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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抚养模式对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的影响

2021-10-30姜美茹曹晓君曹冉范凤

学前教育研究 2021年10期

姜美茹 曹晓君 曹冉 范凤

[摘 要] 在儿童早期社会化发展进程中,安慰行为虽然出现时间最晚,发生频率最低,但是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价值。不过,只有当观念与行为相一致时,儿童才有了知行统一的安慰行为。为探讨联合教养和亲代教养两种不同的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及两者发展一致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绘本故事访谈与“玩具损坏”任务范式考察173名3~6岁学前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结果显示,3~6岁儿童的安慰观念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在性别、年龄和家庭抚养模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3~6岁儿童的安慰行为得分随年龄增加而升高,亲代教养下安慰行为得分高于联合教养;3~6岁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不完全一致,随年龄增加两者的一致性逐渐提高。祖辈与父辈应在遵循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保持教育一致,并为儿童提供充足的互动和交往空间,为促进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家庭抚养模式;安慰观念;安慰行为

一、问题提出

安慰行为指个体觉察到他人的消极情绪状态,如烦恼、哭泣等,并试图通过语言或行动减轻或消除对方消极情绪的一种亲社会行为。[1]安慰行为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价值。[2]一方面,童年早期的安慰行为有着社会黏合剂和润滑剂的功效,有助于减少儿童在互动中产生的矛盾,形成和谐友好的人际社会关系,从而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3]另一方面,当幼儿对他人实施安慰行为时,能感受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他人痛苦的乐趣,从而提高幼儿安慰他人的效能感,帮助其建立良好同伴关系。安慰行为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体从内在观念发展到外部行为的动态过程。安慰观念是指个体为减轻他人痛苦或悲伤等负面情绪而表现出的安慰行为倾向,只涉及当事人在假设情景中回答“做不做”和“如何做”的问题,不需要呈现安慰他人的行为动作。[4][5]安慰行为是外在的、行为层面的,而安慰观念是个体内在的、意识形态的安慰意愿。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以柯尔伯格(Kohlberg)道德发展理论为基础,通过实验研究提出亲社会行为产生的三阶段论,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满足他人需要的意图以及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6]可见,作为一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意识层面的安慰观念是安慰行为出现的前提,安慰行为是安慰观念发展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当观念与行为相一致时,个体才有了知行统一的安慰行为。反之,个体的安慰水平仅停留在观念上,是尚未发展成熟的安慰行为,还不具有外显的亲社会意义。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和观念,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在真实情景中的亲社会行为表现。[7]进一步研究显示,儿童的助人观念与助人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升高趋势,但两者发展既不平衡也不匹配,且助人观念的发展显著优于助人行为的发展。[8]由于在儿童早期社会化发展进程中,安慰行为出现时间最晚、[9]发生频率最低,[10]其研究和测量的难度较大。童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大多集中在合作行为和帮助行为上,而安慰行为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提出假设1:3~6岁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不完全一致(匹配),安慰观念的发展优于安慰行为的发展。

