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新

粤剧戏船，即我们熟知的红船，是广府本地班即粤剧班的出行工具和居住之所，关系着戏剧史、船舶史、民俗史上的诸多问题。粤剧艺人自称红船子弟，近些年“红船”更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的招牌或符号，受到学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例如粤港澳多家博物馆制作了红船复原模型，(1)香港文化博物馆编：《粤剧服饰》，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5年，第63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博物馆编：《红船清扬 细说粤剧文化之美》，2016年，第38页。多家剧团编演过红船主题戏剧，广州珠江上设有供游人夜游的“粤剧红船”。然而由于史料缺乏，对于粤剧戏船的来源、形制，始见记载的时间、始称“红船”的时间与原因等重要问题却争论颇多，莫衷一是。本文试利用清代外销画等史料，对这些问题做出新探。

一、粤剧戏船来源诸说检讨

粤剧戏船的来源，研究者与粤剧艺人的说法纷纭；多部研究论著都罗列了这些说法，而不能决断。(2)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8年，第74-76页；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余勇：《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142-143页；黄伟：《广府戏班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9-92页。故在探讨粤剧戏船的来源前，有必要对现有众说做出检讨。

(一)“嘉庆年间水师提督巡河船”说

麦啸霞谓：“嘉庆十八年云台师巡抚江西始制红船于滕王阁下，最稳亦最速，为当时艨艟之冠，(见梁章钜《浪迹丛谈》)粤伶仿为之，仍沿用‘红船’之名，后人不知所本，乃误以‘红船’为戏船专有之名。”(3)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广东文物》1940年，第805页。此说不成立，原因有二。

第一，在《浪迹丛谈》“红船”篇中，看不到阮元(号云台)创制的红船与粤剧戏船存在任何直接关联，(4)(清)梁章钜：《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6页。“粤伶仿为之”云云，只是麦氏的猜测。

第二，粤剧戏船被描绘在外销画中。大英图书馆藏有以广东船舶为内容的外销画两套，是约嘉庆五至十年(1800-1805)间的作品，(5)Mildred Archer,India Office Library,Company Drawing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2,pp.253-259.王次澄等编著的《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6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刊载了这两套画，提供了详细信息并做了概述和初步考证。其中一幅即戏船画。画中戏船船头牌上写有“新新凤”三字(见彩图1)。清人颜嵩年《越台杂记》载：“闽中陈望坡司寇若霖，未第时，游粤不遇，落魄羊城，遂传食于戏船。时有土班‘新新凤’武生大眼珠者，异而饭之，留司会计，若淮阴之遇漂母也。”(6)(清)颜嵩年：《越台杂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2页。“寇”字此书中作“冠”，或是整理之误。陈望坡即陈若霖(1759-1832)，乾隆四十一年(1776)“读书会城九仙山馆”；四十八年(1783)“屡困童子试，而生计益绌，或劝改业治生”；五十年(1785)“十一月科试古学第一”；五十一年(1786)“以诗经举本省乡试第四十名”；五十二年(1787)会试中式第二十三名。(7)周和平主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74-576页。因此《越台杂记》所记陈未第落魄之时，应发生在约乾隆四十一至五十年(1776-1785)间，新新凤班所使用的戏船，也应至晚在此时便形成了如画中所示的独立船种，年代在阮元所创红船之先。(8)论者还常称船舶史专家田汝康持此说，乃讹传。此说最早见于黄滔《旧时粤剧戏班的红船》(《南国红豆》2000年第2、3期)一文。据此文，田氏只是确认清代有水师巡河红船，而未提及此船与粤剧红船是否有关系。而黄滔和其后的论者在引用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至误。

