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晶 陈华文

一、研究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民俗文化是民间生活文化的统称，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关于生活范式、礼仪、习俗和价值观念等传统文化形式(1)鲁可荣、曹斐浩：《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重构及价值传承——以妙源村“立春祭”为例》，《浙江学刊》2020年第2期。，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传统民俗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内涵，有利于推进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然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原生环境被不断摧毁，逐渐丧失原有地位(2)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呈碎片化和边缘化趋势。但是，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在文化自身遭遇破坏或解体时，原有文化并不会消失或解构，而是借助内在适应机制，不断转换并生产出新的表现形式。正如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所指出的，“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3)[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41页。。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讲的文化的再生产，文化总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4)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乡村文化的传承不再以“复制”的方式来发展，而是通过再生产的方式进行重建与更新(5)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学界关于民俗文化与再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原因。麻国庆认为文化的生产是由于全球化而引发的族群认同与地方文化的张扬(6)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武振宇以岚县面塑为例，以传承人、政府、学者等主体为视角提出实现文化再生产要注意保持各传承场域间的平衡，加强各种资本的利用。(7)武振宇：《传承与衍变：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承与再生产—以山西岚县面塑为例》，《吕梁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二是关于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方李莉提出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由市场经济、政府、专家学者、新技术、传统本土文化等力量所主导和推动的(8)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视角看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文化的再生产》，《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陈华文等以杭州拱墅“半山立夏节”为例，探讨了人与习俗互动、互构过程中，民俗文化再生产场域中各方所发挥的传承动力。(9)陈华文、余玮：《文化再生产与民俗传承动力分析—以杭州拱墅“半山立夏节”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三是关于民俗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与价值。高丙中从节日习俗等传统民俗文化入手指出，文化再生产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存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10)高丙中：《传统节日与文化再生产》，《学习时报》2006年2月20日第6版。郝爽以蒲江县大塘镇的“幺妹灯”为例，探讨中国乡村民俗文化的再生产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的利弊影响，提出实现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要以尊重文化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为前提。(11)郝爽：《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以蒲江县大塘镇幺妹灯展演为例》，《四川戏剧》2019年第3期。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对于民俗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较为丰富，既有宏观也有微观，但是缺乏深入探讨促使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事实上，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来看，除了需要研究其怎么发展、为何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探究促使其不断发展、更新的动力机制。因此，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再生产？促使其实现再生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样本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研选点为浙江省两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蔡宅和葛宅，它们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早面临现代化和城市化对于传统的挑战，但与同类村落横向比较而言，它们的传统民俗文化已经相对成功地走出低谷，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发展。尤其在近年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其通过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与文化样式，实现文化再生产，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1.研究样本

蔡宅位于浙江省东阳市东北部，以蔡姓村民为主，在籍人口3 000余人。该村始建于元代，(12)魏桥：《浙江省名村志》(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3页。至今保留包括蔡希陶故居等文保单位在内的成片古民居，不少古建仍有村民正常居住。历经数百年发展，蔡宅形成了民间文艺、竹编技艺、名人乡贤、生活礼仪等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文化。2013年蔡宅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2014年被评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葛宅位于浙江省东阳市东北部，据其族谱记载是南宋宰相葛洪后裔的聚居地，人口700余。该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当地少见的古兰桥、兰溪十八陂(古堰坝)，古官、敕建烈愍祠，厅前塘(七星塘之一)等民国历史建筑群及代代相传的葛氏家规家训。近年来该村积极营建葛巾研学游基地等载体，活化利用葛宅家规家训文化。2019年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境遇为思考点，主要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基于此，笔者分别于2018年10月、2019年8月、2020年5月在蔡宅、葛宅围绕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动力机制开展实地调查研究，通过与镇联村干部、主要村干部及相关人物进行深度访谈，掌握了大量田野调查资料，为后续论文的写作打下扎实基础。