家庭动力系统理论提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若干个子单元(孙辈关系、亲子关系、同胞关系等)相互作用形成,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其中,持交互影响的家庭动力学模型强调家庭内部多种关系间的互相影响,即每个身在其中的家庭成員都在行为、情绪等方面相互促进与制约。[11]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发展也与其家庭因素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12]一方面,父母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他人,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温和、民主的养育方式有利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形成,父母与子女间安全的亲子依恋能正向预测其子女的亲社会行为。[13]另一方面,祖父母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着必然的影响。[14]我国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的背后是家庭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家庭关系的重组。[15]祖父母参与孙辈教养能够极大地缓解二胎父母在工作与养育子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支持二胎父母参与有偿劳动市场,[16]祖父母参与和协助照料孙辈将成为现代家庭教育不可避免的现象。2017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针对祖辈参与家庭教养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祖辈参与婴幼儿家庭教养的总体比例很高,但完全隔代教养的占比并不高,联合教养才是我国现代家庭中祖父母参与教养的主要抚养模式。[17]其中,亲代教养在操作上被定义为在家庭中只有父母担当子女的教育和抚养责任,是家庭抚养模式中最普遍、最自然的形式。[18]完全隔代教养是指将孩子完全交由祖辈照管,父母不参与其中的一种家庭教养形式,而联合教养的特点是祖辈、父母和孩子共同居住在一起,且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由祖辈和父母共同承担。[19]本质上,祖父母参与的共同养育(联合教养)改变了原本的家庭结构与抚养模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20]当前祖辈参与孙辈教养的研究结果一般都显示其弊大于利,隔代教养下儿童问题行为的检出率显著高于亲代教养。[21]研究显示,祖父母参与教养会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行为障碍、性格缺陷、人际交往缺陷,且导致儿童适应性较差,[22]对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和亲社会行为发展产生消极影响。[23]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3~6岁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在家庭抚养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亲代教养下安慰行为与观念得分高于联合教养。

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家庭因素对儿童社会性行为发展的重要影响,但多集中讨论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父母子系统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祖父母参与教养引发儿童问题行为产生的机制。鲜有研究涉及祖父母对儿童亲社会行为中安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绘本故事访谈和“玩具损坏”任务范式考察3~6岁儿童的安慰观念及其行为,探究学前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及其关系发展的性别特点与年龄趋势。从家庭动力系统视角出发,初步对比和探究联合教养与亲代教养对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的影响,旨在帮助家庭成员理解教养角色、划清责任边界并寻求联合教养与亲代教养之间的平衡点,为有效提高儿童安慰观念、行为以及两者一致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成都市和南充市的5所公办幼儿园选取小、中、大班共183名3~6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剔除家长没有按要求填写问卷的1名被试、不能理解情景访谈资料内容的3名被试以及不愿意配合情景实验的6名被试后,最终整理得到173份有效研究数据,数据收集的有效率为94.5%。3~6岁各年龄段儿童分别有31名(17.9%)、42名(24.3%)、55名(31.8%)和45名(26.0%)。其中,男生93名(53.8%),女生80名(46.2%)。

此外,为明确界定联合教养的范畴,本研究中的联合教養满足两个条件:(1)祖父母参与孙辈抚养和教育的日常活动;(2)祖父母、父母及孙辈三代连续共同居住1年以上。研究表明,共同居住和非共同居住的祖父母对孙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共同居住的祖父母参与了日常的育儿工作,他们才是孙辈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教养者。[24]研究对象中,联合教养家庭91个,占总人数的52.6%;亲代教养家庭82个,占总人数的47.4%。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为大专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为8500元。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安慰观念访谈材料。

采用绘本故事《恐龙先生坏了》(改编自《小猪佩奇》第一季第二集《恐龙先生不见了》)创设的假设情境测量儿童的安慰观念。故事内容介绍: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恐龙先生,他总是和恐龙先生待在一起,一刻也不愿意分开。吃晚饭的时候,恐龙先生坐在乔治身边;洗澡的时候乔治和恐龙先生一起洗;乔治睡觉的时候,恐龙先生也和他睡在一起。乔治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花园里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在它掉下来的时候把它接住。有一天,佩奇正和猪爸爸下棋呢,乔治突然哭着跑进来,说:“恐龙先生被最高的树枝挂住了,取不下来啦。”原来乔治把恐龙先生扔到了很高的树枝上。猪妈妈对乔治说:“乔治,别担心,我们会把恐龙先生取下来的。”于是,佩奇和猪爸爸、猪妈妈一起来到花园里。树枝把恐龙先生卡得非常紧,猪爸爸费了好大力气才将它取了下来。可是,乔治却发现他最喜欢的恐龙先生被树枝挂破了好大一个洞。乔治非常伤心地哭起来,说:“呜呜,我最喜欢的玩具被树枝剐坏了,我好难过啊。”

