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是中国20世纪优秀的女性小说家，其作品以辛辣的笔触渗透着浓浓的女性意识。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个饱受封建父权制社会压迫的女性角色，通过对其悲剧命运的描写，揭露父权制文化话语对女性的严重摧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可用于对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女性视角的把握与分析，进而揭示其作品中的女性解放心路历程，更深入地理解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

关键词：《金锁记》 张爱玲 女性文学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一、《金锁记》与女性主义

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一部控诉“吃人的”父权制的中篇小说，创作于1943年，发表于1944年，是张爱玲“五四”后女性主义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

《金锁记》中铺陈的时代背景，是1903年左右的革命党人掀起推翻满族封建统治的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其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作为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七巧生得俊俏风流，为不少人所倾心。然而，家人为了钱财，将七巧许配给了大户姜家的二少爷—— 一个先天骨痨的男人，用七巧的话说，是一个“活死人”。七巧出阁前的人生为父权所支配，虽然生得聪敏美丽，却没有自由和自主的地位，被家人当作换取金钱的筹码，嫁入大户姜家，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从此，七巧的身上不仅承受着父权枷锁的压迫，又戴上了夫权和封建权威施加的镣铐。在姜家，出身低微的七巧完全没有尊严和话语权，连姜家的下人都瞧不起她。她没有钱、没有心腹，唯一可以仰仗的丈夫却一出生就痨病缠身，在青春正好的时光里，她蓬勃的情欲也找不到宣泄的出口。七巧作为一个边缘人物在姜家生活了十年，饱受精神的摧残，最后变得阴毒、乖戾、疯癫，将自己的儿女也一同拉向了生活的地狱。

七巧的一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之中女性的悲剧缩影。而造成她从如花美眷沦落为疯癫老太的原因，则是封建父权制度对于女性的浸淫与摧残。从《金锁记》之中，我们可以一窥封建时代给予女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的束缚，张爱玲用一种充满女性反抗和理想追求的女性主义文本书写方式，将这一种苦痛的束缚凄美怆然地表现出来。

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阐释《金锁记》，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论框架下，凸显马克思主义在女性解放和自由这一问题下的终极人文关怀，亦能通过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与冲突，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做出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世界掀起了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此后，一些女权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寻求女权主义的出路。女权主义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劳动分工观和异化观，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寻求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論，批判地继承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道路，强调性别斗争的非阶级独立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分析了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和处境。

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阶级的角度审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普遍的。在社会工作中，妇女在公共领域受到歧视；在家务劳动中，妇女的劳动一度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第二劳动。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对妇女的压迫是制度性的，这种压迫源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通过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中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导致女性的异化。

最后，妇女要寻求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现有的经济政治模式，追求妇女的自我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积极改造世界，实现社会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的认同。

另外，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现象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私有制是导致妇女受压迫的决定性因素。妇女只有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摆脱对男子的依赖，才能有实现自身解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自身解放，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分析的社会性别盲点。他们要求把妇女研究的重点从阶级结构和政治权利转移到生活方式的分析上来。

本文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出发点，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的解读，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父权制社会文化通过一系列手段摧残、压迫女性的真相。

三、困境与迷失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女性的肉体与精神都饱受父权制文化话语控制与摧残的时代，与此同时，妇女的独立意识亦开始慢慢觉醒，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受教育情况，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正如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提到的，书中的年代，女子裹小脚业已不时兴了，大脚才是文明的表现，便是守旧的人家，缠过脚的也都放脚了；女孩子都进了洋学堂念书了，学外语、学口琴，许许多多新鲜而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正在悄然萌发……

一方面，女性以及女性主义者都充分意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只有拥有了丰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刻画的曹七巧，在做姑娘时有不少爱慕她的人，可最后被哥哥嫂嫂安排着嫁给姜二爷，在确定终身大事无法自主后，也不过是盼着卖掉自己的一生来换些钱而已。但后来，这些金银并没有成为七巧的救赎，反而成了她的枷锁，让她在对封建父权的深恶痛绝的同时，亦化身成了一个无父权世界里专制跋扈的女主人、疯癫尖刻的守财奴。她认为人人都想要她的钱，而她只要守得住钱就能守得住一切。然而她没有意识到，这种脱离实际的虚妄信念渐渐变成了她的心魔，将她和她的儿女都囚禁在生活的深渊之中。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最大敌人，莫过于父权制下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女性观”。这种女性观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外界对于女性的看法。其中有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也有社会建构的结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框架寻求独立时，社会就会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部分，扼杀她们追求平等、挖掘潜能、释放欲望的思想和行为。七巧面对姜季泽时的爱而不能、面对姜家人冷眼时的怨恨隐忍、面对娘家人的不理解，内心渐渐犹豫、迷失，认为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生出了乖戾情绪。这一心理过程，恰巧印证了女性寻求独立解放时自身的踌躇和彷徨。晚年的七巧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这苍凉的一生，自己却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但她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够拯救她的不是钱财，亦不是对儿子女儿近乎变态的控制欲望，而是对于父权制下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女性观的摆脱，以期真正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人格的自由与独立。

四、追寻与毁灭

《金锁记》中的主要女性角色们也并未一味承受父权制压迫，为了摆脱悲剧命运的桎梏，她们各自做出了一些勇敢的努力。

比如，曹七巧对姜家三少爷的绮思，是她心中残余的温情与生机的寄托。在姜家的深宅大院里，她守着一位病恹恹的丈夫，饱尝姜家上下的白眼。按照封建道德规定，七巧只能规规矩矩地照顾着姜二爷。但森严的宗法制度却也无法压抑住七巧正值青春的心中那颗爱的种子，她冒着宗法的威严，向家族里的三少爷姜季泽释放出自己的爱意。

