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虎 李 珂

对于近代中俄茶叶贸易的兴盛，晋商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商是最早进入俄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商人群体，也是将茶叶等东方事物带到俄罗斯的文化媒介。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晋商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代表着中国商人的总体形象。正是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推动并维系着近代盛极一时的中俄茶叶贸易。关于这一话题，有丰富的俄语文献资料存世。近代以来，俄罗斯学者也就此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俄语文献资料和俄方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对中俄茶叶贸易与晋商这一问题做出俄罗斯学者视野下的初步探究，从而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期增进中俄两国的学术交流。

一、俄罗斯的晋商研究

早在沙俄时期，俄国学者就对中俄茶叶贸易进行过研究，代表成果如1892年苏伯金（А.П.Субботин）的《茶叶与茶叶贸易在俄罗斯和别的国家》（ЧайичайнаяторговлявРоссиии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1］。科尔萨克（А.К.Корсак）的《俄中商 贸 关 系 史 述》（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торговыхсношенийPоссиисКитаем）［2］一书内容尤为详尽，对中俄贸易所涉及的茶叶种类和交易年份进行了一一阐述，对晋商的身份特点也做了初步探究。该书中文版已于2010年问世［3］。

当今俄罗斯学界，通晓汉语和满语者当不在少数。随着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深入，成果颇为丰硕。关于晋商的研究，在俄罗斯多被归入“中国商人研究”和“中国侨民移民研究”范畴。如达秋升（В.Г.Дацышен）的《17-20世纪中国人在西伯利亚：迁移与适应问题》（КитайцывСибиривⅩⅦ-ⅩⅩвв:проблемымиграциииадаптации）［4］和拉林（А.Г.Ларин）的《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5］，即对晋商有所论及。后者中译本已于2017年出版［6］。彼得罗夫（А.И.Петров）的《1727—1917年在恰克图的中国人》（КитайцывКяхте,1727—1917гг）［7］则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叶列娜·西纳耶娃（Sinaeva Elena）。她曾在中国内蒙古师范大学留学，于2013年完成硕士毕业论文《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期中俄贸易中的晋商》［8］。西纳耶娃在俄罗斯学界系统阐释了晋商商帮（шаньсий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тва）的概念，并撰写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晋商与蒙古各旗贸易》（Хошунной торговлешаньсийскогокупечествавМонголии вовторойполовин-начале20вв.）［9］（P127-131）等相关论文。另一位有代表性的晋商研究者卡尔宾科(Е.В.Карпе-нко）则撰有《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在蒙古的贸易组织：基于满语资料撰写而成》（ОрганизациякитайскойторговливМонголии во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XIX-началеXX в.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ИРГО）［10］（P89-91）等论文。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万里茶路（Великий чайныйпуть）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些研究偏重于万里茶路的俄罗斯段，更注重挖掘俄国商人群体的作用，强调俄罗斯文化对万里茶路的影响。其中代表性论文有《中国、俄罗斯和蒙古的万里茶路是跨境旅游发展和繁荣的一个因素》（Великий чайныйпутьКитая,РоссиииМонголиикак факторразвитияипроцветания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готуризма）［11］（P34-41）和《万里茶路与地方认同的形成——以伊尔库茨克市、汉口市为例》（Великий чайный путь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лок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напримерегородовИркутскаи Ханькоу）［12］（P30）等。这些研究也注意到了中文材料的重要性，同样对中国商人的作用加以肯定。