(二)“雍正朝红头船”说

黄滔《旧时粤剧戏班的红船》一文首列此说，被广泛引述，所据主要为《厦门志》。道光十九年刊《厦门志》卷五“商船”部分有相关记载。(9)凌翰等纂：《厦门志》，《中国方志丛书》第8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09页。此说也不成立。第一，虽然红头船和粤剧戏船俱属广东，但从《厦门志》及其中引述的《会典》《中枢政考》中，看不到二者有任何直接联系。第二，从《厦门志》可知，红头船为出洋商船，漆红的目的是要和其他省份的商船相区分；而粤剧戏船是主要航行于广府近地的河船，二者在功能和航程上大不相同。第三，粤剧戏船与红头船在形制上差异巨大，红头船为艚船，(10)艚船是所有运货帆船的总称，艚船是槽形之槽，非漕运之漕。“飘洋者曰白艚、乌艚，合铁力大木为之，形如槽然，故曰艚。”(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卷十八《舟语·战船》)详参谭玉华《岭海帆影：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广船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19页。底尖、体长、吃水较深，有较好的远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11)谭玉华：《岭海帆影：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广船研究》，第88页。粤剧戏船为平底浅船，吃水浅，适合内河航行。大英图书馆藏嘉庆初年船舶题材广州外销画中，除戏船外，也描绘了广东海运乌艚船(见彩图2)和白艚船。乌艚和白艚船头皆红，即红头船，其形制与彩图1所示粤剧戏船差异之巨，一望可知。(12)黄光武《红头船考源》一文对红头船的考证甚详，见《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113-125页。粤剧戏船的来源还有一说：“雍正皇帝曾到过福建泉州，召广东的戏班前去演戏，特派两只船来粤载运戏班人员，船被髹成红色，以便沿途官吏照顾，后来变为定式。”(刘国兴口述、卫恭整理：《粤剧史料之二：红船的来源和制度》，转引自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第75页。)无据，似由“红头船”说衍出。

(三)“紫洞艇”说

麦啸霞谓：“粤剧戏船初用画舫，曰紫洞艇者，取其稳定；后改为帆船，则欲其迅速也。”(13)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第805页。称初用紫洞艇，不知指何时，亦不知何据。周寿昌(1814-1884)道光二十六年(1846)南游岭南后称：“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缛，苏杭不及也。船式不一，总名为紫洞艇。”(14)(清)周寿昌：《周寿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33页。张心泰撰，光绪十年铅印的《粤游小志》写到：“河下紫洞艇，悉女闾也。艇有两层，谓之横楼。”(15)(清)张心泰：《粤游小志》，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231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333页。可知两层之紫洞艇又叫横楼。从彩图一可知，至晚到乾嘉之际，粤剧戏船已形成专门形制，而彩图一所在画册中还有一幅《横楼》(见彩图3)。两船被同时绘制在同一画册，说明此时二者泾渭分明。紫洞艇虽体大宽阔，但“舟底甚浅，上重下轻，偶遇风涛，动至危险，故每泊而不行”，(16)(清)丁仁长等纂：《番禺县续志》，《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23页。故并不适合赴四乡演出的戏班使用。

紫洞艇多用作高档妓船或游船，麦氏的观点也许是受艇上有歌女的影响。清人黄璞《珠江女儿行》称：“珠江有女舟为居……醉倚人肩香满席，摸鱼歌唱月中船”。(17)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页。周寿昌咏紫洞艇：“二八亚姑拍浪浮，十三妹仔学梳头。琵琶弹出酸心调，到处盲姑唱粤讴。”(18)(清)周寿昌：《周寿昌集》，第333页。可见紫洞艇上的妓女也是歌女，能够演唱粤讴、摸鱼歌等。这种情形使紫洞艇与演戏之船台略有相近，而与戏班赖以居住和出行的戏船相去甚远。

此外，还有明初“罪船”说。粤剧艺人靓少佳称，明太祖败陈友谅后，以红船载俘虏；粤伶地位低贱，故所居之船以罪船“红船”名之。(19)靓少佳：《人寿年第一班(上)》，《戏剧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红船用作罪船，清人俞樾已详考。从俞樾所引材料中可知，以红船为罪船，在明代仅是一种有争议的传说；如真的存在过，也只在成化朝之前。(20)(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82-783页。将此红船与清代的粤剧戏船牵连起来，实不知从何说起。