二、现代语境下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过程呈现

“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文化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创造性、适应性改变的结果。(13)宗晓莲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是流变的，在乡村原生态环境被摧毁之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并不会戛然而止，它会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转换外在形式，呈现不同姿态，实现文化再生产。(14)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通过对浙江省两个国家级古村落文化再生产的案例研究发现，传统民俗文化通过“符号化”“资源化”“商品化”及“仪式化”，实现传统民俗文化的延续与再造。

(一)文化“符号化”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关于“符号”，索绪尔强调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双重形式。“能指”是指符号的物质载体；“所指”是指符号的内在含义(15)[瑞士]索绪尔：《普通语高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第66页。。换句话说，符号除了其表面所能明示的寓意外，还有丰富多样的隐喻和暗示，具有超物质性的潜在含义。在现代消费社会，对物的消费早已转变成对符号的消费，甚至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16)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29页。。受现代化影响的传统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脱离原本所指，被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融入到消费社会的潮流中，以符号表达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就拿葛宅来讲，该村村民将日常生活中积累形成的家训文化与现代治理需求相结合，探索家训微治理，形成了“家训+基层治理”的自治模式，家训文化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工具。在此模式中，传统的家规家训文化，经过抽象、包装与提升后逐渐脱离乡民日常生产生活场景，被抽象成一种“文化标本与文化符号”，成为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有效工具，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此外，葛宅还将古老的家规家训文化与新时代文明规范融为一体，通过改革婚丧习俗、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及志愿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试验点。

可以说，文化“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文化意义再生产的过程，通过深度挖掘文化的潜在内涵，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融、文化与治理结合，推动文化符号从“能指”向“所指”的转变，从而实现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

(二)文化“资源化”

乡村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将乡村文化与现代产业嫁接，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增长。(17)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语境下，过去存活于民众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被开发包装成可供游客参观、游览、消费、体验的民俗旅游项目，通过旅游观光、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015年蔡宅以古建筑为载体，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办第一届“快乐端午”旅游节，开展女子高跷、木偶戏、水龙、腰鼓队等民俗文化展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与游玩，“快乐端午”现已成为蔡宅的一个旅游品牌。此外，蔡宅还将传统民俗活动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创办了“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东白山七夕节等旅游节庆，实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旅游资源化。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推动乡村建设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快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与资金的双向流动，缓解了“空心村”、“老年村”等乡村窘境，推动乡村振兴。简言之，通过借助经济手段将文化资源旅游化，不仅是一种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的途径(18)王德纲：《旅游化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存模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同时也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文化“商品化”

乡村民俗文化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双重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民俗文化可以通过显性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在交换流通过程中文化资源资本化为文化商品，并最终在交换之后获取资本收益。比如蔡宅的竹编产品，过去以日常器具居多，如箩、筐、篮等，主要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对这种竹制品的需求日渐萎缩，叠加人工成本上涨等经济因素，蔡宅竹编文化传承一度难以为继。但随着近几年古村落旅游、研学的快速发展，近乎消失的竹编工艺又被挖掘和开发出来，传统的竹编工艺与现代时尚文化相结合，研发了一系列竹编文创产品，如竹编手提包、竹编摆件、竹编工艺品等等，形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再比如，葛宅将旧时村民所织土布，经加工改造，推出以土布为原材料的文创产品—“葛巾”，包括茶席、布包、电脑包、茶杯垫等系列产品。

简言之，不论竹编还是葛巾，都是以传统民俗文化为载体，经市场逻辑作用，被再生产为一种供消费、体验与娱乐的文化商品，以“商品化”的方式投入生产，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事实上，其本质就在于发挥人的创造力，将传统民俗文化物化为具有创新性的文创产品，赋予传统民俗文化新的生命，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19)游红霞：《生产性保护:非遗价值与市场的双向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期。，进而实现传统的再生产。

(四)文化“仪式化”