二、俄罗斯茶叶的历史源流

茶叶最初如何传入俄罗斯，俄罗斯学界至今众说纷纭，有哥萨克从异域第一次接触到“神奇树叶”之说，亦有沙皇米哈伊尔从中国收到新奇礼物之说等等。总而言之，彼时俄国人将茶叶作为一种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东方事物来看待。俄罗斯人对茶叶的了解，始于17世纪上半叶。俄语中“茶”（чай）一词，最早见于17世纪中叶的医学文献，后被编入 《俄罗斯医学史相关文献》（МатериалахдляисториимедицинывРоссии）一书［13］（P788）。该书中首次出现了“草药茶”（травы чаю）和“煮茶叶”（вареноечаге）。这两个词与现代俄语中的“茶（чай）”相似，但有一定区别。俄罗斯人认为，“чаиo”和“чаге”这两个词起源于汉语北方方言中的“茶饮”和“茶叶”。发音的相似，证明了俄罗斯茶文化的源头与中国北方关系密切［14］。起初茶在俄国作为药用饮料而流行，茶叶被认为能保护人体免受污浊空气的损害，也可充当解酒的良药［15］（P7）。

清雍正五年（1727），清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界约》(Кяхтинскийдоговор)。该约第四条规定：“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16］（P13）当时中俄边境的口岸，有恰克图和尼布楚两处。其中，恰克图离沙俄帝国西伯利亚地区最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更近，交通更为便利。18世纪60年代以后，恰克图发展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而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帮，晋商就在恰克图开展商贸活动，将茶叶、丝绸、棉布和白糖等商品输入俄国，其中以茶叶最为重要。

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中俄商人共同开辟了这条福建-张家口-恰克图-莫斯科的万里茶路。后来这条路线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堡和黑海沿岸的敖德萨［17］（P94-98）。中国商人包揽万里茶路的南段（福建-恰克图），万里茶路的北段（恰克图-俄罗斯欧洲部分）则由西伯利亚的俄国商人走完。另外，彼时俄国著名的垄断公司俄美公司(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компания)也一度参与茶叶贸易。俄美公司不仅向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输送茶叶，还把茶叶贩卖到沙俄控制下的北美阿拉斯加。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加之阿拉斯加被出售给美国，俄美公司最终于1867年解散［18］（P59）。

18世纪以前，俄国的茶叶输入量极小，茶叶仅是供俄国上流社会享受的奢侈品。随着中俄贸易的兴起，中国商人带来了供应稳定的茶叶。茶叶逐渐成为俄国社会普遍的平民消费品，独特的俄罗斯茶文化随之产生。1762—1785年，平均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茶叶达3万普特（Пуд）①，18世纪末增长到每年近7万普特［19］（P38-39）。18世纪中叶，俄罗斯特有的茶炊（самовар）在著名冶金城市图拉（Тула）最早出现。1877年，第一家茶炊工厂在图拉注册成立。茶炊随即成为俄罗斯茶文化最具特色的象征之一［20］（P20-22）。

自1800年开始，俄国的茶叶进口量稳步增长，每20年增加一倍。据统计，1800—1850年，俄国茶叶进口量从每年7.5万普特增加到36万普特。沙皇政府担心贵金属流失，遂禁止以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尤其是茶叶。交易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俄国商人用毛皮、呢子、皮革和冶金产品换取中国商人的茶叶，交易的具体金额只能估测［19］（P41-43）。1840—1850年，茶叶约占俄国从中国货物进口总金额的95%，估计为每年500万-600万卢布。19世纪初，茶叶占全俄从境外进口商品总金额的4%；到19世纪末，其份额翻了一番，达到8%左右，这时全俄茶叶的进口金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酒类的进口金额［21］。

三、晋商与恰克图贸易

根据《恰克图界约》，恰克图城被划给沙俄，而在界河恰克图河对岸，中国另行建造买卖城（Маймайчен）（蒙古人称为“阿勒坦布拉格”）。恰克图河两岸实际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中俄边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也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社区。清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前往俄国境内的中国商人只能在恰克图城进行贸易。来到恰克图的中国商人以贩卖茶叶和收购毛皮的晋商为主，后来又有了一些来自甘肃、青海的回民商人，后者主要向俄国贩卖大黄。所以，晋商乃是俄国人最早接触到的中国移民。俄国方面，商人以来自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族商人为主，主要收购茶叶和贩卖毛皮。另外，恰克图还有德意志人、布哈拉穆斯林、犹太人、哥萨克人、流亡波兰人以及取道当地前往中国的西欧商人和传教士。多种多样的人口，在当地产生了独特的跨境互动与共存的经验［22］（P21）。

