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文化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2021-11-01罗曼妮

经济研究导刊 2021年17期

罗曼妮

摘要：志愿文化嵌入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志愿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人道主义、慈善理念、责任意识、互助精神等方面。弘扬志愿文化对于提升农民道德素质，培育乡村支持网络，重构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通过传统文化挖掘、现代文化注入以及文化服务落地等路径，进一步推进志愿文化对乡风文明的引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关键词：志愿文化;乡风文明;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5-0031-03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范畴。但是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阵地缺乏、设施简陋、经费匮乏、活动贫乏等问题客观存在，乡村文化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1]。在新时代文明实践背景下，倡导公益理念、慈善精神与助人服务的“志愿文化”理应逐渐渗透至乡村文化中，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层面。开展志愿服务、弘扬志愿文化对于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宣扬优良道德理念、重振乡村精神[2]、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效用[3]。

一、志愿文化的基本内涵

志愿文化是指志愿参与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产出总和。志愿者的思想意识、志愿服务的方式方法、志愿组织的宣传标语与设施、志愿服务的规章制度、志愿服务的社会宣传等都属于广义的志愿文化范畴。志愿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道主义。志愿服务的产生与针对社会弱势者的人道主义帮扶息息相关。一战后，部分公民志愿参与城市重建，修复受损的家园，一些志愿者通过心理援助等人道主义救助方式帮助人们修复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当代志愿服务范围广泛，贫困者、疾病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是志愿服务的重要对象。志愿者则通过多种途径满足贫困者、残疾人等受助者的需要，不求回报，无私奉献，保障受助者的生存权利与生命尊严。志愿文化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最朴素的人道主义呈现。

第二，慈善理念。志愿精神的源起与慈善理念一脉相承。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益慈善观念、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施爱于人”等教义都主张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早期慈善观念对西方国家志愿精神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现代志愿文化同样强调“无偿”“公益”等元素，志愿者不将志愿服务作为有偿工作以及赚取利益的途径，而将其视为社会互助、践行社会责任、获得自我实现的方式。志愿文化可以看作是慈善文化的一个方面，是善意的传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路径。

第三，责任意识。志愿文化强调一种责任意识。投身志愿服务不是法定义务，这种行动是由个人所自我认同的社会责任所驱动的[4]，个人基于公民的道德观念与公共意识，将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视为个体的社会责任，并经由责任意识驱使，积极投身志愿活动实践与志愿文化宣传。由此，志愿文化的本质是利他的，志愿者是以社会责任而非个人得失为出发点的，志愿文化强调将个人幸福與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是对个人对公平正义等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是强调公民与社会的责任联结的先进文化。

第四，互助精神。志愿实践并非仅是单向帮助，更多表现为志愿者个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助关系。志愿文化产生于社会互动与互助中，鼓励志愿者和受助者相互传递互助精神，具体表现为志愿者与受助者之间、志愿者之间以及受助者之间的三个维度。首先，志愿者和受助者之间通过志愿服务实现物质帮扶和精神支持，受助者从志愿者处获得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志愿者在助人的同时也获得了心理认同与精神升华。其次，志愿者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关系的联结，帮助对方处理一些问题也是互助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外，受助者受到了帮助，也可能进行善意传递，主动关怀帮助与自己相似境遇的个体，将互助精神内化于心并向社会传递。

二、志愿文化对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

第一，提升农民道德素质。志愿文化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内源性动力。中国传统“小农思想”在部分农村仍有残余，表现为小富即安、裙带思想、自私自利等观念，这些历史遗留显然有悖于现代乡风文明建设。培育孵化“公益书屋”“老年互助小组”等乡村志愿组织，营造乡村志愿文化氛围，让农民感受到志愿服务的社会效益，转变农民传统封闭的思想观念，帮助农民形成开放的为人处事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志愿文化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让农民在实践中加深对乡风文明的理解，在活动与服务中感受志愿文化，以行动带动认知提升，普及开放互助的志愿文化理念，有助于提升农民道德素质与人文素养。

第二，培育乡村支持网络。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乡村社会的转型[5]，乡村人口大量外流，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农村青年乡土文化认同感缺失，“孝”文化等传统文化淡化[6]，乡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突出[7]。除了动员社会组织或企业供给专业化服务以外[8]，弘扬志愿文化，倡导志愿服务，构建乡村社区内部帮扶体系，培育乡村支持网络，发展乡村“自服务”能力，是满足农村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9]。志愿文化强调公平互惠以及互帮互助，弘扬志愿文化，号召农民自发参与社区事务或社区建设是现代乡村社会的必然选择，宣传推广志愿文化，鼓励社区参与，提升农民集体意识，培育社区归属感，实现共治共建共享[10]，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自我回归发展[11]。

