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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民歌春官说诗的当代流变*

2021-11-28

文化遗产 2021年5期
关键词:社火民俗创作

杨 田 高 乐

一、问题的提出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0日。。中国古代哲学观中,将神秘的自然规律概念化为“天道”,即自然之道,是代表古人宇宙观中最至高无上的道。由于当时人们受生产力所限,对自然的不可知产生了敬畏和崇拜之情,并将不可预知的自然赋予了神格化,因此最初的自然崇拜应运而生。主张“天人协调”的先秦哲学《周易大传》指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指统治者应掌握“天道”,根据四时季节变化引导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和谐状态。古代把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都叫做“社”,每年春节之后,都要祭祀土地神,以祈祷来年的丰收。而以稷为五谷之长祭祀,国家对“社稷”的祭祀是重要的农业祭祀盛典。作为农业开辟者的神农和后稷被后人奉为“农神”,可见当时国家对农本思想的重视。

《周礼·春官·叙官》中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2)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春官宗伯第三。。由此看来,春官宗伯是执掌国家礼仪的官员,春官所属的官职系统均为礼仪、礼乐、巫祝和祭祀之属。作为关陇民歌的春官说诗是民间教导农人气候节令以便适时耕作,不误农事的传统。结社的开始就是春官说诗咏唱的开端,也是祭祀土地神的仪式。春官在祭祀仪式中的领衔主导地位也是周礼文化春官祭祀的职责所在。不同的时代背景让“春官”的身份产生不同的社会意涵,春官表演实践是文化符号集合扩大的文本,人们根据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形成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进而巩固社会现实,强化社会意义。

从当前的民俗研究来看,对传统的研究分为“向后看”和“朝向当下”两种观点。前者以旧传统的保卫者自居,主张维护旧时传统民俗的纯粹面貌,关注遗物,是反对商业消费化传统的文化本质主义和“丧失性叙事”(narrative of entropic)的维护者(3)ジェームス·クリフォード:《文化の窮状-二十世紀の民族誌、文学、芸術》,人文書院,2003年,第29页。。而后者在“民俗主义”概念的启发与影响之下,开始重新审度如民间信仰、民歌传说和庙会节庆等传统型课题。“朝向当下”者认为传统民俗不应是过去的残留物,也不应纠结于所谓的民俗“本真性”而争论批评“伪民俗”与“泛民俗”概念(4)阿兰邓迪斯、周慧英译:《伪民俗的制造》,《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毕旭玲:《流动的日常生活—“新民俗”“泛民俗”和“伪民俗”的关系及其循环过程》,《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而应“将现实本身予以接纳,进而追问其意义”(5)[日]河耶真:《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18年,第233-243页。。事实上,传统民俗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静态均质的概念,而是受不同时代背景交接累叠的集体智慧结晶综合体的日常呈现。面对当代中国普遍的民俗旅游热所反映出的“民俗主义”现象,传统民俗被基于不同目的和意义的建构、筛选、重组并使其典型化。那么,笔者认为用发展的眼光脱离就传统而研究传统的桎梏,回归当下日常实践而重新审视新民俗的发展及其当代意义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以关陇民歌春官说诗为典型案例,结合相关民俗现象,探究在“民俗主义”视角之下传统民俗的传承、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对以下问题做初步探索性研究:一是分析作为传统民俗的春官说诗的内涵;二是剖析从传统民俗到当代民俗的变迁路径;三是探索在“民俗主义”启发下春官说诗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意义。

二、关陇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民间信仰研究

关陇民歌滥觞于北宋安定郡王赵德麟创始的鼓子词,以昆仑神话和泾河流域多元民间信仰传说为脚本、吸收宋元词牌名、令曲、民歌等小调演变而来的。笔者经过多年针对关陇民歌在关陇地区传唱的官方历史文献记录(体现秩序空间)、民间手稿(体现信仰边界)和表演道具开展较为系统的调查,尤其注重对关陇民歌蓝本民间神谱《老君传》和《泾川宝卷》的搜集和其他家族文本、道教神谱、家族记忆、碑铭石刻等材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将关陇民歌概括为三大系统:庙会神曲系统(春官诗及其仪式);祭祀傩戏系统(搬山戏、端公戏和喊牛唠唠)与多元神话系统(曲子戏、民歌和山梁走唱)。本研究从昆仑神话视域下关陇民歌的秩序和信仰研究模式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路径,以作为区域民间信仰的关陇民歌、民歌艺人、演唱团体、信众与庙会神职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调查区域内关陇民歌内涵在错落有序的庙会、仪式和信仰系统所塑造的区域互动网络、亲缘纽带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针对研究泾河流域春官诗庙会神曲祝祷系统及其演变。

