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婉婷 马思思 马紫怡 吴梦娇 曹 丽

（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引言

2020年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新冠病毒扩散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染率高等特点，我国各级政府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了聚集性的活动，出行受限，导致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受到限制。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PPI数据显示，2020年初工业品需求低迷，2月份起PPI环比和同比进入下降区间。2020年第一季度，消费市场受到疫情明显冲击。疫情的暴发局限了居民的出行，各类消费市场也因此受到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多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市场主体加快复商复产，居民消费需求稳步释放。2020年第二季度市场销售降幅明显收窄，三季度增速首次转正，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疫情防控形势转好以来，消费市场复苏态势持续，城乡市场逐季复苏，商品零售接近上年规模，餐饮等服务消费持续恢复，线上新型消费模式加快发展，实体店消费明显改善，其中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带动下，2020年全年快递业务量超过830亿件，比上年增长超过30%。因此，居民的消费意愿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迎来相应的增长。由于新冠疫情，人们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人们会通过消费来补偿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种消费被称为补偿性消费（Gronmo，1988）。

在相关数据的支持下，我们相信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疫情后期补偿性消费是有规律可循的市场消费行为。因此，本文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补偿性消费的影响因素来对此类特殊时期的消费行为作出解释，以及期望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之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补偿性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对于疫情缓和后的补偿性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在再次面对如此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好地引导社会消费，帮助市场有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对社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规律和经验借鉴，此外，对于消费者个人而言，本文可以为如何进行特殊时期的理性健康的消费提供参考。本研究将从心理、人口统计变量、社会支持、外在因素等诸多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多方面进行探究。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补偿性消费（Compensatory consumption）最早是由Gronmo（1988）提出。该学者发现人们很多消费行为的产生是为了寻求现实与内心需求的一致，通过补偿性的消费来弥补现实与实际不一致的缺憾，从而提出了补偿性消费的概念。此外，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产生补偿性消费的根源。Deci和Ryan （2000） 在自我决定理论中提出，能力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自主需求（need for autonomy）、归属需求（need for relatedness）是人类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不同需求的缺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感知威胁，因此需要寻求补偿；郑晓莹和彭泗清（2014）提及对自身所处环境拥有控制感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控制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威胁感会激发补偿性消费行为，并将补偿性消费行为分为主动性和应对性。

在相关影响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在相应的研究中进行了探索。Xiaoying Zheng（2018）提出嫉妒是诱发补偿性消费的原因，通过补偿性消费来弥补心理落差，不同性质的嫉妒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良性的嫉妒会导致积极的结果，将良性的嫉妒解释为激励的力量，而消极的嫉妒心会导向非理智的消费结果；骆紫薇和陈斯允（2018）发现社会支持正向影响感知权力，而感知权力负向影响补偿性消费；柳武妹（2014）认为自由的缺乏会诱发补偿性消费，分为空间自由缺乏和选择自由缺乏，当这两类自由受到限制时，消费者的相应需求会受到限制；符婷婷和李雄（2019）发现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交网站使用成为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且映射现实生活，消费者通过模仿和追求达到自我满足和补偿；杨媛（2017）认为社交分享欲望会激发现实生活中的补偿性消费，不同的分享动机是激发不同类型的补偿性消费的动力。从人口统计变量角度看，魏瑾瑞和张睿凌（2011）在研究老年人口补偿性消费时发现老年人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时是属于不易产生补偿性消费行为的人群，但在老年群体内部补偿性消费需求随年龄增加缓慢上升，会受到政策、弥补年轻时缺憾、医疗保健、旅游需要等多方面的影响。此外，Banerjee等（2010）发现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更容易产生补偿性、炫耀性的消费行为。类似地，补偿性消费在性别上也有一定的区别，Helen R.Woodruffe（1997）从女性视角来进行研究，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产生补偿性消费。本文认为，对于补偿性消费行为的研究在社会实践中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推崇理性消费的现代社会，可持续长期释放的消费力量才是健康发展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胡建军（2020）提出理性对待“补偿性消费”，同时认为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的当下，对于消费者的心理修复还需要一个过程。