近年来，据俄罗斯学者纳姆萨拉耶夫娜(С.Б.Намсараева）考证，俄语中“买卖城”一词具有鲜明的中国血统，由“买卖”（Маймай）和“城市”(Чен）两个来自中文的单词组成；蒙古语的“商人”（наймачин）一词，也与“买卖”有关。来这里经商的晋商，为获得贸易许可证，固然须在乌尔加（乌兰巴托）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商业俄语培训。但在买卖城，商人们交流时实际使用一种汉语、俄语和蒙古语混合的贸易语言，其基本形式是汉语的语法结构填充俄语和蒙古语的词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买卖城方言”。虽然部分俄国人认为这种行为“野蛮地歪曲了俄语”，并因此感到愤慨，但出于实际需要，大量俄国商人还是使用这种方言［22］（P26）。从语言学上讲，买卖城方言显然是一种皮钦语（Pidgin）。这种语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持不同母语的种族在交流中发展出的，一般是出于贸易或者迁徙的需要，类似于近代中国上海的洋泾浜英语。

关于当地晋商的组织结构，俄罗斯学者卡尔宾卡指出：“传统上，山西商人进行大宗原材料交易。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清晰的组织结构，这使他们能够进行诚信的交易。所有的小书记员和大商人都属于晋商商帮。在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10］（P91）19世纪中叶的俄国学者科尔萨克则如此描述山西茶商：“茶叶是从福建省收购来的，但是收购的商人既不是在恰克图经营茶叶的商人本人，也不是他们在恰克图经营茶叶的忠实代理；这些商人把收购来的茶叶在张家口卖给有特权在恰克图和俄国商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们……山西商人听从俄国商人的建议，他们用木箱装运茶叶，箱子里面铺上黄色的中国造的纸。”［3］（P203-204）关于字号，彼时中俄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文化沟通上的误解。“这些字号正是公司或者铺子（中国人经营的公司）的招牌，通常带有某种吉祥之意或者只不过是表达了店铺主人的优点……我们（俄国）的商人们一开始不懂得中国人的这种习俗，误把铺子的字号当做铺子的掌柜或者伙计的名字，而后当成茶叶的名字去找。”［1］（P203）

近代俄国的茶叶来源主要有二：其一，从中国直接购买，通过陆上的万里茶路运来；其二，由西欧商人作为中介，从海路运来。当时俄国人普遍认为，通过陆路而来的茶叶质量更好。因此，对于山西商人诚信的品质，俄国人也颇为认同。19世纪中叶，俄国学者苏伯金在《茶叶与茶叶贸易在俄罗斯和别的国家》中记载：“居住在圣彼得堡的西伯利亚人发现了圣彼得堡茶叶的诸多疑点：不是普通形状的叶片，还掺有小木棍、灰尘和树皮渣，虽是微红但颜色深，并且有不好的气味……结果发现，这是从英国走私进来的茶。西伯利亚人凭自己的经验最终及时揭开了圣彼得堡茶的成分。”［1］（P212-213）苏伯金还说：“只有中国山西商人遵守诚信的传统，著名的晋商商号不会用劣质的茶叶冒充好茶。”［1］（P120）

