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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叶包装艺术解析*

2021-11-04康佳丽陈祖建

农业考古 2021年5期
关键词:茶叶

康佳丽 陈祖建 刘 颖

茶叶包装作为茶文化主要表征的一种物质展现,不但体现了我国商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大众消费倾向,更折射出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与艺术传统。可以说,对茶文化运用越深、越为独到的茶包装,越具有民族个性与世界性,其市场生命力也就越强。

一、中国古代茶叶包装艺术

茶,古作“荼”[1](P10),历经了药用、食用到品饮的利用过程,茶饮始于唐,故有言:“茶,始于唐,盛于宋,重于明”[2]。茶之形态有散茶(又称叶茶、雀舌等)、饼茶、末茶、茶膏之分,受社会形态、经济发展、品饮方式、制茶工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茶叶包装形式纷呈,已然形成了很完整的体系,无论是从材料、造型,还是色彩、结构,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历史价值。茶作为古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茶叶包装的形式与内容也愈发丰富多彩,不但承载了皇家贵族的审美情趣,也表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调,更侧面反映了民间生活的淳朴审美观与消费倾向,巧妙地将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形态有机融合起来。

二、中国古代茶叶包装艺术解析

(一)陶瓷制品——简朴与精致的协调之美

陶器自上古时代即已诞生,以泥条盘筑、拍打、拉坯成型开始,自然而然留下一些纹理或手造痕迹,呈现自然简朴的艺术风格[3]。到宋代,瓷器迅猛发展,故防潮防风性能更优,触感更佳的瓷质器皿深得人们喜爱,无论是散茶、饼茶、茶膏、末茶包装,均有瓷器的身影,加上匠人们的精心雕琢绘制,不乏精美绝伦的茶叶包装艺术品。可以说,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的茶叶包装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陶瓷器在古代最初用以贮藏各类食品酒水,由于其密封性能较好、体积较大,故也常作为茶叶的盛贮器与包装物,瓮罐瓶等器型较为常见[4]。譬如1990年,浙江省曾出土一只“青瓷印纹四系茶字袦”(图1),被认为是汉代民间的贮茶用具,该贮茶瓮内酱褐色胎质,外施黄褐色釉,腹部有菱纹、菱形填线纹组合的纹饰,既有汉代艺术的自然灵动,又有秦风的自然质朴,是将陶瓷器内在质地的简朴美与外在纹饰的精致美加以完善表达的精品。随着陶瓷器的工艺越加精进,包装手段也愈发精致,这在宋代散茶包装中表现尤为深刻。南宋诗人陆游曾诗注:“日铸贮以小瓶,蜡纸丹印封之。”[5]在宋代,日铸茶一般作贡茶,天子享用尚且如此,可见在宋人看来,瓷瓶包装是体面且能“防暑湿”的包装佳品,甚至到清朝,“小瓶蜡纸犹然”。宋代龙凤团茶天下闻名,后期以散茶为主,茗家无数,盛行的理学思想,在茶叶包装中也得以映射一二:譬如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宋代茶瓶(图2),寥寥数笔的刻画,却也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技巧,简约、端庄的形态透出的含蓄淡泊之美,无不表现出宋人内敛、朴实的审美情趣。对于大宗茶叶贮藏,陶瓷瓮更是不二之选,常常与其他辅料如竹叶、草木灰等配合以达到更好的贮藏效果。北宋创紫砂陶,至明清贮藏茶叶的紫砂茶叶罐得到广泛使用(图3)。明人高元濬在《茶乘》中提到:“藏茶莫美于沙瓶,若用饶器,恐易生润”[6](P286),此处“饶器”就是对饶州景德镇瓷器的俗称,表明在明后期紫砂藏茶已不鲜见,且已有紫砂藏茶优于陶瓷器的认知。到清朝,受西方文化影响,陶瓷器器型与纹饰呈现出了更为多元的审美趣味,西洋画的传入,也让陶瓷装饰有了新的面貌。如广东省博物馆藏的乾隆时期茶叶罐(见次页图4),艺术风格尤为强烈浓重,以大面积大红或麻色勾勒,吸收西洋图案的明暗画法,融汇外来艺术,极具时代特色。