从上述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居民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因素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心理需求、突发事件的感知风险的能力、社会支持、社交媒体的外在作用五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补偿性消费欲望会更加强烈。基于女性消费市场相比男性消费市场来说会更加丰富多样，可选择更多；同时，基于社会传统现象，女性购物欲望会强于男性，因此在疫情期间没有被满足的购物欲望会产生疫情后期的补偿性消费。

假设2：青年人相比老年人和幼童，发生补偿性消费的机率更大。疫情严重期间，老年人可被压缩的消费空间较小，因此可释放的消费空间也有限，而幼童没有支持进行补偿性消费的经济能力，同时社会认知较低，对于消费没有太大的欲望。青年人的可被压缩消费空间大，社交丰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是补偿性消费的主力军。

假设3：月收入越高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收入较高的人，平常的物质生活已经较为丰富，物质需求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疫情严重期间被压抑的消费空间较小，则在疫情缓和后可释放的需求也不会太大。

假设4：受教育程度越高，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可能性越低（排除学生群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则看待消费的思维会更加理性，对于非理性的补偿性消费会比较慎重。

假设5：湖北省内地区的居民在疫情缓和后进行补偿性消费的可能性比湖北省外的居民高。作为疫情重灾区，居民基本无法正常出行，服务行业停摆，商店歇业，城市被封，居民的消费欲望被全面抑制；而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国家财政支持倾斜，逐步复工复产等因素影响下，消费者需求与社会支持相匹配的情况下，补偿性消费行为就会大范围出现。

假设6：使用社交媒体频率较高、喜欢阅读社交媒体消息并且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的人，会更加愿意进行补偿性消费。为了满足疫情严重期间无法出行的心理落差，同时满足自己的分享的欲望，并且对于他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感到羡慕，此类人会更加愿意进行补偿性消费。

假设7：社会支持较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进行补偿性消费的可能性更高。当地的复工复产和服务业恢复情况良好，以及政府对于促进消费的政策支持充分，会促使消费者更加愿意在疫情和缓后进行消费。

假设8：对于外部突发事件感知风险较强的人群，会更偏向于进行补偿性消费。出于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担忧会压制现阶段的消费欲望，等到后期疫情缓和后会进一步释放自我的消费欲望。

假设9：消费者面对疫情所持的心理状态越不稳定，即该类消费者易出现恐慌、焦虑等不良情绪或疫情对消费者的心理作用时间持续较长，其补偿性消费意愿越强。当消费者在疫情严重期间无法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时，往往更容易在疫情缓解时将压力转移至消费层面，即该类消费者更容易进行补偿性消费，也可以理解为人们的心理状态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压抑之后的释放与反弹。

假设10：受到家人消费支持的消费者会偏向于进行补偿性消费。疫情缓和后，受到家人的心理默示和外在支持的消费者，会更加愿意进行补偿性消费。

二、抽样及其特征

本次调研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761个人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692份，问卷有效率为91%，调研时间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通过列联表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情形下时，人们的补偿性消费行为发生意愿的频数分布情况。

样本特征如下：

第一，性别。由表1可知，女性在实际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的频率大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多进行补偿性消费；同性相比，男性进行补偿性消费频数远远小于没有补偿性消费的频数，女性相较来说差距较小，说明女性更多地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

第二，年龄。将被调查对象按“18岁以下、19～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56岁以上”将年龄分为六组。从表1中可以看出，未成年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明显较少，由于未成年人经济暂不自主，疫情后消费更受限；46岁以上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较少，该年龄段受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崇尚理智消费和节俭，所以较少进行补偿性消费。