利用SQL数据库和SQLyog软件协作构建完整的关陇民歌(Jingchuan_Folk_Song)数据库,抢救性整理保护散落民间、由后裔、个人或者庙宇保存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细致考察泾河流域民间信仰本土化的过程,以此构建关陇地区古丝绸之路沿线以女神为主的宗教信仰脉络,从而对研究对象的主体特征进行系统的把握。SQL数据库的可扩展性较高,可以用来解决高并发读写、大数据高效存储与分析等问题。在关陇民歌数据库中可以采用数据分析技术抢救性整理承载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史的口头传统——关陇民歌;运用探索性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从数据库中提炼信息,规律性整合关陇民歌所承载的信仰机制和组织结构,探索包含层级庙会春官诗所涵盖的祭祀曲、巫祝曲、神曲、游醮曲和昆仑神话叙事曲之下关陇民歌所承载的区域民间信仰的整体观和大局观。

三、春官说诗——从传统民俗到当代民俗的流动演变

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的研究性质主要是古代的(历史学角度),也是现代的(社会学角度),但其研究目的主要是现代的(6)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73-187页。。民俗学是“从历史出发的当代学”(7)[德]沃尔夫刚·卡舒巴:《面对历史转折的德国民俗学》,吴秀杰译,《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德国民俗学家莫泽提出“民俗主义”现象是对传统民俗研究的批评和反思,即“伪造的、二手民俗的传播演示”(8)Hans Moser,“Vom Folklorismus in unserer Zeit,”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no.58 (1962):185.。民俗主义是“民俗的适应、再生产和变迁的过程”(9)[德]古提斯·史密什:《民俗主义再检省》,宋颖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伴随着文化全球化和学术的转型,传统的文化习俗和意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形态和功能,“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且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10)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从民俗主义作为文化启发、批评之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民俗是如何流动演变成当代民俗的,从当下“新民俗”的形成与发展意义角度切入对春官说诗展演过程的探索。

(一)作为传统民俗的春官说诗

每年正月初三,陇东地区的传统习俗是要上供焚香把腊月二十三送回天上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接回来。寓意是来年庄稼五谷丰登。接神之后,社火队在“会长”的带领下,开始筹备:首先由村里的“阴阳先生”选定吉日社火开坛,通常从正月初六至初九开始,闹到正月二十三晚上“燎疳”。“燎疳”的“疳”被认为是不吉祥的瘟病,需要用火烧才能祛除,所以民间将过年积攒的葱蒜皮、纸糊灯笼、社火纸货,还有残破的扫把包着撕下来的对联,在自家院子中央点起一堆篝火全部烧掉。大人孩子从火堆上跨过来跳过去,象征病毒已经被消灭。

每年春节期间的社火队里,人们总是期盼找寻着春官的身影。惹人注目的春官手抡羽扇在锣鼓的配合下,触景生情,即兴创作各种各样的吉祥话,“走在(社火队)前列的春官,伶牙俐齿,腹有文采,能用方言俚语,诙谐而幽默地把吉言祥语脱口而出,见人说人、见景说景、遇物说物的话,那这支社火队可谓趾高气扬,扬眉吐气。家家酒菜香烟相迎,户户笑逐颜开欢送”(11)许建忠:《春之声》,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244页。。春官作为社火之“魂”,是社火队的代言人。所以当地人认为口齿麻利、才思敏捷的春官表演才是决定社火是否成功的关键。旧时帝制时期,聪明伶俐、能言善道的春官作为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存在,充当统治权威与乡民间的桥梁,挨家挨户为乡民送上“春贴”节气表(俗称“老黄历”),提醒农人莫误春耕。春官向农家送“春贴”这一表相之下其实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中华文明农耕传统。春官在不同的地方称呼也不一样,也叫“灯官”。相传,正月十五前后闹花灯的时候,一副县太爷模样的灯官,身边跟随着手持回避、肃静、国泰民安字眼灯的衙役,敲锣打鼓唱词祝祷老百姓五谷丰登、金榜题名、生意兴隆等等美好的祝愿。京剧《灯官报灯名》选段中报花灯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封相灯,七财子禄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十面埋伏灯”。平凉地区办社火的乡俗是办社火最少必须坚持三年,每年社火开坛春官先要到庙宇去敬香,说敬神的春官诗:

社火初三要出庄,忙到神坛来敬香;

一敬神坛香烟浓,百姓安康年又丰;

再敬神灵多保佑,家家康太子高就;

三敬神灵开鸿光,风调雨顺人安康。(12)引用崇信春官许建忠提供的春官诗。

在田野访谈中,笔者发现春官们最初的春官表演启蒙是出于儿时对走村串户“禳庄”村官的羡慕和向往(13)禳庄意为走乡串户祈祷消除村庄灾殃,保佑来年平安,五谷丰登。。在与甘肃平凉崇信县连续五年蝉联“春官赛诗会”一等奖的“春官达人”许建忠的访谈中他说道:

记忆中,春官是走在社火队伍头里面最神气的人物,他们唇齿生莲,心中有词的时候把手中的扇子一抡,锣鼓便戛然而止,一句吼破天的春诗高亢而出,紧跟着锣鼓‘咚咚嚓嚓嚓’一句春诗一阵锣鼓,他们见啥说啥,十分带劲。小时候为了听春官丢了弟弟;还有一次,我被尥蹶子的骡子踢翻,自己爬起来掸掸土继续跟着社火队伍走着听春官,直到现在以前的好多词我都记得……

社火进行到正月二十三要“卸将”。当晚社火队抬着大鼓先到村庙敬神,然后去每家每户敲锣打鼓转一圈,意在驱赶瘟神,以求吉祥、年岁太平。旧时,“会长”在社火开坛前,会命人制作代表文昌君神位,贴纸花、绣球、彩色飘带和绘有花纹图案的“万民伞”并焚香祝祷。众人在村庙祝祷进香后,“会长”将代表春官权力象征的羽扇交给当年的春官,并且用一条红绸布斜搭在春官肩上。这个仪式是给春官“披红”,掌伞人将伞打在春官头顶,以示对春官的恭迎和尊崇。春官触景生情,在锣鼓“咚咚嚓嚓嚓”地配合下,手扬羽扇说:

爆竹传讯老会长,就说春官来降香。(14)“降香”的意思是焚香祈祷的意思。

一来降香求安泰,二来上香祈吉祥。(15)许建忠:《春之声》,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降香仪式由春官领衔,会长及全体人员、善男信女到村庙中给玉皇、观音、山神老爷、土地爷、牛王、马王等众神焚香、化黄、鸣炮,祈求神灵保佑平安吉祥。春官根据所在村庙供奉的神灵有针对性地说词祝祷,比如在供奉雷神的庙里春官就说:

雷祖至上为尊王,雷声分班扶玉皇。

雷部奉行玉帝命,雷电闪出放毫光。

雷雨洒时天地泰,雷风吹动万民康。

雷法号令敕三界,雷霆帅将赴道场。(16)引用泾川春官胡旭升提供的春官诗。

春官说诗作为口承民间艺术,在即时表演创作中是从表演者自有地方知识体系“方程化”输出的口头文本,将知识汇聚成书面文本,就连春官诗的产生也是研究文本(17)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139页。。春官说诗是作为结果而输出的表征文本,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本相(18)Morton Bloomfield,“Allegory as Interpretation”,New Literary History,no.3(1972):303.。有别于历史上春官祈福和劝课农桑的具体职能,极具时代特点的当代春官表演是陇东口承艺术的社会表相体现,从祭祀仪式中春官作为主祭祀的角色来看,春官表演背后历时积累的道教民间信仰力量才是春官诗创作原动力的事实本相。春官说诗的题材广泛,在春节期间社火队走街串巷的表演中,更是将其即时性创作表演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唯独在社火开坛的降香仪式上,春官对于神灵的祝祷词是不可以随意发挥的,不同的神灵有对应的祝祷词。祝祷仪式的表征背后,隐藏着春官在古代作为执掌国家祭祀礼仪巫祝职能的遗留本相。春官诗蓝本是源于庙里名为《老君传》的手抄经书。在田野调查中得知经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神灵的祝祷经文,经文在民间传抄,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仅有的经文片段中描写太上四海龙王的经文是:

五雷各部众尊神,方域上下显威灵。

传的五湖并四海,道法周流统乾坤。

关于九天圣母的经文是:

九天圣母镇乾坤,皇王有道香火盛。

风调雨顺保万民,国泰民安万年春。(19)2020年,笔者在名为“泾川非遗文化春官诗创作交流群”的微信群参与观察中得知。

从流传经文片段的程式来看,与当代春官诗的形式相似,都是七言,押尾韵。现代春官诗的口传创作也是沿袭传统的经文结构来即兴填充的。无论填塞的创作内容如何变化,其结构不变。春官诗的传承性体现在对传统民间信仰观念和口传文本结构的传承。在此基础之上,形形色色的春官依个人主观而创作演绎。春官诗除传统的进庙敬神有固定的传统说词外,依情境而变化,随机应变见啥说啥,有时取材历史古典,有时引用寓言故事,也有反映民情风俗,大多语言比较朴素,逢年过节起到祝福吉祥,营造欢乐气氛,教化乡民的作用。即时的口头文本创作表演与观众瞬时性记忆和感官触动产生共鸣。在同一情境下,春官即时的创作表达具有临时的权威性,也因其在社火队中“代言人”的重要角色具有不可取代的主导地位而在其表演过程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主观性。这点明显体现在春官游街的过程中挨家挨户报春的春官诗创作中。

在接神的仪式中,春官担任着率领社火队主持祭祀的角色,他与道教中祭灶、送灶、神茶礼仪式中的高道是同样的角色。仪式背后也凸显出春官的巫祝祭祀职能是历代的沿袭,春官具有明显的民间信仰职能。仪式结束后,社火队伍集结完成从村庙出发,由春官打头阵,掌伞人锣鼓队伍紧跟其后,带领着装扮成各路神仙的社火队员:有秦琼、敬德、黑虎灵官、关公、杨门女将、旱船、狮子、舞龙等等,每个村庄扮演的神仙都有所不同。社火队从本庄各家各户开始,挨家挨户地送吉祥,说吉利话。当然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春官所完成的。在理想的状态下,春官所到之处的商店门市都会因春官上门报春而欢喜接待。但是也会有些商铺不理会上门的春官,使得场面些许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春官们一般会以幽默的话语来缓解尴尬的情景,他们各异的处理方式极具个人主观性,但是不能打破春官说吉言的原则,可用平和委婉的词语,不可言辞尖苛,就事论景随口吟来,然后就此作罢,不可破坏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例如:

财神路过你门庭,不接财神理不通。

要想生意更兴隆,财神喜神接进门。(20)引用泾川县丰台乡西头王村尚家庄春官尚建旭提供的春官诗。

(二)新民俗的演变:口承文本的累叠与集体智慧的结晶

根据笔者的田野考证,陇东春官说诗最早起源于以《老君传》为蓝本的民间信仰经书的祝祷词,再后来演变发展到旧时官方组织能说会道之人到农家教授节气和务农的知识,以帮助农人不误农时,来年取得粮食大丰收。随着春官诗的发展与演变,其表演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了。春官的职能从敬神祈福到原本官方赋予的功能性使命逐渐演变成了民间娱乐与狂欢表演。现代春官诗的创作内容是基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是当今社会“现在进行时”的反映。在传承的过程中,春官诗的话语体系不断地依历史、文化等现实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自我调适、更新和变异;也会因为春官个人的创作风格将作品引导至新的方向。就连同一个春官诉说同一件事物的时候,每次也都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表演。提出“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的洛德在讨论每次表演中创作的文本时提出:每次表演都是一次对特指的一首歌的创作(The Specific Song),而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首普通、笼统的歌(The General Song)。而我们所正在聆听的就是这一首歌(The Song)(21)Lord Albert Bates,The singer of tal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101.。这是因为创作中表演的过程又是一次新的创作。尽管存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春官们在其每次的表演中很少意识到自己吟咏同一事物时创作的春官诗都会有所变异。春官诗的即兴创作不是机械的记忆,是依照传统沿袭而对民间氛围和文化底蕴把握的输出文本。

通过特定区域“正在发生”的社会表相,春官诗呈现人群活动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意涵。在访谈中,春官们表示自己对春官诗的创作更像是用顺口溜的形式,在自己表演创作的知识储备库中提取词汇“见啥说啥”。这样的能力来源于春官个人因长期对春官诗说辞的积累而体现的即兴创作。而且由于春官个人的文化程度和应变能力不同,对于同一事物的吟咏与即兴创作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2019年泾川县春官大赛第一名的春官胡旭升表示:“简单的四句话要从大场景转换到小场景,对语言的选择要根据所在的情景创作,用词要有一定的储备,以便切合表语形式来选择,我在比赛的时候就会切合当代党的政策宣扬中国特色,我在村子里就用简朴的语言夸一夸农村生活,意境是不同的。”(2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泾川县春官大赛第一名的春官胡旭生,46岁;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4日;访谈方式:微信与电话。

