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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实践、传承者在非遗商业化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2021-11-02王历

文化遗产 2021年5期

王 历

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非遗公约”)以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保护保存框架。不过,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非遗保护法律框架基本从公法逻辑出发,动用国家行政工具进行保护、保存。而在私权利领域,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第44条的知识产权规则至今没有落实;另一方面,在“传统民间文艺”或“民俗”类非遗早已经通过其传承者的实践、进入商业化流通的前提下,关于非遗商业流通的限制、商业化之后的惠益分配等问题,也未能形成有针对性的、确切的法律制度。然而,正如苑利老师指出的“单纯的保护与传承对于遗产的所有者来说,缺少起码的原动力。”(1)苑利:《非遗的商业化经营路径分明》,《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8日第2 版。事实上,“唤醒保护非遗的社会意识”与“保障非遗财产权利的流转与实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命题。(2)赖继、张舫:《承人诉讼与权利入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私法基石》,《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换言之,非遗商业化流通制度,也是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工具。在商业化过程中,作为非遗保护公法行为的非遗“传承者”同时也扮演作为私权载体的非遗“实践者”的角色,其权利和义务也就同时具备公法目标和私法目标的双重性。本文尝试通过对非遗商业化相关的实体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梳理,发现现实中的非遗传承、实践者如何在其商业活动中实现这个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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