四、晋商在蒙古的影响

俄国人不止关注晋商在中俄边境贸易中的作用，同样关注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叶，俄国学者科尔萨克就观察到：“在整个中国，与俄国商人有贸易特权的只有山西人。他们和蒙古相邻，很久之前就熟悉蒙古人，了解一些蒙古语言。相对于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居民来说，他们和俄国在恰克图贸易更为方便。”［3］（P219）除沙俄境内的恰克图，当时隶属中国版图的乌兰巴托也是重要的商贸中心，同样设有专门的买卖城。1870年， 俄 国 旅 行 家 罗 文 斯 基（П.А.Ровинскый）到访乌兰巴托，拜访了当地买卖城里的晋商。罗文斯基对当地晋商的生活状况和待客之道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乌兰巴托的买卖城与恰克图的买卖城并没有什么不同，整个城市遍布着狭窄的直条街道，每所房子里都有一家商店……在起居室里，在靠近后墙墙壁的地方有宽大的铺位（炕），这些炕是通过火炉从下方加热的……炕前面是一个带火盆的炉子，上面煮着泡茶用的水。您坐在炕上，拿起桌子上的茶碗，然后开始喝滚烫的没有味道的茶水；他们会给你一个棒棒糖，把它放入茶碗后，如果不加以搅拌，它不会很快融化，因此您首先要喝上面的不加糖的茶，然后剩下几乎一整个棒棒糖，但他们会为您添加更多的茶水……［23］

通过罗文斯基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后半叶中俄两国的茶文化差异。俄国人认为，中国茶叶“没有味道”，因为那时俄国人喝茶是把茶叶和水一起放入茶炊长时间加热，而中国人喝茶是冲泡的方式，所以沏出来的茶水不如俄国的茶水那样浓。至于“棒棒糖”，很有可能是卷在小木棍上的麦芽糖。中国人喝茶不加糖，这种“棒棒糖”应该是为照顾俄国人喝茶加糖的习惯而专门准备的。但“棒棒糖”不像西欧的方糖或者白砂糖易溶解，也不像俄国常用的黄冰糖可以在喝茶的时候含在嘴里。

19世纪末，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写道：“他们（指晋商）从买卖城采购所有的商品……蒙古人可以拿任何值钱的东西来换他们的商品，他们都会接收：无论是羊毛、头发或毛皮……”［24］（P104）当代俄罗斯学者卡尔宾卡指出：“直到19世纪下半叶，蒙古都是清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禁区……直到1860年，所有的内部和进出口贸易都由中国商人掌握。俄国与蒙古的贸易仅限于边境地区。在俄国商人抵达蒙古时，他们发现自己有两派中国竞争对手，一派是北京商人，一派是山西商人，而蒙古最大的商业公司是晋商开办的‘大盛魁’。”［10］(P90)

19世纪的俄国商人和学者普遍认为，从中国内地来的商人对蒙古进行了经济剥削。例如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旅行家别夫佐夫（М.В.Певцов）前往蒙古考察，他注意到：“蒙古人对在蒙古的中国贸易公司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残酷剥削了土著居民。”据别夫佐夫观察，为躲避在中国商人那里欠下的债务，一些蒙古人逃离原来居住的地方［25］(P93)。1892—1893年，波兹德涅耶夫在前往蒙古考察时观察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他们这一行俄国人欲购买羊肉，而羊群的蒙古主人欠了债，畜群被晋商商号大盛魁收走抵偿债务［24］（P407）。

19世纪的俄国人对蒙古的中国商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这其中有针对中国的傲慢和鄙视情绪，同样是出于竞争。一方面，沙皇俄国一直对蒙古进行渗透，想要铲除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如此，俄国人自然将中国摆在对立面，而将自己视为蒙古人的“救世主”，号称要为其驱逐中国的“压迫者”。

另一方面，沙俄对蒙古进行的是全方位渗透，除了在政治上拉拢蒙古上层脱离中国，在经济上更全力挤占晋商的位置。沙俄清楚地认识到，晋商在蒙古拥有经商的传统优势，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1860年以后，俄国商人才开始进入蒙古经商。长期以来俄国人认为自己在蒙古的贸易成本明显高于晋商，而且显然晋商更了解蒙古人的市场需求。直到1910年，俄国学者博戈列波夫（М.И.Боголепов）和索波列夫（М.Н.Соболев）仍呼吁“俄罗斯贸易要努力适应蒙古的要求和品味”［26］（P447、P154-155）。实际上，由于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早在19世纪中叶俄国商人早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比如从事小本生意可以免税，大宗贸易缴纳的税款也远远少于中国商人，这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于是在牲畜、毛皮等领域，俄商从晋商那里抢走了来自蒙古人的货源。在茶叶领域，1860年以后，俄商就打破了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直接前往中国内地收购茶叶，甚至在汉口开办制茶工厂压制砖茶。由于运输成本更加低廉，俄商在俄国市场乃至蒙古地区对晋商形成了有力的竞争［8］(P24-25)。