有别于强调格式和韵律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带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春官诗的内容来源于“前院骡子后院牛,五谷丰登粮满仓”传统的农耕生活(23)甘肃泾川春官赵小明的即兴创作。。春官诗里夹杂着大量的口语方言,听起来通俗易懂。春官边走边说的表演方式是流动的舞台展演。其瞬间、即时性地表演方式决定了创作内容具有临时性的非固化结构。春官表演是文化符号集合扩大的文本,人们根据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形成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进而巩固社会现实,不断地强化社会意义。春官表演文本以口传的形式表现在即时性创作的展演中。每年社火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春官表演水准也不尽相同。有的照本宣科,有的背诵台词,有的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春官的表演行为在人们心中产生了特定意义的实践。春官应景的即兴创作、幽默的表演方式和每到春节时前呼后拥、热闹非凡的景象被人们认知与观看,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心中透过春官送吉祥的社会表相,而产生的社会认同与情感共鸣。观众因春官所操的熟悉的方言表达和共情共景的日常生活创作内容而联结。

而在具体的报灯过程中,春官是根据现场情景和农户家的所见所感即兴发挥。当社火队进入农家院之后,春官首先发声:

你家庄子修得好,房子上的灵芝草。

灵芝草,一根线,幸福生活万万年。

再比如:

春官进院抬头望,这一家子富贵样。

天天都有财源降,牛下麒麟猪下象。(24)来源于泾川春官赵小明和丰台镇春官巨伟提供的春官诗。

农户喜笑盈盈地把春官迎进家门,奉上烟酒图个吉利,希望依春官的吉言来年五谷丰登。随着社火队的行进,从乡村移动到了城镇街道。场景的转换,春官表演与创作的语境感官也随之变化。面对春官视觉所到之处的既视感,吟咏创作的题材骤然增加。春官对街道上各行各业大到政府机关、医院学校、购物广场,小到书店杂货、饭馆理发店和地摊进行赞颂,用真情实感传达对美好事物热情地鼓励和对社会风尚地积极引领,为街道上的商户百姓送上新春祝福。行走在街上的社火队锣鼓喧天,引得路人竞相观看,春官对迎接社火的商铺表达吉祥祝愿,比如走到饭店门口,春官对热情迎接的饭店老板张口就来:

春官抬头用目观,这里是个大饭店。

小笼包子饸络面,好菜美酒样样全。

本店厨师真能干,擀得一手好长面。

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丝一盘。(25)许建忠:《春之声》,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3页。

春节期间,各村社大大小小的社火队活跃在乡里街道之中,整个陇东地区社火队多如牛毛实在无法统计数量。以泾川县丰台镇为例,该镇有13个村,每年大概有4-5个村举行社火,去县城表演的有1-2家。正月十五之前,同一天县城里表演的社火大概4-5家,因此社火队之间在街道相遇也是平常之事,作为社火之魂的春官之间也会“对春诗”,相互夸赞,互相祝福。比如:

骏马奔腾吉祥年。同行相遇敬一言。

春官身后遇鼓队,相遇胜似花亭会。

对面同行有才华,出口成章没麻达。

汭河溪水滔滔流,祝君更上一层楼。(26)许建忠:《春之声》,第181页。

“春官诗”是春官们从赞咏报春年俗到颂扬民间百态地总和。“春官诗”内容包罗万象,语言生动诙谐,形式不拘一格,且寓意美好。在表演的“现在进行时”中,当下情境和现实语境是即兴表演中,春官“口说我心”最直观地心理表达,具有表演地不可重复性。春官诗有自己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最常见的创作形式是加减七言,一、三句起兴,引起所吟咏事物的发端,头两句押尾韵。后续句式没有严格规定,是根据吟咏事物而押尾韵。比如,吟咏春官说诗的诗句有:

口口声声出吉言,不为名利不为钱。

歌曲舞蹈紧相连,一切都为庆丰年。

春官说诗做广告,各行各业都点到。

本人说春十八年,尽是吉语和良言。(27)许建忠:《春之声》,第85页。

通过历时性春官诗累叠地学习和积累,陇东地区的春官诗内涵表现出强烈的乡土灵性,是区域内春官集体智慧的结晶。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将春官说诗列为县级“非物质物化遗产”而扶持鼓励,每年都举办春官诗大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间爱好者加入。另外,政府部门利用大众所喜爱的春官说诗的艺术形式在民间宣讲政策,比如2021年三月泾川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身着制服敲锣打鼓,用消防车拉着民间春官走街串巷宣讲消防安全知识,深受群众欢迎。

目前,春官的传承方式主要是:1.春官诗创作程式的习得。春官诗的表演是年节期间最受百姓欢迎的活动,对春官表演节奏和鼓点的熟悉程度源于其普遍性;2.新春官基于老春官诗地搜集学习并不断创新。春官说诗从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劝课农桑的功能转向人们新时代的精神追求,春官诗地创作内容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春官以原创春官诗为荣而相互切磋;3.新春官通过前辈的现场表演、小视频以及微信群等网络平台交流不断打磨自己的创作。由于春官诗的口承传统,老一辈春官的作品说辞往往储存于个人的记忆之中,每次的表演都依照自我内化的程式排列组合而输出。目前老一辈的春官中,部分人出口成章却不识字,这部分人普遍的文化结构特点使得他们创作的春官诗文本难以书面保存。另一部分人文笔优美,能创作出经典传承的春官诗作品,却不能手执羽扇登台表演。只有少部分春官能熟练兼具掌握表演和书面创作。当然,春官们之间都有自己的交流“圈子”,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佩服的春官。这些春官是被大家公认为说得好、有口碑的标杆传承人,每次春官表演,人们总是期待着他们的身影。其中被誉为“陇东诗王”、“春官达人”和“优秀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许建忠传承春官诗四十余载,无偿将春官说诗传承给无数同样喜爱这一艺术形式的同道人,这些人中最小的春官只有七岁。作为县春官说诗的传承人,许建忠应邀将自己的“春官情怀”作为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的培训课程传递到校园和社区。正如许的春官诗所言“春官说诗传承人,致力非遗心真诚……三代传承人八九岁,……传承非遗有理想……传承苗苗正茁壮成长”。(28)节选自许建忠春官诗《春官传承有了新苗苗》。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许建忠用春官诗的方式带领自己的孙子、孙女和徒弟拍摄视频参加网络春官诗大赛,为大众宣传防控知识赢得数以万计的观看和好评。由于春官说诗的形式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多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前辈春官的鼓舞加入到春官说诗的行列中。大多数青年春官都是利用网络平台搜集学习优秀的春官说诗视频,在与前辈春官不断地切磋交流中创作打磨原创的春官诗,然后经由春官“圈子”的互相推荐而逐步开始公开表演。当看到那位春官的好诗文后,围观的其他春官便会竞相点赞。由于交流平台的线上转变,春官诗的创作也从瞬时口头创作趋向思考斟酌语句地写作输出。春官身披红绸,手执羽扇,出口成章的形象是关陇地区老百姓心中的“偶像”。关陇春官说诗得以延续的动力也是基于此而不断延续。