(二)竹木制品——茶叶包装的自然之美

在工业尚不发达的古代,先人们运用智慧开发出天然的茶叶包装物,以竹制作的茶包装不但自然安全,还令人口齿留香。古代以竹、木枝节或根茎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茶叶包装物名目繁多,如匣、盒、箱、筒、笼等,多用于装饼茶、散茶,同时,竹叶也是古代常用的存茶物料。

我国对于竹材的应用自汉代即已相当纯熟[7],而竹器藏茶是在唐朝开始流行,以宋、明为盛,皇家贵族也多有使用,多以筒、笼的面貌出现。如宋徽宗为使茶叶“色常如新”,曾以“久竹漆器”缄藏焙好的茶叶[8](P33)。至于寻常 百 姓存茶,许次纾在《茶疏》中曾有所提及,一般用竹器(如竹筒)辅以大量竹叶储藏[9](P131)。但相对于竹筒,茶笼显得更为实用,因此,民间饼茶多采用茶笼(亦称“蒻笼”)包装:一般先裹以纸、箬叶或入囊作内包装,再置于笼内,置于高处。同时,有赖于民间匠人精湛的竹编技艺,使得贡品中也不乏竹茶笼的身影,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作贡品的龙凤团茶便是以圆形竹筐盛装。宋徽宗崇宁四年“茶贮以笼篰”(笼篰即竹笼和小竹篓)[10],郭印在《茶诗一首用南伯建除体》也写道:“满箧龙团重绝品”[11],《续茶经》也有将不入焙的茶叶密封在箬笼置于高处的记载[12](P211),由此可见竹器装茶在古代的普及程度。直至清朝,竹篓制品已成民众装茶首选,乃至明清茶叶商销也常以“茶篦”(即竹编茶篓)作茶马贸易中茶叶的计量单位[13]。

竹叶清香,以竹叶包裹饼茶也多有可见,体现了古人藏茶的大智慧,常辅以封题或棉麻线捆扎缠绕。譬如蔡襄提出“箬叶封裹”藏茶法[14](P31)。欧阳修也有诗云“香箬包裹封题斜”描述收到建安太守寄予茶叶的场景[15](P144),梅尧臣也在《吕晋叔著作遗新茶》诗中用“每饼包青箬, 红签缠素檾”来描述以竹叶包装饼茶的方式[16]。

相对于竹的灵活多变,木质装茶容器显得更为端庄,主要用于包装散茶,多以盒、箱、匣、奁为单位。战国以来,髹漆技艺日臻成熟,漆器以体轻、胎薄、坚固等特点脱颖而出,至宋,以漆为材料制作的茶奁日益成为流行,南宋陈著有《次韵鹿苑寺一览阁主岳松涧送茶》一诗, 其云:“鹿苑书束字字香, 满奁雀舌饷新茶”[17],同时据考古发掘表明,在宋墓出土的漆盒中同出有茶盏、茶瓶等茶具,由此可推断漆茶盒应是宋代的重要茶叶包装容器(图5)。漆器需要繁复的工艺制作,档次较高,因此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普通茶盒应更为普遍,如《曲洧旧闻》中提到范蜀公与友人外出同游,用小木盒子盛茶[1](P252)。木盒用作皇家进贡时,也常作为茶叶套盒包装,“圈以箬叶,内以黄斗,盛以花箱,护以重篚”,内外再以高档黄缎等相配[18](P317):如清代“菱角湾茶”,以银瓶装茶,外用木匣,高档精美(见次页图6)。

对于大宗茶叶运输而言,木箱是最好不过的包装物,一般用作外包装。如《茶务佥载》对此曾有详细记载,清代“凡造绿茶之箱,其板材宜用逾年之陈松杉,始不坏茶,并得以久贮[6](P1004),最后再在茶箱外面糊上花纸,加印牌号茶名。