以上诸说中，“水师提督巡河船”“红头船”“罪船”等说法，致误的原因恰如麦啸霞自言：“乃误以‘红船’为戏船专有之名”，不知很多史料中的“红船”都与戏船无关；且掌握材料不充分，看到一条便当作最早，勉强将其中的红船认定为粤剧戏船的来源，未考虑此船与彼船在形制、功能上是否有联系。“紫洞艇”说则混淆了粤剧戏船和歌伎船。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红船”可指相当多的船种。它是驿递最常用之船。例如光绪十八年《嘉善县志》记载，嘉禾递运所“大红船每只大修，银二十两……下红船每只大修，银一十两。”(21)(清)顾福仁等纂：《嘉善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57页。红船也普遍用作救生船。例如道光二十一年阮元《仪征县沙漫洲岸迁建惠泽龙王庙碑》记载，仪征红船救溺公局的设立，使从瓜洲至金陵“节节皆有救生红船”。(22)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2页。红船也用作义渡船，例如同治《德化县志》载：“浔阳渡，在通津乡。向编渡夫。嘉庆十八年，抚藩臬道知府捐廉，除造办红船二只外，馀银三千三百两”。(23)(清)黄凤楼等纂：《德化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0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3页。红船也可指军用船。道光《重修仪征县志》“武备志”载：“总督耆英置造红船六只”。(24)(清)刘文淇、张安保等纂：《重修仪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红船还可指运盐船。例如《成化杭州府志》记载，两浙运盐使司批验所有运盐红船二十三只。(25)(明)陈让、夏时正等纂修：《成化杭州府志》第11册，卷十六，第31b页。这些方面，都大量见诸史籍记载，篇幅所限，不能详举。可见，绝非称红船的便与戏船有关。

二、粤剧戏船来源新证

粤剧戏船究竟来源何处？福建莆田戏船可作类比。乾隆二十七年(1762)立《志德碑》，详细记述了莆田戏船的情况：

……缘珠等各班，自备戏船一只，便于撑渡，贮戏箱行李。通班全年在船宿食，以船为家。因听雇溪船，每遇海坛雇运饷米，多有撑避。押运员目恐干稽延，遂勒珠等戏船接载，致珠等演毕夜半而回，觅船不见，通班宿食无门，在岸露处，惨莫尽言。珠等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将情佥叩署水师提督游宪辕，蒙批：“载运兵米，自应募雇民船。谋食戏船，奚堪勒载，致累营生，若果情实，赴海坛镇呈请饬禁可也。”四月初三日，匍叩海坛总镇府杨辕下，蒙批：“据呈，业另批饬，不许乘溪船躲避，混雇戏船，以误营生。但戏船应当分别有据，方无错误。”二十九日，具呈县主太老爷王台下，恳照珠等承管班名赐给据别。蒙批：“准给示饬禁，每班给示一张，在船为据，免致错误。”(26)杨榕：《明清福建民间戏曲碑刻考略》，《文献》2006年第3期。

可见，同粤剧戏船一样，莆田戏船同样被戏班用于贮戏箱行李、宿食和撑渡。其形制应与一般溪船差别不大，因此容易同其他溪船一样被强雇运兵米，得到县主的公文证明，才能免致误征。莆田老艺人王琛称：“旧时戏班都置或雇用一条溪船作为交通工具兼作住宿之处。一般的船上盖着三张篷子，被戏班雇用后，为了船的头舱要放置戏笼等物，而增加了一张篷子。四张篷子的溪船是戏船的特别标志。”(27)莆田县政协编：《莆田文史资料》第18辑，1993年，第160页。莆田戏船来源于普通溪船的情形清晰可见。

粤剧戏船同理，最初所用应为普通船舶，后根据戏班人数、物资、航路、演出地点等因素不断进行“戏班化”改造，最终形成专门船种。在大英图书馆藏嘉庆初年外销画中，包含大量与彩图1所示粤剧戏船形制近似的船舶。例如《谷船》(见彩图4)所绘为运谷之粮船。《始兴油船》(见彩图5)所绘为载油之船，始兴县位于广州府东北部。与此两幅所绘为货船不同，夜渡船(见彩图6)为客船，官船(见彩图7)即官员乘坐之船。此四船未见《粤海关志》的征税记载，(28)详参王次澄等编著：《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6册中此四幅画的题解。故都是内河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广东船舶的形制、名称虽然繁多，但其中有些同类船舶的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名称的不同和外部形制的某些差别，主要是因用途不同而改易。”(29)王次澄等编著：《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6册，第93页。这四种船正是如此，基本形制都是头低尾翘的平底浅船，根据不同功用设置了各自的桅、篷舱、橹等。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已指出官船与运粮漕船形制的大同小异：“凡今官坐船，其制尽同(漕船)，第窗户之间，宽其出径，加以精工彩饰而已。”(30)(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天工开物》，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第234-242页。粤剧戏船“船底设计是扁平的，方便在浅水河滩中行走，船的外形船头低，船尾高，故又有龙头凤尾之称”；(31)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3页。其形制与四船的近似从图像对比中也不难看出。而夜渡船连舱内设计都与粤剧戏船相似。夜渡船的“客舱是统舱，中间留有一条长的通道，船舱两侧分设上下两层木板床。下层紧贴甲板，铺宽两尺，一般人刚好‘镶嵌’在床上，几乎没有留下空余之地，游客可高枕无忧地睡觉。每张床铺都用木板相隔，亦可拆卸”。(32)朱惠勇：《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而粤剧戏船“除船舱的正中空出一条纵贯全舱，宽约二尺，名为‘沙街’的走道以外，两旁均密布铺位，各分上下二层，统称高低铺。”(33)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336页。可见二者的相似。

