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

在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除了早期较为笼统广漠的“西域”概念之外，主要有三个区域研究概念——“五天竺”“天方”和“南洋”。对“五天竺”与“天方”的研究分别形成了中国的“印度学”和“天方学”。“南洋”与中国人的海上交通密切相关，历史上中国人的往来航行以及人口的迁徙侨居，使得浩瀚星散的南海地区形成了中国视域中的、作为区域整体的“南洋”。历代文献对南洋的记述更成为近现代中国“南洋学”的基础。从20 世纪前半期的“南洋学”，发展到20 世纪后期的“东南亚学”，不仅是中国的“南洋”与“东南亚”区域概念的转换，也是学术研究立场、方法的调适与转型。梳理这一历史进程并予以理论概括，是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必要的工作环节，也有助于更清晰地呈现中国“南洋学—东南亚学”的特色。

一、“南洋”研究范式之一：南洋交通史①“交通”一词在中国古代有“交往”“交流”之意，关于中国与南洋地区的交往，已有多位学者加以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汉唐时代常用的“南海”一词、宋元时代常用的“南洋”一词，地理方位大体相当，是站在中国视域角度而言的区位概念，而且二词长期并用。海与洋之所以用于地域名称，是因为其着眼点在于海上交通。如果说“西域”之“域”是陆上交通的范畴，那么“南海”之“海”、“南洋”之“洋”则主要是海上交通的范畴。中国与南海的交通最早见于汉代以后的史籍，唐代以后海上交通趋于活跃。宋元时代对外贸易繁荣，中国的“外国志记”逐渐增多，出现了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重要著作，其中关于南洋的记载史料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