第三，受教育程度。将被调查者学历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六个层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大学本科生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最大，在考虑到样本容量中大学生占比较大的基础上，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支配权力并且生存压力较小，在进行补偿性消费的条件中受限较少。

第四，月收入。将被调查者的收入分为0～2000元、2001～5000元、5001～10000元、10001元以上四个层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观察到月收入在0～2000元的人群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最大，该人群多为学生，作为生存压力较小的群体会更多进行心理上的消费；其次，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群进行补偿性消费的行为反而较少，这层人可能由于生活物资较丰裕或工作太忙而不需要进行补偿性消费。

第五，心理状态。将消费者受他人社交媒体刺激的程度分为“无感”“羡慕”“嫉妒”“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五个层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选择有羡慕和嫉妒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更多，而选择无感的人也存在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但相比较起来未进行的人更多。由于大部分人群消费具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疫情后并不会盲目因为他人社交媒体的分享而去盲目消费。

第六，外界政策刺激。考虑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后政府和商家提供了优惠券，因此外界政策刺激分为“有，使用过”“有，未使用过”“两者皆无”三种类型。从表1中可以看出，通过使用政府或商家发放的优惠券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最大，在未使用优惠券的情况下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的频数较小，故而外界政策的刺激对于消费者进行补偿性消费的影响较大。

表1 补偿性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列联表分析

第七，家庭影响。将家庭对消费者的消费态度分为了“支持”“反对”以及“不明确”三种层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父母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的频数最多，此外选择父母意见不明确的人数较多，并且该选项下未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的频数也较大，在父母意见不明确的情况下选择不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的频数较大，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后经济受到影响，大部分父母不提倡孩子进行补偿性消费。

第八，消费意愿。将是否有补偿性消费意愿设置了“有”“没有”两个选项。从表1中可以看出，有进行补偿性消费意愿的人的频数较大，并且占总人数将近二分之一的数量，但落实到实际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频数减少很多，可能是这些消费者碍于一些来自外界或个人的理由不进行补偿性消费。

第九，地理环境。我们将地理环境分为三个选项，分别是“湖北省外”“武汉市内”“武汉市外湖北省内”。由表1可以看出，在湖北省外的人进行和不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数比例相当，湖北省内武汉市外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也是占比各半，而武汉市内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频数明显较少，可能是因为武汉市在作为本次疫情受害最严重的地点，对群众具有较强的心理阴影，因此对于疫情警戒较强。

第十，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我们将其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分为“两三天一次”“一天多次”“一天一次”“一周或一周以上”四个选项。通过观察可以看出，使用社交媒体频率在一天多次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最大，频率在一周及一周以上的进行补偿性消费频数最小。

第十一，外部突发事件，我们用疫情发生时民众消费行为是否会受影响来判断外部突发事件对大家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并设置“是”和“否”两个选项。通关观察发现，将近78%的人认为受到了影响，并且受到影响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频数远远大于未受到影响的人。

第十二，疫情后心理影响持续时间。我们设置了“不清楚”“长”“短”三个选项，其中选择受影响时间长的人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人所占频数也最多，不清楚自己所受疫情影响时间长短的人不进行补偿性消费的频数更大，并且在全部受访人群中，疫情后心理影响持续时间长的人比重也是最大的，说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心理影响还是较大。

以上分析，初步解释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消费者补偿性消费的意愿。下面采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由上述联表分析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否成立。

三、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

（一）变量说明

“性别”为虚拟变量。1表示男性，0表示女性。

“年龄”为定序变量。0表示18岁以下，1表示19-25岁，2表示26-35岁，3表示36-45岁，4表示46-55岁，5表示56岁以上。“年龄”越大则变量的数值越大，为正向指标。

“职业”为虚拟变量。设置了技术型、管理型、创造型、自由独立型四个虚拟变量。

“月收入”为定序变量。收入越高则数值越大，正向指标。

“受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数值越大，正向指标。

“地理环境”为定序变量，所处地区在疫情严重时期风险越高则数值越小，为反向指标。“频率”为定序变量，疫情严重时期使用社交平台软件的频率越高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

