联句活动赐三清茶极有可能发生于第一次南巡之后,此后渐渐形成定制。乾隆皇帝非常重视重华宫茶宴联句活动,在退位之后,仍令嘉庆皇帝将重华宫茶宴联句活动延续下去,正如他在嘉庆元年(1796)重华宫茶宴作诗称“是以新正仍于此庆岁,命子皇帝及廷臣等依例茶宴联句。予顾而乐之,亦文筵所罕觏。将来世世子孙即当遵为家法,新正撰吉於此授简赓吟,万年长如今日,岂非西清佳话,我国家吉祥盛事耶?”[14](卷一,P237)

乾隆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重华宫茶宴联句活动?清代君臣之间的联句活动肇始于康熙皇帝。据《国朝宫史续编》称:“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圣祖仁皇帝御乾清宫,开生平嘉宴俯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是为我朝君臣联句数典。厥后间奉举行,设宴或不一其地”[7](卷四十六,P363)。乾隆朝的重华宫联句活动延续了之前君臣之间联句的传统,但相对于之前的偶一为之,乾隆朝将这一活动定例化,并形成家法以承继之。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之前的联句活动,重华宫联句活动开创了新的传统,不赐酒,赐三清茶。这让重华宫联句活动独树一帜,可见三清茶在其间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亦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重华宫联句活动中得到体现,是年联句活动以三清茶为主题。

乾隆皇帝重视重华宫联句活动,不仅仅在于延续之前君臣之间的联句传统,而且在于充分意识到赐三清茶这一新开创的传统所蕴含的意义。如果说三清茶最初只是乾隆皇帝的个人行为,那么通过重华宫联句活动,乾隆皇帝将饮三清茶变为君臣之间共享的行为。三清茶不单单只是果茶而已,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关于三清茶意义的阐发,跟乾隆皇帝的第一次南巡密切相关。而重华宫联句活动赐三清茶亦可能发生于第一次南巡之后,恐怕不是巧合,而是乾隆皇帝有意识地将三清茶这一茶饮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通过重华宫联句活动传达开来。

四、结论

作为果茶的三清茶,如果不是跟乾隆皇帝扯上关系,估计在历史上会是另一番情形。作为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茶饮之一——三清茶,本质上是为文人所诟病的果茶,但这不代表乾隆皇帝不熟悉文人的品茶之道。相反,乾隆皇帝熟谙文人的品茶之道,加以运用并改造之,在水不可复制的情况下,提出水之高下为茗饮之本的观点,并通过称重的方式来评价水的优劣,奠定了北京玉泉山水作为天下第一泉的优势地位,最终实现了江南精致的品茶之道向北京转移的目的。乾隆皇帝进而将三清茶与重华宫联句活动相结合,不仅开创了新的传统,而且将三清茶这一茶饮行为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通过联句活动宣传开来。

注释:

①见扬之水《三清茶与三清茶瓯》,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3-257页;陆燕贞《清代重华宫茶宴联句》,见《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13页;万红《乾隆朝“新正茶宴”考释》,载《满语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7-144页。

②见《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1页:“乾隆十五年庚午正月庚申,上御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宴。”

③《清实录》第14册,第924页:“乾隆十九年甲戌正月丙寅,上御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侍郎及内廷翰林等宴,以冰灯联句”;《清实录》第16册,第14页:“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癸卯,上御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宴,以西山积雪联句”;《清实录》第16册,第381页:“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正月戊戌,上御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宴。”

④关于重华宫茶宴赐画的记载,可以参见吴雪杉《重华宫赐画:兼论古画中乾隆“五玺”全而〈石渠宝笈〉未著录的现象》,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1期,第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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