粤剧艺人刘国兴说：“光绪以前所用的戏船，都是普通货船，船身多髹黑色，故称‘黑船’”。(34)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第332页。他所称的“光绪以前”，应指咸丰四年(1854)粤伶李文茂(？-1858)起义后粤剧被禁这段时间，遭迫害的艺人为隐瞒身份，弃置正常戏船，改用普通货船。香港艺术馆藏有一幅名为《河畔戏棚》的外销画(见彩图8)。(35)编号AH1988.0043，布本油彩画，香港艺术馆网站称其创作时间为约1850年代，从风格分析推断，相信是19世纪之作。画中戏棚之后停靠的三艘戏船(见彩图9)为黑褐色，与普通货船(见彩图4、5)非常类似，应即此时期粤伶权且使用的黑船。戏班在不能使用戏船的情况下，用起了普通货船，也为粤剧戏船来源于普通客、货船增添了佐证。

研究者指出，珠江上这些常见客、货船的形制，“基本上是从明代创制的漕运用浅平底运粮船演变而来。”(36)王次澄等编著：《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6册，第92页。宋应星《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明代漕运浅船的产生与构造。书中称元代南方向京师运粮走海路，用遮洋海船，考虑航运安全，明永乐以后改走内河，用漕船。可知此漕船与粤剧戏船一样，为内河船。书中记载此漕船为平底浅船。船底或平或尖，关系船的吃水量，影响船适合何种水域，因此平底是此漕船与粤剧戏船的重要共同处。书中称“船尾下斜上者曰草鞋底”，“梢后隆起处，亦名舵楼”，(37)(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天工开物》，第234-242页。反映了此漕船后部翘起，头低尾翘的特点与粤剧戏船完全一致。书中记载的此漕船的尺寸也与粤剧戏船非常接近(详后)。

如前文所述，漕船的形制在明代便被官坐船普遍采纳，到清代更被各类内河客、货船借用。粤剧戏班的成员可达百人以上，加上诸多戏箱和生活用具，这种承载量大的客、货船正宜使用。至此得出结论：粤剧戏船是广府本地班即粤剧班，借用珠江上常见的头低尾翘、内河平底浅船，并不断进行“戏班化”改造而成的船种；这种船的形制，来源于创制于明永乐朝的漕运浅船。

三、始见记载、始称红船的时间

(一)粤剧戏船始见记载的时间

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举的徐振有一首《珠江竹枝词》：“歌伎盈盈半女郎，怪他装束类吴娘。琼华馆口船无数，一路风飘水粉香。”自注：“琼华会馆在太平门外，歌伎多舟居集此。”(38)(清)徐振：《四绘轩诗钞》艺海珠尘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李峄认为词中之船即粤剧戏船，(39)李峄：《广州也有琼花会馆》，《南国红豆》1994年第6期。黄伟则认为词中“写的是水上歌妓的生活情形，与戏班毫无关系”。(40)黄伟：《广府戏班史》，第85页。笔者发现李峄所据文献非徐振原作，而是梁九图(1816-1880)的《纪风七绝》。梁书中此词的注为：“琼华为梨园会馆，在太平门外，歌伎多舟居集此”，(41)(清)梁九图：《纪风七绝》，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507册，第166页。比原文多了“为梨园”三字。可知，“琼华为梨园会馆”盖梁九图而非徐振所处时代的情况。动摇了李峄所据关键证据的可靠性，则较容易判断词中之船如黄伟所言，为歌妓船而非戏船了。

