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冶

2021 年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不仅将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而且准备在会上通过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也将成为继“爱知目标”①所谓“爱知目标”是指2010 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 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未来十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中围绕五项战略目标设立的20 项生物多样性目标，旨在为改善驱动因素、压力、生物多样性状况、生物多样性惠益、相关政策和扶持条件的执行设定基准。由于第10 次缔约方大会是在日本名古屋市爱知县召开，因此通常被称为“爱知目标”。参见《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5 版），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20 年，第9 页。后的全球下一个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具有划时代的历史节点意义。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来看，相较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层面对“爱知目标”的贯彻落实差强人意。为此，国际社会提出“转型变革”诉求，但在模式选择上却莫衷一是。本文将立足于中国经验，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转型变革”过程中特有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有序推动中国模式全球化的可行路径。

一、全球困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亟待“转型变革”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界定为“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