但与此同时，俄国学者和商人高度赞赏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认可中国商人在蒙古和中俄边贸经济中的作用［27］（P209-210）。20世纪初，俄国学者巴拉诺夫（И.II.Баранов）写道：“中国商人往往来自与蒙古接壤的中国北方省份，例如山西。通常，他们10至12岁时就来到蒙古，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为一家贸易公司（商号）无偿工作。做四五年的学徒之后，通过考核才成为雇员（伙计）。作为雇员，他们可以领薪水，偶尔可以探亲休假。再过一段时间，雇员赢得了雇主（东家）信任，成为股东。从那一刻起，他便可以参与公司的财务运营……在恰克图的俄罗斯商人说，中国公司的代表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在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他们通常在所有行动中表现出完全的团结。他们有这样一句谚语：‘许多人联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一把可以割断金属的利剑’（众人同心，其利断金）。”［28］（P9）中国商人典型的内部纪律，使中国的贸易公司保持着适度竞争，并在彼此之间建立了团结一致的关系。因此，即使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也能够生存下去，并成功地经营自己的生意［29］（P211）。

五、晋商与近代中俄贸易的兴衰

1860年，沙俄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可以自由前往中国境内经商，中国商人也获得了前往俄国经商的权利。彼时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拥有了一系列特权，缴纳税额远低于中国商人，这对中国商人而言是严重的不平等竞争［8］（P23-24）。由于沙俄当局的管理疏漏，俄国商人认为，自己在俄国国内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但是俄国商人很快就得到了平等竞争的权利。

1862年，俄国当局批准《关于东西伯利亚海关部门的体制和海关条例的规定》（Положениеоб устройстветам-оженнойчастиитаможенных правиJIВосточнойСибири）。1863年批准《贸易权和其他贸易及场所的关税条例》（Положениео пошлинах за право торговли и других промысловизаведений）。中国商人在俄国境内获得了商品销售权。与俄国城市居民不同，中国商人不受约束，即“无需租用商店，无需租用摊位，无需向国库或城市缴纳任何消费税”。俄国人抱怨道，在中国的俄国臣民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中国商人随身携带他们要出售的商品，尤其是各种类型和名称的茶、糖果和丝绸，更不用说生活用品、蔬菜、水果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了。他们把马车装得满满当当的，在城市广场上停下来出售给行人，或者将它们送到每家每户的房屋里。”有一些不允许销售的商品，中国商人也照卖不误，例如茶和糖。在当时沙俄的所有城市，进行茶叶和糖类贸易都需要有特许证书，俄国商人须遵守此规则。但是自1860年以来，该规则未适用于中国商人。1864年2月23日，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州（Троицкосавск）的俄国商人为此集体请愿。根据原有的关税条例第39条，沙俄当局制定了新的条款，针对中国商人的零售贸易制定了清单，开始征税［7］。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俄国商人可以通过请愿使沙俄当局考虑自己的利益，重新制定政策。而在同一时期，晋商赊销给部分俄商的茶叶被拖欠了高达62万两白银的货款后，清廷却对中国商人的利益未予重视和保护［31］(P254)。