2. 儿童安慰行为实验材料。

“玩具损坏”任务范式根据被试性别的不同,分别采用芭比娃娃(女孩)和变形金刚(男孩)作为情景实验的材料,测量3~6岁儿童的安慰行为。为适应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最大程度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在预实验前,组织40名3~6岁儿童从十种常见的幼儿玩具中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玩具。投票结果显示,得票最高的两种玩具是芭比娃娃(女孩)和变形金刚(男孩)。

(三)研究程序

1. 绘本故事访谈——《恐龙先生坏了》。

编制助人、合作等亲社会故事为幼儿提供假设的亲社会情景,是考察幼儿亲社会观念最常用的研究方法。[25]调查显示,绘本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结构安排、构图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幼儿的接受能力和兴趣,有助于幼儿理解故事内容、产生情感共鸣。[26]因此,本研究采用绘本作为情景故事的载体,为幼儿创设生动形象的安慰情景,考察3~6岁儿童在假设情景中的安慰观念。首先,主试将幼儿单独带至整洁安静的房间,完成10分钟热身活动,力图消除幼儿的陌生感和紧张感。然后,一边向幼儿展示绘本,一边讲述《恐龙先生坏了》的故事。此环节要求主试人员严格按照绘本内容讲述故事,避免增减故事情节和使用具有感情色彩的主观言语。最后,在故事结束时,按先后顺序向幼儿提出以下问题。评分者倾听幼儿的回答,并根据评分细则对幼儿的安慰观念计分。第一步:向幼儿提出第1、2个问题,目的是考察幼儿是否理解故事情节。(1)小朋友,你知道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吗?(2)你觉得乔治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很开心还是很难过呢?如果幼儿不能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则复述绘本,直到幼儿能够理解故事情节和回答出正确答案。第二步:当幼儿正确回答出前两个问题后,再向幼儿提出第3个问题,目的是考察幼儿的主动安慰观念。(3)假如你现在正和乔治一起在花园里,你准备怎么办?根据幼儿所表达的安慰观念计分。当幼儿同时表达出主动的安慰语言(如我可以哄哄乔治)和安慰行为(如我可以帮乔治把恐龙先生修好)时,计5分;当幼儿只表达出主动的安慰语言或安慰行为中的一种时,计4分。如果幼儿能回答出第3个问题,则实验结束,幼儿的最终得分就是第3个问题的得分。第三步:若幼儿不能回答出第3个问题,则接着提出第4个问题,呼叫幼儿的名字并请求其安慰,目的是考察幼儿的被动安慰意愿。(4)小明(幼儿的名字),乔治现在很难过,它现在需要你的安慰,你想怎么安慰他呢?根据幼儿所表达的安慰观念计分。当幼儿同时表达出被动的安慰语言和安慰行为时,计3分;当幼儿只表达出被动的安慰语言或安慰行为中的一种时,计2分。如果幼儿不能回答出第4个问题,但表现出难过的表情,计1分。幼儿全程毫不关注或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计0分,实验结束。

2. “玩具损坏”任务范式。

“玩具损坏”任务范式是测量儿童安慰行为的经典范式,[27]分为情绪启动、主动安慰、过渡与被动安慰四个阶段。情绪启动阶段,主试将幼儿单独带至整洁安静的房间开展10分钟桌面游戏,以消除幼儿的陌生感。随后向幼儿展示损坏的玩具和因此引发的负面情绪;主动安慰阶段,观察并记录幼儿的安慰行为;过渡时期是提供给幼儿的动作反应时间;被动安慰阶段,当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做出主动的安慰行为时,主试通过向被试发出语言提示,激发幼儿的安慰行为。无论被试在被动安慰阶段是否做出安慰行为,实验都将结束。评分者观察幼儿表现,根据评分细则对幼儿的安慰行为计分。全部测试完成后,随机赠送被试喜欢的卡通贴纸作为奖励。“玩具损坏”任务范式的程序与计分规则见表1。