乾隆元年至六年(1736-1741)任广东新会知县的王植写道：“余在新会，每公事稍暇，即闻锣鼓喧阗，问知城外河下，曰有戏船，即出示严禁……此风遂衰，戏船亦去。”(42)(清)徐栋：《牧令书辑要》，同治七年(1868)江苏官书局刊本，卷六，第22b页。他所禁之戏船是用来演戏之船台，还是供戏班出行和居住的粤剧戏船，学界也有争议。廖奔先生认为是“演戏场所”，(43)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一书也引之作为船台演出的例证，但都没有详细论证。(44)黄天骥、康保成主编：《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而研究广东戏曲史的论著多认为其即粤剧戏船。(45)黄伟：《广府戏班史》，第89页。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目前学界已利用的材料与笔者新发现的材料，包括清代官员奏折、清代外销画、晚清民国报刊、民国政府公文等文献、图像中，广府地区称“戏船”的都是后一种船，未见称“戏船”而用作舞台的。因此，粤剧戏船最早见诸乾隆元年至六年间的记载。

(二)粤剧戏船始称红船的时间

粤剧戏船又在何时开始被称作红船呢？或认为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所据为道光十年(1830)刊《佛山忠义乡志》载梁序镛《汾江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46)(清)吴荣光编：《佛山忠义乡志》，道光十年(1830)刻本，卷十一，第49b页。梁序镛，道光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岁，(47)(清)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39-240页。可推知他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这首竹枝词描述的大致是嘉道年间的情形。论者多认为此词是称粤剧戏船为红船的最早记载。禅山怡文堂道光十年(1830)刻《佛山街略》载：“琼花会馆，俱泊戏船。每逢天贶，各班集众酬恩，或三四班会同唱演，或七八班合演不等，极甚兴闹”，(48)《佛山街略》，道光十年(1830)刻本，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220册，第467页。似乎佐证了这一说法。李计筹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域”载“市桥渡头在琼馆下”，卷五“乡俗”载“优船聚于基头”，判断梁序镛提到的红船指戏船无疑。(49)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第74页。道光十年刻《佛山忠义乡志》的两处记载，见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220册，第202、230页。

然而，笔者仍认为此“红船”只是泛指船舶，并非特指某一船类。第一，清代文献均称粤剧戏船为“戏船”，粤剧戏船题材外销画也均以“戏船”为标题，没有一例称之为红船，连光绪朝的记载都找不到。可见，称粤剧戏船为红船应是很晚近的事；判断此嘉道时期的“红船”专指粤剧戏船不合情理，孤证不立。第二，如前文所述，红船可指诸多船种，在诗词中也十分常见，例如苏轼《瑞鹧鸪》“朱舰红船早满湖”，仲殊《诉衷情·寒食》“红船满湖歌吹”，詹正《齐天乐》“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王世贞《汉嘉竹枝词》“白塔红船归去晚”，乾隆帝《泛舟玉河至静明园》“绿香云里放红船”，等等。可见，在诗词中用红船泛指船舶极为常见。将此竹枝词中的红船做同样理解，完全可通：前来看戏的观众上“万人”，汇集于此的船定然极多，呈现出“一带红船泊晚沙”的画面。第三，《佛山街略》《佛山忠义乡志》称伶人之船为“戏船”“优船”，却不称“红船”，恰恰说明了当时不以“红船”专指戏船。

几位老艺人对此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谢醒伯、李少卓认为，红船的建立约在同治后期(约1870年代)。(50)谢醒伯、李少卓口述，彭芳记录整理：《清末民初粤剧史话》，转引自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0页。刘国兴认为“光绪十年(1884)，粤剧界已有专供戏班使用的特制的红船出现。自此以后，广州一带的戏班，即被称为‘红船班’”。(51)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第332页。新金山贞认为红船的出现当在八和会馆建立之后，(52)黎键：《香港粤剧口述史》，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3年，第18页。而“八和会馆很有可能建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53)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第76-77页。通观现有资料，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比较接近史实的，将粤剧戏船称作红船应是清末、甚至民国才有的事。

(三)粤剧戏船称“红船”的原因

粤剧戏船为何此时被称作红船呢？或称与“洪门会”有关，“红”与“洪”同音，隐含反清复明之意，李文茂起义时以红巾裹头，也是此意。(54)刘国兴口述、卫恭整理：《粤剧史料之二：红船的来源和制度》，转引自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第75页。此说显为附会，李文茂起义后，戏班改用黑船，而称戏船为红船是李去世约三、四十年后才有的事。陈非侬认为“红船涂上红色，无非是取其吉祥之意”，(55)陈非侬：《粤剧六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赖伯疆提到红色能够引起群众注意而前来看戏，(56)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但髹红的戏船早在乾嘉之际就已出现(见彩图1)，因此不能解释为何此时始称之为红船。