根据《北京条约》规定，中俄边境两侧进行免税贸易的地点有50处之多。此外，沙俄当局在1861年7月26日颁布法令，将恰克图海关改为哨所，海关主体部分迁往伊尔库茨克。另一方面，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之间的海运不必再绕好望角，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导致陆路运输受到冲击。再者，大量俄国商人直接前往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和其他商品。恰克图和买卖城在中俄贸易中的重要性遂一落千丈，经此两地输入俄国的茶叶量急剧减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买卖城的商行数量先减少到30家（极盛时达120家），后减少为17家，1867年更减少到8家［30］(P16-17)。

沙俄驻天津领事斯卡奇科夫（К.Скачков）称，1876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尚为1050万卢布，与中俄之间的海上贸易总额大致相等。1875年，部分中国商人凭雄厚资本，在恰克图已跻身于特权商人阶层。亦有部分晋商在恰克图创建公司，并在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及俄国其他城市开设商店。有些俄国人指责中国商人不遵守法律、不办护照和商业执照。1888年，部分沙俄地方官员试图据此驱逐中国人。但沙俄当局下令，不可随意驱逐，须将案件调查清楚［7］。

根据沙俄帝国1897年人口普查显示，在俄华人共57459名，其中远东和西伯利亚有41112人［6］（P18）。总的来说，19世纪下半叶晋商在俄国和蒙古的贸易虽有所衰落，但尚能维持。以伊尔库茨克为例，该城是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也是沙俄海关总署所在地，依然对中国商人有吸引力。在20世纪初，伊尔库茨克仍有几十家中国商店，其中最大的7家中国公司也属晋商商号［7］。例如大川裕（Чуанюй）商号，不仅在恰克图和伊尔库茨克有业务，还曾在莫斯科最繁华的特维尔大街(ул.Тверская)开办东方奢侈品商店，出售茶叶、皮草和丝绸。

20世纪初，中俄边境局势越发紧张。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沙俄出兵侵华，俄国境内许多中国商人担心自身安全，纷纷经恰克图回国。到1901年8月18日，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伊尔库茨克仅剩5名中国人负责保管未售出的商品。局势稍显稳定，到1901年9月26日，又有40多名中国人返回伊尔库茨克。

随着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国内气氛再度紧张，多有中国人被怀疑是日本间谍，遭扣押和驱逐。大川裕的货运代理刘慈文（音译自Лю Цевин）即曾被沙俄当局扣押。1904年3月，商号老板王钦泰（音译自ВанЦиньТай）向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递交请愿书，请求释放刘慈文，并允许刘慈文“不受阻碍地继续前往莫斯科”［32］（P1）。同年4月10日，刘慈文获释，并获准前往莫斯科［32］（P2-6）。其他中国人则无此待遇。1905年1-5月，仅在赤塔就有17名中国人被沙俄当局逮捕，其中5人通过满洲口岸被驱逐回国，12名通过恰克图被驱逐回国［7］。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更有大批中国人被迫离开俄国。中俄贸易逐渐衰落，恰克图最终沦为破败的边陲小城。

六、余论

早在1896年，俄国人就在中国茶叶技师刘峻周的指导下试种茶叶成功。苏联时期，黑海沿岸广泛种植茶叶。20世纪50—70年代，苏联的茶叶种植达到高峰，产量可满足苏联国内需求的1/3到一半。其余茶叶最初购自中国，但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一市场份额后被印度和斯里兰卡取代。

据统计，2010年俄罗斯饮茶人口比例高达98%，每年人均茶叶消费量超过1.2千克，茶叶消费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仅次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茶叶进口量排名世界第一。俄罗斯的进口茶叶主要来自印度（约50%），其次是斯里兰卡（约20%），然后是中国、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33］（P729）。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期居于茶叶出口的主导地位。俄罗斯的茶叶消费也长期以中国茶叶为主。由于20世纪两国关系的动荡与变化，中国茶叶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才被其他国家所赶超。出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时至今日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中国茶叶才是最高档的茶叶，是馈赠亲友的上佳选择［34］。由此观之，中俄茶叶贸易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与中俄贸易的持续繁荣，相信未来中国商人可以重塑历史上晋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辉煌。

注释：

①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