四、余论:“民俗主义”启发下春官说诗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意义

春官说诗从传统民俗到当代民俗地变迁展示了从信仰祝祷沿袭,到劝课农桑的职能演变,再到当代春官诗演绎相互渗透。从“民俗主义”的角度出发,春官表演不仅仅是表层意义上陇东地区的社火风俗,民间狂欢或是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并非仅仅满足于民众视觉感官和文化意义上的享受。其互文内涵是相互渗透的传统与现代、民间信仰、农耕传统和当代修辞。人们的历史记忆根据“春官”表演的表相而不断传递。民间普遍存在着“春官即天官”的说法。虽然其表现形式以社火为载体,看似是博人一笑,充满嬉笑热闹的场景呈现,其背后本相实则是来自民间信仰的源动力。在满足乡民之间不同精神需求的同时,春官诗的创作更是春官们触景生情的才情体现,是充满乡情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凝聚,最终汇聚成艺术化的春官唱词。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春官说诗的功能和目的与当代有所不同。有别于普通百姓的形象,陇东地区民众记忆中传统春官都是身穿长袍、跨骑骡马、官派十足、威武体面的形象。“一顶礼帽,一副墨镜,古衣长衫,官人模样”的春官,敲锣打鼓走街串户,所到之处各行各业、世间百态都可以即兴创作信手拈来地说上几句。《周礼》中的春官最早的职能属性便是“礼官”,掌理礼法、祭祀、历法等(29)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春官宗伯第三。。在相距两百公里六盘山西麓的西吉县,当地人称春官为“仪程官”,其形象更加威严,他们长须美髯,身着官服,披赤色金蟒披风,头戴官帽。而青海湟中下洛麻村禳灾祈福的“灯官老爷”权力更大。他在十几名头戴万字符高帽,面部狰狞手持水火棍的“衙役”和跪满一地的百姓的簇拥下,指挥衙役从祈福百姓身后提起他们的两只脚打板子,打完后送上用面做成的“金元宝”馒头,百姓恭敬愉快地接受祝福。陇东地区这些古老的口承艺术表演者,靠近宁夏西吉及其周边地区称“仪程官”,靠近甘肃平凉庆阳一带称为春官。春官说诗是累叠了历代春官执行礼法、祝祷神明、为民祈福祭祀活动的礼仪程式,通过春官说诗口头吟唱的形式对话语权力的再现。透过传统春官(灯官)形象的表相,实际传达出权威者的形象,呈现出帝制社会统治者劝课农桑的功能、明显的阶层分化事实和人们内心深层次对权威的仰视。

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当代的春官说诗是流动的社会事实展演,是对当代习俗、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的口头化呈现(30)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新时代的语言内涵表相,强化人们心中对乡土文化的眷恋和引力。从强调“民俗的适应、再生产和变迁”的民俗主义角度来讲,随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瓦解,而今之春官表演的方式立足于当下文本和语境,是当下与历史的结合(31)[德]古提斯·史密什:《民俗主义再检省》,宋颖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是以当代的语言方式和思考路径通过重新整合与创作,来理解:传统是处于永远地制作之中,他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中(32)甘阳:《传统、实践行为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现在陇东地区春官说诗的形式有所扩大,表演的场景也不仅仅是局限在过年期间,春官表演创作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春官劝世良言美,生活无处不春诗。”这样的转变也反映了“程式化”演唱创作的春官诗早已在陇东地区民众心理产生了极强的心理暗示。是在心理上链接古往今来对民间信仰的敬畏和在形式上对正义吉祥、劝人向善的春官诗的认同。

在跨区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甘肃陇东地区社火中灯官报灯的习俗并非是独有的,在全国很多地方的社火民俗中,都有灯官的身影,例如每年元宵节前后几天,东北松花江畔有“灯官巡查”的民俗;四川雅安有“官唱春歌”的习俗;山西盂县灯官都必到县衙表演;山东烟台海阳行村镇庶正月十五晚上有“跑灯官”习俗;青海湟中下洛麻村“灯官老爷禳灾祈福”的民俗;青海互助县沙塘川镇汪家村灯官老爷“吩咐”的社火等等。这说明灯官民俗并不是甘肃陇南和陇东特有的,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可惜的是,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集中研究陇南礼县的春官民俗和贵州石阡的说春习俗。研究内容从春官说诗这一民俗现象背后所蕴含后的浅层次的农耕传统、表演形式和社会功能进行分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活跃在民间的春官民俗早已“成为过去”。春官(灯官)说诗、祈福并不像现有的研究所涉及的,仅仅发生在甘肃陇东和陇南的部分地区,而是以不同的表演方式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春节祈福民俗发生在全国各地如青海、山东、陕西、东北、四川、贵州等地的年俗表演之中。

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本研究探索陇东春官的区域性演变历史和极富时代性的内涵。试图透过春官民俗研究的轮廓进一步阐释传统民俗和当下话语地联动关系。并且尝试打破传统研究方法,从民俗主义的视角透过春官说诗在表演中不断积极吸纳当代文化要素而创作的社会表相,厘清其表演文本背后极其丰富的内在组织结构、历时性传统累叠和深层次文化意涵和不断生成新的文化事实这一民俗主义现象。笔者在研究中将所有调研所得的文化、习俗与知识储存在构建的关陇民歌数据库中,该数据库可以对传统知识更好地保护,并分析其变化。同时,也充分证明SQL数据库技术在人类学民间传统文化数据存储、管理方面的优势。在未来研究工作中,可以将人类学知识与数据库、计算分析等结合以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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