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书信体小说模式的文学实践，尤其是内心独白体式的书信体叙事，为民国时期的五四女作家探索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文学叙事策略，也为她们的边缘化话语提供了有效的生存空间。通过写信，女性之间得以建立起内在联系，有助于打开自我封闭的空间并建立女性联结的纽带。在书信体叙事框架下，内封闭的文本结构没有为任何所谓男性“救世主”提供参与的机会，从而构筑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理想的女性世界。在书信体小说的写作方面，庐隐和冯沅君是杰出的五四女作家代表。本文通过对庐隐和冯沅君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书信体小说的解读，可以看到书信体叙事模式成为女性主义叙事的表达媒介之一。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 庐隐 冯沅君 女性主义叙事

在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书信体小说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往往被归入边缘话语体系之中。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否认或者低估这种小说叙事模式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广泛发展。在书信体小说的写作方面，庐隐（1898—1934）和冯沅君（1900—1974）是杰出的五四女作家代表。作为一种文本叙事策略，书信体成为女作家的“保护伞”，其有助于女作家在试图传递某种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避免自身受到批评与指责。这种“私人的”叙事模式为她们的话语提供了合适的生存空间。女作家以“书信体”的文学实践建构起了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同時也通过这种文学模式突破了边缘话语体系，将内在与外在融合，将现实与虚构联结。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任何时代的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从可视的行动世界转向不可视的内心生活，这促使了书信体——这一新的小说形式的诞生。”苏珊·S·兰瑟曾经指出，书信体尤为女作家所青睐，18 世纪女作家的大部分小说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它使女性话语欲望得以发泄，割裂了性别和文类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作者话语的写作代理，这种作者型的叙事声音建构起作者的自我权威。

尽管不是现代文学中的主流模式，但20世纪初的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书信体文学模式进行叙事，通常用来展现边缘化人物的话语，使其讲述自己一直保持对外沉默或无法公开的故事。在这个创作群体中，以女作家最为常见，表达最多的也是女性人物角色。由于所谓的女作家本身的自发性及其风格的自然表现力，女性通常被视为优秀的“书信体”作家。他们对这种文学体裁的使用，不仅受益于其更强的情感敏感性，同时也是她们在社会中存在的被动地位的结果。女作家的书信体文学写作实践还为转变性别固有观念和转变对“性别-体裁”关系的文化认知提供了重要见解。此外，与日记体相比，书信体叙事模式除了传达人物角色的内心独白外，还具有典型的对话性质，这鼓励了叙事者/角色，隐含读者与读者之间建立对话关系。

一、庐隐书信中的爱情叙事与人生哲学

庐隐作为民国时期五四女作家的代表，创作了众多书信体小说，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主人公/叙述者。在于1922年发表的《或人的悲哀》这个书信体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亚侠给她最好的朋友KY写了几封信，描述了她与异性之间的浪漫恋爱过程，并表达了她与他们交往过程中关于爱情的内心想法，尽管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同时，亚侠还写了一些其他女性朋友在恋爱中的类似不幸经历。亚侠认为，女性应该通过浪漫的恋爱来享受快乐。然而，最后她自杀了，因为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其实无法与强大的期望妇女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传统关系相抗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亚侠心中的想法反映了作者本身“游戏人间”的人生哲学。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庐隐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理解。同时，她提醒同时代的女性要树立独立的人格，她们不应成为男人的“花瓶” 与玩物，也不应在浪漫的恋爱中失去自尊心。在亚侠给KY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有一段长篇幅的内心独白与肺腑之言，令读者印象深刻。短篇小说最终以亚侠的表弟所写的笔记结尾，她在表姐亚侠自杀后收集了她的信件和日记，并将其寄送给KY，这也最终将收信人的生活与写信者的生活联系起来。

类似的以书信来结构小说叙事的还包括《胜利之后》《一封信》《旧稿》等短篇小说。隐含作者在一封封长信中扩大了叙事空间。 在笔者看来，庐隐的虚构式的私人信件实际上将交流范围扩出了直接通信的两个人之外。她通常会在小说中“编造”出许多不同女性的名字和个人生活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庐隐的书信体小说不仅突出了女性群体的集体生活经验，而且随着这些女性生活的个人经验发展出了多重的叙事线。 这样一来，书信体小说俨然已超越一种简单的小说叙事模式，而是作为女作家进行女性主义叙事的表达媒介之一。

在庐隐的小说中，由于写信者/叙事者经常会提到身边其他女性朋友的爱情生活，这也就无形中将其他女性的关于爱情和生活的理念和见解合并到每一封信中。这样一来，庐隐的故事也无形中打破了写信者与收信者二者之间的私人叙事空间，反之为众多女性间复杂的共鸣情感织起了一张秘密网络。