(三)手工业制品——茶叶包装的工业艺术之美

随着先民们对养蚕缫丝、捻线织布、缝制技术等更高级手工技艺的掌握,袋囊作为茶叶包装也逐渐普及起来,无论是散茶还是饼茶都适宜。

“绛纱囊”(即红纱袋)是古代茶叶包装史中少见的一抹色彩,多见于宋代文人作品。如北宋黄庭坚曾在《阮郎归》提到先以箬叶裹茶,再用红纱囊精装的包装形式[19](P148)。若是贡茶或官家赏赐,一般是以黄绢为袋,如《霍山县志》就有载“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的记载[20](P213)。再如宋朝熙宁年间,双角团茶无论大小都以绯袋装,而御用之茶,则单独以黄袋包装[15](P76)。

宋代造纸业是古代造纸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虽“茶性畏纸”,但由于其便利易得,使得纸包茶成为除红纱、绢帛等织造物以外最普遍的茶叶包装之法。如白居易《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有以红纸包封新茶的记载[21],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也有过描写以白绢密封加三道泥印包装新茶的诗句[22](P228)。另外,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抚州有茶衫子纸,盖裹茶为名也。”[23]唐代饼茶为盛,所以这里的“茶衫子”极有可能是包裹饼茶的包装纸别称,同时尽管唐代陶瓷业兴盛,釉色绝美,但因为茶的形制关系,茶包装物仍以囊袋为主。《茶经》中亦有白厚剡藤纸包茶炙烤的记载,谓之“纸囊”[24](P22)。到清代,纸包茶依然得到沿用,如陆廷灿《续茶经》曰:“双井老人以青沙蜡纸裹细茶寄人,不过二两。”[25](P40)

(四)金属制品——奢华与实用兼修之美

唐人以制饼茶为主[1](P20),加之唐代盛世,崇尚金银,因此出现用金银铜(丝)等制作的茶笼、茶瓶等来盛放上等饼茶、散茶、末茶等。如《宋史·苏轼传》有载,宣仁后曾赐予苏轼以银盒包装的茶叶[26]。1998年福建邵武市黄涣墓出土的一件宋代银丝茶笼,精美至极,法门寺出土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飞鸿毯路纹银笼子”,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大约是盛茶饼用的”。再如广西博物馆藏的“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图7),四出莲瓣造型,盖面锤刻以衔草双凤纹为主体的凸花,边缘刻飞雁,腹下刻牡丹,圈足刻鸿雁,甚至足边沿都饰有莲瓣纹,精美富贵之极;鉴于此盒容量较大,推测是用来装茶饼或茶末的。金银贵重,常用来包装名茶,因此唐代张固在《幽闲鼓吹》中更是直接以“金铜茶笼子”指代名茶[27]。不过,金银装茶固然美妙绝伦,但毕竟寻常人家难以消受,一般也仅供宫廷或富贵人家使用,因此,以锡、铅等金属制作而成的茶叶包装物对于百姓而言更为实际。譬如冯可宾在《芥茶笺》一书中提到:“近有以夹口锡器贮茶者”[6](P502),表明在明末,锡罐开始作为贮茶器具,同时还提到锡器相对陶瓷器“更燥更密”,也更加坚固。程用宾撰的《茶录》一书中也提到:“盒,以锡为之,径三寸,高四寸,以贮茶时用也”[6](P332),也说明在明晚期锡制品藏茶越发风行,甚至有了更丰富的形态。清代学者震钧也曾说收藏的茶叶,以锡制容器最好,瓶口用纸封好,装在木箱,置于高处(见次页图8)。至于行商贸易,包装就严谨得多,清代“贩者用木箱,箱内锡皮,箱外箬皮蔑衣,不使通风走湿”,“其不及号者,箬皮大篓装”[28]。与此同时,清代《茶务佥载》也曾有清代以大铅罐作为茶叶贸易包装的记载。

三、结语

茶包装作为茶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不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生活形态、地域特点和文化思想,也对后世艺术审美以及包装物造型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茶叶包装精髓在经过时间的捶打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是简单的包装材料选择或造型设计,而是功能与审美和谐统一的丰富内涵的创造,使我们得以有机会重新审视茶叶包装本来的功能与属性,其丰富的面貌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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