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梦夏

学术界对谣言的研究主要分为“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类,分别强调促使谣言传播的内生性动力和谣言治理的外生性机制。在“需求侧”方面,遵循因果解释路径的学者要么关注谣言传播的人为因素,即“为什么传播”；要么聚焦谣言传播的技术规律,即“怎么传播”。其中,认为谣言形成简化、强化和同化三种变异规律的学术共识①,受到来自数字化具身传播的挑战。如在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有关病毒传播的网络谣言包括“散步也会感染新型肺炎”“毛衣更容易吸附病毒”等；关于人员隔离的谣言相较前者略少,包括“出门不带通行证送体育馆集中隔离”“北京常营建新冠肺炎隔离区”等。

这些现象表明,不同类型的谣言议题能各自不断演化、推陈出新是网络谣言变异的一种新常态。本文认为,造谣者制造出越多新谣言的议题,变异能力越强,以凸显该议题的重要性；反之低变异议题演化出的新谣言则较少。侧重谣言传播之前由何种人或技术决定的因果路径,无法对盛行于灾难、战争或不确定时期的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因其活跃度强弱所建构的社会叙事及其影响进行充分解释。目前鲜有学者深入讨论网络谣言变异的问题,即对“传播多少”的关注。

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爆发伊始,高度活跃的网络谣言及其变异由于对建构公共危机的爆发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值得关注。美国学者普利西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使用“爆发叙事”(the outbreak narrative)来描述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早期,由科学家、新闻报道和个体共同虚构建构的关于病毒传染所致的社会区隔与群体互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