第三，重构乡村人际关系。相较于传统乡村，现代农村社区的居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譬如，居住方式上，从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式居住逐渐转型为现代化集中式楼房居住;生产方式上，从传统的个体劳动逐步转型为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社会结构上，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型为当代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农民生活的私人化倾向突出，“家本位”观念浓厚，自我主体意识强烈，并逐渐呈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化趋向。自我化、封闭化、冷漠化导致乡村社区人际关系“原子化”，社会交往表面化。志愿文化强调互帮互助，倡导社群互动，志愿文化引领下的志愿服务可提升村民之间的交往频率，深化村民之间的了解程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有利于打破逐渐加高的“心理围墙”，带来互相信任、彼此依赖的心理体验，并构建良性运转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文明和谐的乡村文化氛围。

三、志愿文化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第一，传统文化挖掘。守望互助是志愿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中国自古就有深远的互助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诸多助人、仁爱、慈善等“志愿文化”元素。比如，孔子指出，“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孙中山先生提出，“进化之动力在互助而不在竞争。”这些观念均折射出我国深厚的志愿文化历史底蕴，表明志愿文化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12]。志愿服务将团结、奉献作为其核心精神的重要组成方面，中国乡村社区互助的优良传统与志愿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志愿文化嵌入乡村文明建设首先应挖掘传统文化的力量，比如组织传统文化宣讲队，开展诸如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登山等群体性的传统文化活动，挖掘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唤醒邻里亲睦的传统惯习，营造参与式的乡里邻里氛围[13]，以此为依托，积极传播志愿文化，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第二，现代文化注入。志愿文化与慈善观念密切相关，现代的慈善不仅是直接的捐钱捐物，更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供给实现助人自助的目的。传统的西方志愿服务具有的慈善性质，常表现为上层人士对底层人士在物质上的帮助，标示出鲜明的社会等级，带有施舍性质。此类“志愿文化”忽视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具有狭隘性。在当代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志愿文化亦需本土化与现代化，在乡村振兴与乡风文明中，注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代文化与价值元素[14]，形成平等、共享、参与等理念，使农民在志愿参与中加深对公民社会道德与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要关注将党建文化注入到志愿文化培育当中，加强党组织与志愿组织、社区组织之间的关联[15]，坚持党建文化引领志愿文化建设，提升志愿文化的活力、生命力与影响力。

第三，文化服务落地。志愿文化不能脱离志愿实践而存在，否则会导致“重送轻种”的悬浮化倾向[16]。志愿文化需转化为志愿服务与志愿活动，才能得以宣传推广并使农民领悟其文化内涵，形成新型的乡村文化传播结构[17]，以志愿服务实践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转型[18]。我国乡村社区异质性程度高，由此，农村社区需要综合考察人口、地域、组织、设施等要素，精准评估社区需求，依据当地文化特点、文化资源以及农民需求，精准孵化或链接志愿服务项目方案[19]。一方面，动员农村留守妇女、低龄老人、退休村干部等，挖掘乡村内部的志愿者“资源禀赋”[20];另一方面，链接外部资源[21]，导入运作较为成熟的志愿组织以及社区服务设施[22]，提升志愿服务的效果。同时，规范志愿管理，以“共享平台”[23]等工具建设完善乡村志愿队伍管理机制，形成较为完备的志愿者队伍管理体系与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保障志愿服务的质量与效果。此外，优化乡村志愿者培训制度，提升志愿服务的获得感，建立志愿者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参考文献：

[1] 苏鎏一.教育振兴背景下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路径优化研究[J].汉字文化，2020，（8）：185-186.

[2] 张嘉炜.网络短视频传播中的乡土文化发展研究[J].汉字文化，2020，（14）：46-47.

[3] 韩鹏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02-110.

[4] 张祖冲.我国志愿文化构建的维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5）：132-134.

[5] 易艳阳，周沛.危机与重构：AGIL框架下的农村残障老人家庭支持系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6-95+157.

[6] 刘熙雨，潘承亚.“孝”文化变迁与城市家庭养老重构[J].汉字文化，2020，（19）：130-131.

[7] 陈晶晶.父母教养方式对留守儿童未来取向的影响：心理控制源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9）.

[8] 陈睿玲.养老企业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34）：36-37+41.

[9] 张娜.从《海洋天堂》看残疾人的家庭支持[J].戏剧之家，2019，（24）：99-100.

[10] 易艳阳，周沛.“共享养老”：社区居家养老产业创新发展路径[J].理论月刊，2020，（3）：88-95.

[11] 韩鹏云.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振兴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