在人类学的理论传统中，仪式是一种被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是文化观念的一种外显性表达。仪式性活动不仅是村民的集体活动，更是传统文化的表达和呈现方式。通过仪式活动的实践，不仅可以实现民俗文化的形象化和生动化，还能够增加乡民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觉性，推动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蔡宅高跷据当地所传源于明朝泰昌年间，后发展成女子高跷，表演者事先化妆为戏曲人物形象，双脚分别扎上一米余长木棍，可在平地或台阶等险处行走。(20)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华市志》第5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3226页。2012年蔡宅女子高跷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与发扬高跷文化，蔡宅村民CGL先教会了自己的外甥女，并成功带动一批小学生学习踩高跷。在CGL的推动下，当地学校体育课教学引入踩高跷这一内容，组建起了“蔡宅少年高跷队”“女子高跷队”，成立高跷非遗馆，并积极创建高跷风情小镇。正如CGL所讲，“蔡宅高跷作为蔡宅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了村里的每个角落。每年临近节庆，我们的高跷队都会身着戏服、脚踩1.6米高跷和喜气洋洋的腰鼓队一同出现在蔡宅村口，向前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展示非遗文化的魅力”。(21)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蔡宅村支委蔡国龙；访谈时间2018年10月4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蔡宅童学馆。通过仪式展演的形式，民间传统的高跷文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成旅游节庆上高跷表演，以“展演”的手段，实现传统民俗文化的仪式化，既满足了游客的观赏需求和乡民的经济收益，又实现了传统文化从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变，从而实现文化的延续与再造。

综上所述，传统民俗文化的“符号化”“资源化”“商品化”和“仪式化”呈现表明文化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民俗文化的再生产，其本质就是一种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不是单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通过一道道生产工序，随人类自身的代代繁衍而形成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

三、外力与内力：推动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能够进入新的传承阶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通过对案例村的研究发现，蔡宅、葛宅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不仅以其自身的“再生产”和“自我创造精神”“自我更新能力”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条件(22)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地方政府政策、传播技术、文化精英等多种要素共同推动，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实现传统民俗文化再生。

(一)外力推动民俗文化再生产

1.文化政策的激励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 年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同年，十九大报告中也曾5次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列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文化浙江建设，提出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浙江元素，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滋养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2019年金华市委在关于推进文化金华建设十大工程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金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滋润金华人民、服务浙中崛起。

例如，笔者所调研的蔡宅，在古村落保护与开发附带的大额资金、土地指标、专业支持等配套政策的激励下，古建保护与开发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改善村容村貌。对现存厅堂全部“修旧如旧”，实现从危旧房到文化景点的跨越，延续蔡宅文脉、留住历史记忆。同时，新增古木长堤公园和成片的向日葵，形成与古建筑群相得益彰的休闲观光点。二是打造了文化品牌。以古村落保护利用为统领，蔡宅文化礼堂建设以及金婚庆典、竹编技艺等文化资讯多次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报道，成为东阳乃至浙江乡村文化建设典型。三是带动村民增收。2015以来，蔡宅依托古建筑群和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带动食宿、土特产。讲解服务等经济业态发展。在这过程中，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蔡宅乡村旅游工作团队与群众的距离不断拉近，原先被熟视无睹甚至被视为过时无用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始得到更多村民的重视和认可，依靠文化加快村庄发展的共识逐渐强化。由此可见，国家、政府的文化政策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的重视与积极参与，是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民俗文化再生产强有力的推动力，对于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2.自媒体技术的传播

自媒体是一种源于民众、活跃于大众、服务大众的共享媒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托数字和网络技术，把文化生产的单位由组织变为个体，使得每一个普通的社会民众都成为文化资源的开拓者、文化成果的生产者、文化产品的传播者，以及社会文化资本的创造者(23)马晓乐、宁继鸣：《技术进步与文化再生产的互系与互惠——基于印刷术和自媒体的分析》，《文史哲》2015年 第6期。。换句话说，在当下技术极大发展的今天，自媒体依托自己强大的技术手段，延长乡村传统文化的存留时间，拓展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使得乡村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生机。