有些老艺人认为称戏船为红船，与李文茂起义后粤剧的被禁和复演有关。前文已引述刘国兴的说法，他称光绪以前粤剧戏班使用的是黑船，即普通黑色货船。谢醒伯、李少卓称李文茂抗清失败后，有些艺人隐姓埋名继续演出，带有地下活动的性质，故有人称其船为黑船。(57)谢醒伯、李少卓口述，彭芳记录整理：《清末民初粤剧史话》，转引自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0页。虽然对黑船的解释与刘不同，但也肯定了“黑船”时代的存在。香港艺术馆藏《河畔戏棚》外销画中，绘有三艘黑褐色戏船(见彩图8、9)。综合三则材料，我们相信粤剧史上的确存在过“黑船”时代。可知粤剧戏船始则用于乾隆至道光朝，咸丰四年后因粤剧被禁而停用，粤剧复演后的同光之际或更晚被重新使用。谢醒伯、李少卓认为此时称之为红船，含有为粤剧恢复名誉、披红庆贺之意，(58)谢醒伯、李少卓口述，彭芳记录整理：《清末民初粤剧史话》，转引自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0页。有一定合理性。但考虑如前文所述，红船一词在古代使用得非常普遍，可代指相当多的船种，还可泛指船舶，因此称作红船并不一定蕴涵多少荣誉、庆贺等特殊意味，或仅是在颜色上与其先黑船对比的结果。

四、粤剧戏船的形制

(一)粤剧戏船的尺寸

粤剧戏船的尺寸，共有四种说法。老艺人黄滔称长约25.3米，宽约3.3米；谢醒伯、李少卓称长20多米，宽约3米；刘国兴称长约19-19.3米，宽约5.3-5.7米；研究者黄伟认为长18米、宽4.5米左右比较合理。(59)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3-99页。综合起来，即粤剧戏船长和宽分别在18至25.3米和3至5.7米之间。如前文所述，粤剧戏船同珠江常见的客、货船一样，其形制是由明代漕运浅船演变而来，我们试以此为线索，探索粤剧戏船更准确的尺寸。

据《天工开物》记载，明初漕运浅船初创时底长五丈二尺，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也就是船长七丈一尺；船横向最长的使风梁(60)“树立中桅的梁。使风就是利用风力，扬帆行船”，见(明)宋应星著，曹小鸥注释《天工开物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尾注17。阔一丈四尺，即为船宽。(61)(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天工开物》，第234-242页。根据清代《漕运则例纂》，清初各省漕船大小不同，但原定漕船的基本船式，船长为七丈一尺，使风梁为一丈四尺，与明代相同。康熙二十一年(1682)题准“各省遵照”的新式漕船，虽然船底比之前更加平阔，但船长仍规定为七丈一尺，使风梁仍为一丈四尺，船身最大宽度为一丈四尺四寸。此最大宽度比使风梁多出四寸，应是加上使风梁两头正枋突出部分后，更精确的宽度。康熙二十六年湖广(今两湖)漕船加宽大，有十一、二丈者，雍正二年又规定江西、湖广两省的漕船以十丈为率，短不得过九丈。(62)(清)杨锡绂：《漕运则例纂》，清乾隆刻本，卷二，第37a至42b页。可见，在粤剧戏船始见记载的乾隆初年以前，清代漕船的长与宽除江西、湖广两省外，基本沿袭了明代尺寸，即长七丈一尺，宽一丈四尺四寸。明清营造尺每尺相当于31.1厘米，(63)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66页。即长约22.1米，宽约4.5米。而这一尺寸恰处于粤剧戏船长18至25.3米、宽3至5.7米两组数据比较中间的位置，特别是黄伟估算的粤剧戏船宽度与漕船恰好一致，显示了两船在尺寸上的一致性。《开工开物》称“苏、湖六郡运米，其船多过石瓮桥下”，(64)“江苏省的苏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后者即现在的吴兴县一带”；石瓮桥，即石拱桥。见(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天工开物》，第239页，脚注1、2。与粤剧戏船赴四乡演出，常要穿过桥洞的情况类似，也反映了明清漕船与粤剧戏船在大小上的近似。故我们乐于相信，长七丈一尺、宽一丈四尺四寸，即长约22.1米，宽约4.5米，是粤剧戏船更准确的尺寸。