此外，我们发现，庐隐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经常在书信中描述自己与男性之间的一系列不幸的爱情遭遇，而且经常在这种恋爱关系中提及女性朋友的相似不幸经历。因此，庐隐的书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促进同时代女性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女性经验共享的一种媒介。这也正是冯进所称之为的 “爱情类比的处理” 。当然，对庐隐和她的小说人物来说，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爱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诚实和情义”，它能够使人脱离自身的伪善，去向爱人展露真实自我。爱情本身也是一种“英雄行为”，它蔑视且抛弃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外部约束，欣喜若狂地在最自然的人类情感中相互融合。但另一方面，尽管浪漫的爱情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的象征，但庐隐作为五四女作家也毫无保留地为广大女性群体发声，无情地诉说着因爱情本身或外部社会环境而遭受心理创伤的群体共同经历，不断地寻求着作为女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作为女性存在的意义。

二、冯沅君《隔绝》中的爱情悲剧与女性主义叙事

除了庐隐之外，冯沅君也是民国时期擅长书信体小说创作的五四女作家之一。与庐隐相比，冯沅君创作的短篇小说数量不多，其中写于1923年的书信体小说《隔绝》当属为批评家谈论最多的一篇。

《隔绝》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对母亲的敬爱与对恋人（一位已婚男性）的爱恋之间进行抉择的痛苦过程。正如美国学者萨利·利伯曼（Sally Lieberman）所指出，这种情节结构总是 “围绕着一个可怕的事件”：一位选择了自由恋爱的现代女性，可能会因为对母亲的孝顺与依恋而被“诱导”进入传统的包办婚姻体系当中。反之，它也包含了相反的且同样可怕的一种可能性：追求个人意志的现代女性将在此过程中失去母亲。显然，《隔绝》属于后者。

这个书信体短篇小说是从女主人公/叙述者被母亲软禁的第二天开始进行叙事的。尽管被监禁，但可以看到她的房间里还是布置得井井有条，我们得知堂兄曾偷偷地给了她纸和笔，所以这位名叫维乃华的女主人公能够写下这些信。通过维乃华的叙述，我们很快了解到她与恋人，一个名叫青霭的已婚男子之间的恋爱故事，并因此遭到父母反对。a女主人公坚决热衷于自由恋爱，例如她在给恋人的信中常常表明自己的心意。通过叙述者的内心独白，我们看出维乃华始终相信他们的关系是纯洁而自由的爱情的真正代表。她清楚地说明，她直到现在还没有自杀的原因是，她希望青蔼会来营救她。如果她自杀了，那么她的母亲会将她的遗体送到被家里安排好的丈夫的家中，而这将是她最大的堕落。紧接着，叙述时间到了第二天，通过内心独白，维乃华声称自己在前一天写信的过程中出现了幻想。当她想到他们处境的不公平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时，她又开始赞美他们的爱。与非逻辑语法的语言叙述中，特别是在回忆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她似乎成为一个哲学家，对爱情和社会开始发表关于个人痛苦的评论。

由于作者在叙事过程中采用了蒙太奇手法，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必须仔细剖析叙述者自身的角色转换才能正确解读文本。在采用书信体的情况下，不存在真正的对话，只有很少的真实信息，大多来自写信者/叙述者的回忆与陈述或者感慨，很难确定情况的真实性。通过观察叙述者使用的语言，隐含作者似乎不仅将她和她的情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浪漫化处理，而且还将其理想化，从而使之从现实世界中消除。

在信中，维乃华描述了一个梦境。在梦中，他们处于一个美好的世界中，因为爱情而忘却了周遭的环境。通过内心独白， 我们看出女主人公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即对梦想而非对现实的偏爱。

在梦境之后，作者将“镜头”拉到维乃华和青蔼在会馆里最初见面的时刻。后来他们开始单独约会。当他第一次亲吻她时，她非常紧张，后来她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警告他的这种行为。然而，当青蔼开始进一步表明心迹，说他会为她去死，她也就全心投入到爱情中了。她写道：“我心软了，我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 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命， 立刻就允许了你的要求。”根据叙述者的描述，当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他们仍然保持“礼节”相待。他只轻轻地将她的衣服脱到最后一层，然后请她自己脱下衣服的最后一层。

实际上，从维乃华的最初反应中，我们看到她确实感到必须尊重中国传统社会中谴责婚外关系的某些男女之间的互动原则。但是，使她改变主意的是他对她越来越强烈的爱，并宣称自己会为她去死。另外，对她來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尊重着她的贞操，并将其视为一种“以礼相待”的爱的仪式。正因此，她决定回应并坚守这份爱情。