以蔡宅为例，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等禀赋并不突出的村庄，长期以来较少被外界所知晓。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随着微信、微博、网络直播、短视频等自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蔡宅的名声逐渐兴起。2015年，虎鹿镇政府开设虎鹿发布微信公众号，通过自媒体以形象活泼的风格讲述蔡宅故事，单篇推送点击量可达上万次，人气明显高于在传统媒体投放的正式宣传，加上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其他自媒体宣传，使得蔡宅一时备受关注。网络上的名气很快转化为现实中的人气，2015年以来蔡宅举办的系列节庆、赛事等活动备受欢迎，平日里慕名而来的个人和团体也渐成常态。而葛宅则通过与文化传播公司合作，开设微信公众号“葛宅——一派天真六百年”，及时记录和宣传村庄建设中的感人事迹，传递正能量。此外，葛宅还通过东阳日报、金报东阳等新媒体平台合作宣传葛宅“葛巾”品牌，讲述“葛巾”的故事，使得葛巾不仅仅是一块土布，更成为承载东阳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

从蔡宅和葛宅的案例可以发现，过去两个偏僻的村子在自媒体的带动下，从默默无闻发展成为网红打卡点，靠的是自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自媒体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加速了文化从物态形式到精神价值的转化，提升了文化资本积累的速度，建构了文化再生产与传播的链条，丰富和优化了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与途径。

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

乡村文化空间是一个多元化、差异性和整体性的空间，蕴含着丰富的建构性力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有利于重塑民俗文化，传承集体记忆。2013年起，浙江省委、省政府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出要在全省行政村建成一大批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使其成为集思想道德建设、传统文化弘扬、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事实上，农村文化礼堂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属性，不仅为村民提供互助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塑造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和共同价值观。

比如说蔡宅，2014年蔡宅村两委将已有的蔡氏宗祠改造为文化礼堂，并结合当地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在礼堂举办了金婚钻石婚庆典、敬老礼、新生开蒙礼、带着家规家训去参军等多种礼仪活动，通过常态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将传统兴学重教、孝行敦睦和勤奋好学等优秀文化植入乡民可看、可听、可见，可参与的活动。不仅以生动形象的形式再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内涵，还赋予了传统民俗文化更多现代意义，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使得文化礼堂成为农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和文化地标。再比如葛宅，在GXW的努力下村中“D”级危房晚清建筑“翠英堂”的西厢房改造成家训馆，通过陈列和展览的方式将家训背后的故事呈现出来，使得家规家训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饱含感情与温度，彰显人性之美的文字。正如GXW所讲，“葛氏家规说到底就是一部家族史，里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践行者，他们给葛氏子孙做了榜样，让我们看到家族的荣耀及前辈对名誉和尊荣的珍惜。通过开设家训馆持续发掘葛氏家规在当下演绎的实例，让家规家训摆脱生硬、冷僻的说教，变得温情可践行，从而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目的”。(24)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葛宅村支书葛煊炜；访谈时间：2019年8月14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葛宅村家训馆。

简言之，文化礼堂、童学馆、家训馆等已不仅仅是村民交流的物理空间，更是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里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内涵不仅得以再现，同时还赋予其更多现代意义，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二)内生动力助推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

1.乡村文化精英的推动

乡村文化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的文化能人，他们拥有较多的传统文化或地方性知识等文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服务乡土社会，获得他人赞许和认可，具有较高威望的人士。(25)何兰萍、殷红春：《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正如希尔斯所说“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而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而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26)[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页。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乡村文化发展欣欣向荣的村庄，往往都有一个文化爱好者和带头人，他们不但对传统的习俗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同时还担当起本村文化的宣传者与推广者，通过创办活动、编写教材、对外推广和合作等方式，深入挖掘与传承传统习俗文化，推动当地习俗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实现活化传承。