“政策”为定序变量。疫情期间当地政府施行的消费政策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促进作用越大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

“外部突发事件”为定序变量。突发事件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越大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

“持续”为定序变量。疫情产生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心理作用时间越长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

“心理状态”为定序变量。消费者心理状态越稳定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

“嫉妒”为定序变量。他人的消费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刺激越大数值越大，正向指标。

“家庭影响”为定序变量。家人对消费者本身补偿性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越大则数值越小，反向指标。“行为”为虚拟变量。0表示有补偿性消费行为，1表示没有补偿性消费行为。“形式”为虚拟变量。设置了线上消费和线下消费两个虚拟变量。

（二）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表2的回归结果，对疫情后影响消费者补偿性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

表2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个人因素：性别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8.240（显著），说明女性消费者较男性消费者而言更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年龄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0.848（不显著），说明年龄大小不会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职业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2.093（显著），说明不同的职业会对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月收入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1.107（显著）；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0.766（显著）；地理环境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6.047（显著），说明所处地区在疫情严重时期风险越高，消费者在疫情缓解时的补偿性消费意愿越弱；消费者在疫情严重时期社交平台的使用频率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3.381（显著）；消费形式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3.352（显著），说明消费形式会对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社会因素：疫情缓解时期政府施行的促进消费政策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32.061（十分显著），说明施行促进消费的政策可以促进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外部突发事件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10.441（显著）。

心理因素：疫情产生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心理作用时间长短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1.806（显著）；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1.652（显著）；他人的消费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刺激（嫉妒）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12.441（显著），说明当消费者看到他人在疫情较为缓解时进行补偿性消费所产生的嫉妒会增强该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意愿。

家庭因素：家庭影响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影响Wald值为37.301（十分显著），家人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的支持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依据上述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和启示：

第一，男性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在补偿性消费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男性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在补偿性消费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男性消费者而言，女性消费者更容易出现补偿性消费行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女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出理性化和感性化、多样性和趋同性、独立性和被动性、情绪性和符号化、品牌化和网络化并存的群体性特征。由此可见，女性的消费行为更易受到外界与传统观念的影响。除此之外，当前部分女性的审美品味与消费态度发生了变化，使该类消费者更有可能出现功利性消费，这种消费类型也促使了女性消费者在疫情减缓时相比男性消费者更容易出现补偿性消费行为。

第二，年龄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尽管列联表分析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在疫情缓解时愿意进行补偿性消费的比重随之增加，但该结论并未得到logistic模型的显著支持，说明年龄并不是决定消费者是否进行补偿性消费的主因。此外，本文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观念通常认为低年龄的消费者难以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但在疫情减缓时实际结果却并非如此。

第三，消费者月收入越低补偿性消费意愿越强。月收入是消费者消费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月收入会对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月收入较高的群体，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中往往具有较强的支配权，因此该类消费者通常心理状态较为稳定，在疫情严重时期较少出现心理劣势和自我威胁的状态，所以在疫情缓解后，高收入消费者不会再通过补偿性消费行为进行心理补偿。相反，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较低，消费行为会受到很大限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封闭环境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心理劣势，从而相较于高收入群体更容易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消费者，越有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除低年龄儿童），该研究结果与石可（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推测其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在面临消费选择时往往更加理性，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消费者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财富或其他，较低水平的人会将较高水平的人的生活视为理想的状态并努力达到这一状态，这样便会产生炫耀性消费，从该层面而言也促进了疫情缓解时的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出现。

第五，消费者所处地区在疫情严重时期风险越低则补偿性消费意愿越强。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消费者所处地区在疫情严重时期的风险对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且消费者所处地区的风险等级越低，消费者出现补偿性消费的可能性越大。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疫情风险越大地区的消费者所面临的健康危险也越大，当疫情减缓后，该地区消费者面对疫情对其自身的健康威胁，使之大多数愿意将注意力投入自身的生命安全中。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且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而疫情威胁到了人们的安全需求，使大多数人的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无暇去满足自身的社会需求。