女主人公以所谓的真正纯洁而自由的爱情观念来拥护这种忠诚。但是，她仍然希望在恋爱关系中遵循这些规则，而这种矛盾可以解释她对情爱关系的持续理想化。维乃华摆脱了不愿获得家庭和社会认可的关系的不安，是因为她始终认为这种关系是完美的，几乎是圣洁的存在，为了证明这一点，双方都愿意为此牺牲自己以表明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女主人公根本无法摆脱家庭和社会向他们传授的那种认为婚外恋本质上是肮脏的心态，而只能通过维持一种使她与青蔼的关系理想化的内部叙事来继续进行下去。

此外，维乃华在特别捍卫自己的恋爱关系时说，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天，但无非是拥抱、亲吻和交谈，这表明她的真实想法是，她希望通过不发生性关系来证明他们的浪漫关系完全出于纯粹的原因。她始终遵守传统观念，即认为婚外性行为，尤其是与婚外情男子之间的性行为确实是可耻的。也许这一切都无形中逐渐促使她产生自杀倾向。似乎她声称如果不能永远和青蔼在一起，她就要自杀。然而，真正让她自杀的，是她意识到，必须通过这种行为来保证对爱人的绝对忠诚，也要来表明自己的“纯粹”。

在维乃华的信中，她断言自己如果第二天晚上仍然无法脱身的话，就会自杀。同时，她觉得如果她死了，她的尸体就会被送往父母安排好的“丈夫”的家中。维乃华完全拒绝了父母安排的婚姻而去选择自由的恋爱。但是，如果她选择最终自杀，这证明了她的最终优先权其实并不是与爱人在一起，而是要捍卫自己的所谓纯洁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她的目的只是为了与爱人团聚，那么自杀似乎就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最终被迫接受包办婚姻，她仍然可以选择暗自与他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妇女在丈夫去世后选择自杀这一对于妇女的传统期望。女性通过死亡获得纯洁，这意味着女性的纯洁或贞操似乎比生命更为重要。由于她对于恋爱关系的自由选择，她早已将自身陷于危险之中。因此，维乃华打算通过自杀来证明自己对爱人的忠诚，同时她也在捍卫自身的纯洁。

在这个书信体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应予以强调。通过叙述者的陈述，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维乃华对她母亲有着很深的爱意。她感到遗憾的是，这么长时间无法见到母亲与家人，所以回家是她应尽的义务。然而，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母亲始终是愤怒的，并扮演着父权制的“代理人”。她指责她的女儿使她丢脸，给家族带来了耻辱，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女儿想方设法地逃离。

在庐隐的小说中，母亲角色的缺席总是为女主人公创造空间，她们在其中可以自由地部署各种“不道德”的行径。而在冯沅君的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了脱离母亲总是在挣扎，并促使其开始通过内心独白的叙述和各种谋划来摆脱现实。对于维乃华来说，写作和恋爱是她摆脱传统父权制斗争的生命线，这两者之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此外，通过叙述者的独白，她渴望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爱，并相信所有的爱在某些意义上都是相同的。庐隐的女主人公总是在问：如果所有的爱都是“精神的”，那为什么女人不能获得社会平等相待的爱情？冯沅君的女主人公却在问：如果所有的爱都是“神圣的”，那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同时享受男人和母亲的爱？即使在强调对爱情和个人理想的观念，与庐隐不同，冯沅君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对母性关系的正面叙述。现实迫使维乃华认识到母女之爱对理想主义的背叛，母亲变成了女儿的狱卒，而为了追求自身的现代身份，她又必须抛弃母亲，即便她很爱自己的母亲。

小说最终以这位女主人公的最后一次出逃计划的失败而结尾。而在次年出版的续篇《隔绝之后》中，作者以其自杀的悲剧结尾。在维乃华死后，她终于实现了来自母亲和爱人的双重的爱。通过自杀，她重新赢得了慈爱的母亲。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庐隐和冯沅君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书信体小说的解读，我们窥探到书信体作为一种小说叙事模式，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在女作家的创作中，书信体成为传递女性主义叙事的合适的表达媒介之一。

书信体小说模式的文学实践，尤其是内心独白式的书信体叙事，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探索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她们的边缘化话语提供了生存空间。这样的叙事策略象征性地代表了女性角色在一个看似疏远的世界中得到相互同情以及道义上的支持。换句话说，通过写信，女性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有助于重建支持性的女性团结并打开自我封闭的空间，她们彼此间分享了自身以及女性朋友的经历。的确，在书信体叙事结构下，内封闭的文本结构没有为任何所谓男性“保护者”或是“救世主”提供参与的机会，从而构筑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理想的女性世界。

a 在且前出版的小说版本中，男主人公有时名叫“士轸”。笔者在文章中所采用的版本是按照《隔绝》在1923年最早出版的版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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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eberman， Sally Taylor.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7] 淦女士.隔絕[J].创造季刊，1923（2）.

作 者： 刘一昕，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国女性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