(二)粤剧戏船的形制特点

当前学界及粤港澳多家博物馆，都研究了粤剧戏船的形制，试图制作复原模型。外销画为此问题提供了极佳资料，除彩图1所示大英图书馆藏戏船外销画外，我们再举两个例子。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Leiden Museum Volkenkunde)所藏外销画中，戏船立有双桅，桅杆的稳索、帆的缭索、双橹都清晰可见。船头牌中心竖栏书有戏班名“高天彩”三大字；中心横栏自右向左书有“利、名”二字；底部中间竖栏写有一“寿”字，三字都有吉祥寓意(见彩图10)。广州番禺宝墨园藏戏船题材外销画中，戏船立有桅杆一支，船的舵叶长条形，似未采用广船典型的“菱形开孔舵”(见彩图11)。(65)舵由横向舵柄、垂向舵柱与舵叶组成。舵叶又称舵扇、舵板，为舵的入水部分。广船常用的舵叶，其上开有一系列有规律的成排组的菱形开孔，被称为“菱形开孔舵”。详参谭玉华《岭海帆影：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广船研究》，第173-174页。

从外销画中可见，清乾隆朝以降，粤剧戏船的基本形制比较稳定，为头低尾翘的平底浅船，可不立桅，可单桅，可双桅，有支持桅杆的稳索，桅端有定风旗；船尾配有单橹或双橹；舵叶为长条形，是否为广船典型的“菱形开孔舵”存疑；船身上覆卷棚式竹篷而成船舱；船头另悬一竹篷，下置蓝色船头牌，牌上题有戏班名、表示吉利的文字等，牌后左右各有一戏箱；舷板侧设有栅栏，主要为红色，但也可间以其他颜色，上多饰太极图等；船梢也是红色，尾部可树红旗一面；船板、竹篷、桅、帆等其他部件，则并非红色。

外销画《河畔戏棚》中的三艘黑褐色戏船，形制与普通货船无异，反映了李文茂起义后“黑船”时代的情况。戏船经常要走河道浅滩，此画中立在船旁的篙，应是每个时期的粤剧戏船都必备的。粤剧老艺人口述的清末民国戏船的形制，与外销画所示大体一致。但他们所称的船体四周用红白漆绘成龙鳞形状，船头、船尾分别绘有龙和凤，并设有自卫用的土炮，前端的硬篷上搭有炮楼等等情况，(66)黄伟：《广府戏班史》，第93-99页。则不见于外销画。置炮、炮楼，乃清末民国社会动荡的产物，自不见于之前的戏船。其他方面的不同，应是粤剧戏船在清末民国时期，也许特别是粤剧复演后，弃“黑船”而重建“红船”时产生的新变。

结 语

至此，我们检讨了粤剧戏船来源诸说，指出现有说法或误以“红船”为粤剧戏船专有之名，或混淆粤剧戏船与歌伎船，都不能成立；“红船”在明清两代可指驿递船、救生船、义渡船、军用船、运盐船等相当多的船种，在诗词中则一般泛指船舶，绝非称红船的便与戏船有关。进而，考证了粤剧戏船的真正来源，指出广府本地班即粤剧班，借用珠江上常见的头低尾翘、内河平底浅船，并不断进行“戏班化”改造而成粤剧戏船；这种船的形制，来源于创制于明永乐朝的漕运船。接着，我们对粤剧戏船始见记载和始称红船的时间进行了考辨，指出粤剧戏船最早见诸乾隆初年记载，至清末民国才始称“红船”，或仅是在颜色上与其先“黑船”对比的结果。最后我们考证了粤剧戏船的基本形制：长约22.1米，宽约4.5米，为头低尾翘的平底浅船，其结构、部件的形制、颜色皆大致可考。

以上判断还能够为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佐证。例如粤剧的形成问题被学者称作一笔“糊涂账”：“如果把粤剧定义为‘广府大戏’，那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乾隆年间，而要是定义为‘用广州方言演唱的戏曲’，那粤剧的历史迄今还不到一百年。”(67)康保成：《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我们考察了自乾隆朝至清末民国粤剧戏船使用的持续性和形制的一致性，可见此历史阶段中粤伶群体的一脉相承，让我们更有理由把粤剧形成史至少上溯到乾隆初年。此外，我们从船舶史的角度，对粤剧戏船做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考察，追溯了其与明清珠江客货船、河运漕船的关系，从一个新的侧面把戏船与其乘载的粤伶、粤剧纳入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有助于理解粤剧形成和发展时的整体戏剧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