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或传宗接代，或宣泄欲望的工具。姜季泽便深谙此道。在外，他花天酒地、混迹花柳巷中；但在家中，他却十分明白，家族的女人是血统纯正的保证，试图逾越封建宗法权威来向他示爱的七巧，是可以轻浮调情的对象，却绝不能真正与她共冒人伦之大不韪。于是，他搬出人伦道德拒绝了七巧：“二嫂，我虽然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

姜季泽对七巧的拒绝，标志着七巧以感性欲望对封建宗法与父权制度进行的反抗失败了。她对姜季泽的情感，并非放荡所致，而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与纯粹的情感流露。同时，被姜季泽拒绝，也意味着七巧的女性情结在黑暗的父权社会遭到彻底阉割，至此，七巧的性格开始走向变态与扭曲。

而曹七巧的女儿姜长安对董世舫的恋慕，亦是长安生命中的一道光。长安自小受母亲操纵又不敢反抗，任凭母亲在自己身上宣泄无穷无尽的控制与施虐欲。十三岁时，母亲强行为她裹脚；上学后，母亲又为她丢了一条褥单而动辄要去找校长大闹，长安抵死不愿在同学们和喜欢的音乐教员面前丢人，便退了学。她主动放弃了上进的思想，变得安分守己起来，她认为这个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后来，在堂妹长馨的暗中安排下，长安与德国留学归来的童世舫结识。这个男人出现在她生活里，像一场美丽的意外。他欣赏她、尊重她，将她从母亲的阴影下暂时拯救出来。他们订了婚，但长安因不愿让童世舫与母亲见面，而仓促地终结了两人的婚约。此后，童世舫依然以朋友身份邀请长安出去，两人漫漫聊天，长安的话却也能引得童世舫发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连长安都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然而，与童世舫的暗中会面终被七巧发觉，她擅自请童世舫来到家中，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对他说起自己的女儿抽鸦片烟、儿子纳姨太太的事。寥寥数语，却让童世舫心中对故国和故国女子的美好印象轰然坍塌。从此彻底摧毁了长安与童世舫的关系，摧毁了长安“最初的和最后的爱”。

到了后来，丧夫后独自带着儿女生活的曹七巧，俨然已经成为无父权世界之中父权的化身，而长安则顺其自然地变成了曹七巧“父权”统治之下真正的“女性”，也就是一个沉默而又顺从的牺牲品。

母女二人在苍凉的一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次不敢声张的反抗，是对于封建父权制度下男女不公的社会情状的反叛，都体现了她们对自由独立人格的向往与追求。

然而，作为黑暗社会中“吃人”的链条上成长起来的人，曹七巧除了从“被吃者”成长为一个“吃人者”外，别无选择。有限的受教育条件和麻木冷漠的社会，让七巧无法思考酿成她悲惨命运的根由，只能驱使她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性、强大的物欲，以及因情感枯竭而产生的变态的禁欲心理，一味地报复在儿女身上、在旁人身上，而这也导致她自己在悲剧之中越走越远。

五、旁观与反思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金锁记》可以看作一部旧社会封建父权制度下，女性从受压迫到意图反抗，但最终又屈服于封建制度，成为父权牺牲品和父权的代言人的作品。它所表现的，是一部觉醒之初的女性主义者“失败”的抗争史。然而，纵然是这抗争的失败，也有着重大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女权主义生存状态，让我们感受到张爱玲对于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感悟与思考。

初嫁入姜家的七巧，是封建父权制度下砧板上的鱼肉，作为残废的姜二爷的附属品，在姜家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分家后的七巧，心理已经变态，虽然身为女性，但她身上所体现的却是“父亲”的影子。

后来的七巧，表现出对权力的极度攫取和滥用，彰显出女性被长期压抑后爆发的权力意识。七巧对于作为家产继承人的儿子长白，采取怂恿、放任，甚至不正常到有些暧昧的溺爱态度。她为了收住儿子的心，给他包办婚姻，将自己房里的丫头给他做姨太太，甚至教习他抽鸦片烟。这种种都能体现出七巧被阉割的、失落扭曲的畸形情欲，以及被压迫过久后极度的权力掌控欲望。七巧的欲望表达是变了形的，是被扭曲、被摧残过后结成的一枚苦果。她的这种变态的欲望，尖酸刻薄又一针见血，渗透到了封建父权制社会里人的欲望本质中去。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作为女性的潜能和社会认同。在这个世界中男女两性可以和谐相处，彼此依靠，男女具有平等的社会关系。女性可以感觉自己是完整独立的人，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实现自己的价值。

女性究竟应当往何处去？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她用七巧的故事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封建社会制度下男女不平等的本质，为许许多多如同七巧一般挣扎在性别制度中的女性发声，促使着女性们觉醒、思考，以至于真正走上马克思主義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放之路。

六、结语

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的能动作用，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古今，不平等的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根源。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应当既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化的问题，主张世界女性为一个整体形成有差异的融合，通过文学、文化的创作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推动女性的解放；又从现实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社会分工和异化学说与女性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批判父权制和追求女性解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今天，我们重读这位优秀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学思想和性别意识，不仅在当时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彰显着闪耀的人性光辉，在中国文学宝库之中不朽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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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刘畅，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