由于不同计分者的主观意识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误差,为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预实验前对参与计分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由两名评分者分别对20名研究对象的安慰观念及行为进行独立打分,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两者评分的一致性程度,评分者信度分别为0.928和0.947,满足测量要求,可以进行正式实验。

(四)数据处理

将人口学变量、安慰观念访谈及安慰行为实验的全部有效数据录入SPSS 22.0中,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的影响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儿童安慰观念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然后,控制年龄与性别因素,采用协方差分析考察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的影响。结果显示,儿童安慰观念得分在性别、年龄以及家庭抚养模式下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说明儿童的性别、年龄以及家庭抚养模式对其安慰观念没有显著影响。

经描述性统計发现,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家庭抚养模式下,儿童安慰观念平均得分都位于“表现出主动的安慰语言或安慰行为中的一种”(4分)附近。说明3~6岁儿童的安慰观念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不同年龄、性别与家庭抚养模式下儿童的安慰观念得分见表2。

(二)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行为的影响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儿童安慰行为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然后,控制年龄与性别因素,采用协方差分析考察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安慰行为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儿童年龄主效应在安慰行为得分上极其显著(F=50.432,P<0.001),进一步事后检验显示4、5、6岁儿童安慰行为得分显著高于3岁儿童(P<0.001),且儿童安慰行为得分随着年龄的增大呈现升高趋势。在控制年龄与性别变量后,亲代教养下儿童安慰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联合教养(P<0.001)。不同年龄、性别与家庭抚养模式下儿童的安慰行为得分见表3。

(三)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趋势的一致性

为进一步探究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的动态联系,本研究通过分析被试的安慰观念及其行为得分的相关系数,考察3~6岁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在性别和年龄上发展趋势的一致性即匹配性。[28]结果表明,儿童的安慰观念及行为在不同性别上都呈现相同等级的显著相关关系。而儿童观念及行为的一致性存在显著的年龄特征,即3岁时,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r=0.319,P>0.05);4岁、5岁和6岁时,儿童的安慰观念与安慰行为均显著相关(r=0.434,P<0.01;r=0.581,P<0.001;r=0.760,P<0.001),且相关系数随年龄的增大而增高。这说明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的发展不完全一致:3岁时,两者发展不一致(匹配),且安慰观念的发展显著优于安慰行为的发展;4~6岁时,安慰观念与安慰行为发展一致(匹配),且匹配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高。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儿童的年龄和性别因素后,考察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一致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在联合教养还是亲代教养家庭,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都呈现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这说明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发展的一致性不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家庭抚养模式下儿童的安慰观念与行为的相关性见表4。

四、讨论

(一)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在性别和年龄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进行协方差分析表明,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不存在显著影响,即在联合教养与亲代教养下,儿童安慰观念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描述性分析可知,3~6岁儿童在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家庭抚养模式下安慰观念的平均得分都位于“表现出主动的安慰语言或安慰行为中的一种”(4分)附近。这说明学前儿童的安慰观念在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不受性别、年龄和家庭抚养模式的影响。从本研究看,不同性别、年龄和家庭抚养模式下的儿童都能在故事访谈中同理主人公乔治的悲伤情绪,并表现出用主动的安慰语言或安慰行为来减轻对方悲伤情绪的倾向。这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证实,儿童的亲社会认知能力在学前阶段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29]根据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的亲社会行为发生三阶段论可知儿童安慰行为的产生要经历三个阶段:注意他人的消极情绪、有要缓解或消除他人消极情绪的意图、做出对应的行为反应。因此,儿童在安慰观念阶段既要有注意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观点采择能力,也要有缓解他人消极情绪的意愿。一方面,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一般被认为发生在4岁左右,[30]但我国学者在后续研究中提出,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在3岁时就已经出现,[31]为儿童安慰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心理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幼儿教育普及化、父母文化水平与养育效能感的提高,都有利于提高儿童亲社会观念的社会认知。相关研究表明,较高的父母自我效能感能通过调节其他心理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儿童亲社会行为认知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2]综上所述,儿童以观点采择能力为心理基础,在社会互动与教育的作用下,在学前时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安慰观念。