第六，消费者在疫情严重时期社交平台的使用频率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显著。疫情严重时期，大多数人难以出门，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能够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大大减少。据问卷调查得知，大部分人都承认当疫情来临时自己对社交平台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从列联表里得知，社交平台使用越频繁的消费者越有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该研究结果与郑晓莹、彭泗清和戴珊珊（2014）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补偿性消费是为了弥补由于比较产生的心理劣势和自我威胁，在人们利用社交平台获取外界信息时，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他人的消费情况，由此产生的对比使得大多数消费者更有可能通过补偿性消费行为来进行心理补偿。

第七，社会支持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十分显著。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在社会支持较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进行补偿性消费的可能性会更高。在疫情较为缓解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来促进消费，可以减缓疫情对大中小企业的冲击，有助于企业在经历疫情后较快恢复；同时，大多数商家面对消费者，也纷纷给出了相应的优惠措施，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由于在疫情严重期间各地停工停产，大多数家庭都面临收入减少问题，企业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商品的价格会有所下降，再加上相关的优惠措施，使得在疫情严重期间消费行为受到抑制的消费者有了消费的动力和支持，从而更有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

第八，外部突发事件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外部突发事件的刺激对消费者的补偿性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对于外部突发事件的刺激较为敏感的消费者更有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行为。众所周知，补偿性消费行为是指为了弥补某种心理缺失或自我威胁而发生的消费行为，它是一种心理需求满足替代的工具。面对外部突发事件反应更强烈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心理缺失或自我威胁，他们更容易综合突发事件对于公众的可控感，体现后果严重性的信息以及防范和救援的信息，从中感知风险的高低，因此该类人群更容易在面临外部突发事件时出现自尊威胁、控制感缺失和归属感缺失，从而造成补偿性消费行为的发生。

第九，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心理状态越不稳定的消费者越容易产生补偿性消费的倾向。据列联表分析可知，在疫情严重时期当看到他人的消费状况时，易出现嫉妒或羡慕的相关群体或疫情对该类群体的心理影响持续较长时间的消费者，对其他群体的补偿性消费意愿更强。说明在疫情严重期间，该类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受到压制，且他们无法提供其他渠道缓解自身的心理缺失，故在疫情缓解后相较他人而言拥有更强的补偿性消费倾向。

第十，家人对消费者进行补偿性消费所持态度对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影响十分显著。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家人的态度会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当消费者的家人对疫情缓解时的消费行为持支持态度时，消费者便更有可能进行补偿性消费；当消费者的家人持反对态度时，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不进行补偿性消费。我们推测由于疫情后部分家庭面临资金减少问题，因此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来改善生存现状，从而没有额外现金进行补偿性消费，便会对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除此之外，另一部分家庭是在疫情严重时期结束后仍有较多的资金，由于疫情的长期封锁难以接触外界环境，从而在疫情缓解时家庭成员在资金充足的条件下更愿意去接触外界事物，与朋友、家人等进行消费。故得出结论，家人在综合了疫情减缓时家庭整体情况后，对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三点不足之处：第一，在问卷调查中受时间、地点等因素影响，调查的人数以及样本的覆盖率不均匀，样本中学生的占比较高；第二，由于被调查人对保护隐私的心理影响，部分数据并没能够真实反映，造成抽样分析的结果可能出现一定的差错；第三，由于疫情反复，导致消费者群体对于疫情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从而造成其补偿性消费行为也会随着疫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反复，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造成了重大影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消费心理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应该通过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研究探讨带动消费的作用；在此次研究中，消费者补偿性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在疫情期间以及今后类似重大社会突发事件影响下调动消费者消费行为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