比如说CGL，村里百姓亲切的称之为“蔡宅行走的百科全书”，也是蔡宅的活地图，他甚至能将蔡宅乡间小道上的纹理走向记清楚。2014年起，因为村里建成了文化礼堂，CGL就接手了村里的文化宣传工作，负责蔡宅文化工作。之后，CGL就积极思考如何在文化礼堂开展村民喜欢，又有意义的活动。例如，他从过去蔡宅小学开学之初都会举行的启蒙仪式中获得灵感，将蔡宅忠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礼仪相融合，形成了蔡宅独具特色的礼仪活动，在这过程中，主要职业是农民的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摸索和动员，为了强化服装道具等辅助效果，有时不惜自费网购物资，正是有了这样富有乡村文化情怀的带头人,蔡宅才加快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步伐。再比如说GXW被大家称之为东阳最有文化的村长,在GXW的努力下，东阳首个农村家训馆在葛宅开馆，GXW任馆长。之后，葛宅还成立自己的童学馆，葛巾研学基地，传承与弘扬葛宅传统文化。正如GXW所讲，“我们觉得古人的书法是那么美，因为有传承，有约束，终成习惯。家规也一样，家规是个人或家族的行为规范，人有了约束才有了美。通过潜移默化，把家训家规的精粹像一颗种子一样撒进人们的心里。种子一旦撒出，就肯定有发芽生长的时候”。(27)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葛宅村支书葛煊炜；访谈时间：2019年8月4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葛宅村家训馆。

2.乡民文化自觉的觉醒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28)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4-61页。。这也就是在强调，研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将关注点从乡村文化本身转移到乡村文化的继承者与享用者身上，要让乡民了解和熟悉家乡文化并深刻认识其本质，辩证反思异质文化。就像GXW所讲，“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有独立思想的人才。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才能从被动去做转变为积极主动去做”。(29)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葛宅村支书葛煊炜；访谈时间：2019年8月4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葛宅村家训馆。在葛宅的调研过程中发现，葛宅从2015年至今，每年都举办孝文化节，通过孝文化节，将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文体娱乐活动带到文化礼堂，不断增强群众对文化礼堂的亲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在活动中将传统孝顺美德传递下去。而葛宅之所以会举办这些活动，其原因就在于村民对于本村文化自觉的意识。就像GXW所讲，“我们村举办这些活动，就在于村干部有这种意识，现在农村的事，首先是意识觉醒。我们在推动孝文化节的活动中，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村里尝到了甜头，所以大家都很支持，参与度也就高起来了”。(30)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葛宅村支书葛煊炜；访谈时间：2019年8月4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葛宅村家训馆。

由此可见，乡民内生的文化自觉，是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力。(31)郝爽：《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以蒲江县大塘镇幺妹灯展演为例》，《四川戏剧》2019年第3期。就像GXW所讲，“我们村巴掌大的地方，为什么能够走出这么多的学者？就是文化自信，所以我在家训馆里刻了一方‘文化自信’印，就是想告诉乡民、教育后代，要对我们的文化有自信”。(3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葛宅村支书葛煊炜；访谈时间：2019年8月8日；访谈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葛宅村家训馆。所以，乡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自觉是实现乡村文化再生的内生性动力，只有广大乡民真正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自身价值、独特优势、发展前景，树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让乡村再次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机。

四、结语

文化再生产本质上是对传统的发明，通过再生产能使传统更好地融入现代性的语境中以再生的姿态得以传承与发展。通过对两个国家级古村落的研究发现，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洪流中，传统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再生产，关键在于隐藏于其中的外推-内生的动力机制，在文化政策的激励、现代传媒技术的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以及内生的乡土文化精英及乡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的作用下，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实现了再生产。

探究与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既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激发乡民集体记忆，增强乡民对于本地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同时还能够以旅游带动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但是在此过程中，应该以尊重文化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为前提，若过度施加干预，可能会造成民俗文化传承出现明显的“异化”。因此，推动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要发挥文化创造力，做好文化建设与保护。一方面要不断挖掘民俗文化内涵，创新文化展演形式，要让参与者受到文化的感染与激励；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寻求传统民俗新的生长点，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有效对接，寻找合适的“活态”传承路径，实现传统民俗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