(二)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行为的影响

通过探究学前儿童安慰行为发展的性别与年龄特征,以及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行为的影响(在控制性别与年龄的前提下),本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儿童安慰行为的得分随着年龄的增大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这与当前的主流结论一致。目前大量研究表明,幼儿亲社会行为能力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升高。[33]一项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实验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的安慰行为水平与其年龄的增长呈正相关。[34]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安慰行为能力随着认知水平和交往经验的逐渐累积而提高,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第二,儿童安慰行为的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社会的性别期望不同,男孩被期望是勇敢、创新、有责任心的,而女孩更多地被期望是懂事、听话、有同情心的。因而,现有研究对6岁以上学龄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大致达成一致,认为女孩相比男孩更多地表现出合作、帮助、安慰等亲社会行为。[35]相比于合作、助人、分享等亲社会行为,儿童安慰行为的性别差异就更加明显,女孩更倾向于做出安慰行为。[36][37]然而,在以学前乃至更小的儿童为研究对象时,得出的结果却不相同。一项针对3-7岁儿童展开的助人、帮助和安慰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与学龄前儿童安慰行为的反应频率无关。[38]这可能是由于儿童在学龄前期还未达成对性别的理解,而这种自我性别意识要到学龄早期才能达成。[39]

第三,儿童的安慰行为在家庭抚养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亲代教养下儿童安慰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联合教养,这与研究设想一致。调查显示,在子女的教养仅由父母承担的核心家庭中,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表现最好。[40]相较于隔代家庭、联合家庭以及单亲家庭而言,核心家庭具有关系和谐、态度一致、氛围融洽等特点。加之新生代父母相比祖父母更加科学、民主的教养方式,为儿童提供了有利于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家庭环境。[41]研究表明,大多数祖父母倾向于采取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42]而父母能及时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给予正向反馈,对儿童的问题行为给予负向反馈。对比发现,无论是在联合教养还是亲代教养家庭,影响儿童行为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祖父母的隔代身份,而是祖父母对孙辈采取的教养方式上的差异。[43]

(三)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趋势的一致性关系

探究儿童观念与行为一致性(匹配程度)的研究,揭示了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发展的重要规律。本研究表明,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的匹配程度在性别和家庭抚养模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定的顺序性与阶段性。儿童安慰观念及其行为的发展不完全一致。具体表现在:3岁时,安慰观念与行为得分不相关,且安慰观念的发展显著优于安慰行为的发展,说明两者发展不一致(不匹配);4~6岁时,安慰观念与安慰行为得分显著相关,且相关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高,说明两者发展一致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不仅如此,儿童性别和家庭抚养模式对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的相关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见,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的一致性发展存在客观规律。如何理解儿童3岁时的“知行不一”和4岁以后的“知行合一”呢?

总体而言,安慰观念及行为的发展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普遍规律,即意识发展优于行為发展,是3岁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脱节的主要原因。绘本访谈结果已经证实儿童安慰观念在整个学龄前期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而安慰行为在儿童早期具有出现晚、频率低的特点。研究表明,每种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存在年龄先后顺序,其中帮助行为(12个月)出现最早,然后是分享行为(18~24个月),安慰行为(2岁以后)出现最晚。[44]就安慰行为来讲,孩子在出生后的第一年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悲伤情绪;0~1岁时可以进行自我安慰;1~2岁时可以寻求他人的安慰;2~3岁时才能够逐渐安慰他人,往后安慰行为水平逐渐提高。[45]其次,不利的教育方式可能也是造成儿童观念与行为脱节的外在因素,最常见的是幼儿园、家庭、社会以及教育机构的说教式教育。这种教育的优点在于教会儿童回答“应该怎么做”和“怎么做是正确的”的问题,缺点却是剥夺了儿童交往和互动的机会,加剧了安慰观念与行为的脱节。幼儿初期,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习得以成人的指令与示范为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社会互动逐渐独立,形成自主选择是否实施亲社会行为的能力。[46]相较于成人的指导和教育,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动机能在儿童亲社会观念与行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联。[47]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行为的内在动机取决于个体是否有选择行动或不行动的意识。[48]研究表明,大约在4岁左右,儿童会对道德行为进行评估和自主选择。[49]自主选择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动机,将持续激发儿童的亲社会观念向亲社会行为转化。[50]具体到安慰行为,儿童在4岁以后会根据已有的安慰观念对特定的安慰情景进行评估,然后自主选择是否实施安慰行为。这种出于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的内部动机,使儿童将自己当作安慰行为的发起者,更容易坚持实施自己的选择,进而实施与已有观念一致的安慰行为。

由于目前尚未有家庭因素对儿童安慰行为影响的研究,本研究仅初步探究家庭抚养模式对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安慰行为及其两者关系的影响,未来研究将深入不同抚养模式家庭内部,系统考察抚养者与幼儿互动的具体方式与内容,探讨家庭子系统与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的交互作用机制,为家庭教育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五、教育建议

(一)尊重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发展的规律

儿童的身心发展存在一定的规律,本研究揭示了安慰观念及行为的一致性发展的规律。儿童安慰观念与行为既不是始终统一,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从3岁时的知行不一发展到4岁以后的知行一致。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在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儿童的认知和行为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因此,承担教养责任的父母、祖父母与教师都应当认识到学前儿童安慰观念及行为的发展必然经历从不匹配到匹配的过程,接受童年早期的“说一套做一套”,而不是强迫他们一定要“说到就要做到”。

(二)转变联合教养家庭中祖父母的教养方式

祖父母参与孙辈教养被普遍认为是弊大于利的,本研究结果也指出联合教养下儿童安慰行为能力显著低于亲代教养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不是抚养模式本身,而是相对应的教养方式。与新生代父母相比,祖父母更多采用传统说教和骄纵溺爱的教养方式。即使在亲代教养家庭,父母如果不能采用正确的教养方式,同样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的增加和亲社会行为的减少。年轻的父母应当适时、客观地指出祖辈教养过程的不当之处,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传输现代的、民主的、科学的教养观念,建构隔代教养的家庭教育共同体,使祖辈参与的教养在家庭教育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三)加强代际沟通,保持家庭教育的一致性

虽然祖父母协同养育孙辈已经成为家庭养育不可避免的现象,父母仍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边界,不能将教养子女的职责完全转让给老人。做到“教”和“养”合理分工,才能达到不同教养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在联合教养家庭中,祖父母的主要职责是为儿童提供健康、科学的饮食及培养其作息习惯,父母则要重点关注儿童的学习情况、心理和行为的发展以及品格养成。父母既要有意识地为儿童树立安慰行为的榜样,又要积极创设与同伴、成人间交往的机会,为儿童安慰观念和行为的形成提供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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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family rearing models(collective rearing and parental rearing) on childrens comforting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Picture book interview and “broken toy trial” task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forting concepts and behaviors of 173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 to 6.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hildren aged 3 to 6 have developed comforting concepts at a high level, which do not vary with gender, age and family rearing models. Older children and children under parental rearing get higher scores on comforting behaviors. The development of comforting concepts of children aged 3 to 6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ir comforting behaviors, but they match each other bet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should keep the consistent education on children by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ldrens comforting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nd provide children with sufficient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space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acilitating their development on comforting concepts and behaviors.

Key words: family rearing model, comforting concept, comforting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