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造词法研究略论

2021-10-29陈美美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0期

摘要：任何语言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词汇也不例外。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人们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词语，这个过程就是词汇产生的过程。创造新词的方法就被称为“造词法”，有的学者也称为“构辞法”（徐通锵，1998），或者“词汇衍生方式”（李如龙，2002）。造词活动是在社会交际的需求下产生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进行社会交际，因此造词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它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在词汇发展过程中，对于造词法的分类标准以及造词法和构词法杂糅等问题一直存在，本文简单罗列一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对于造词法的观点，并浅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关键词：汉语词汇造词法

在汉语研究早期，并没有对这种造词运动给予专门的称呼，只是在行文中偶有提及关于造词的相关内容。提出“造词法”这个词并对造词法进行分析最早是在1948年，廖庶谦先生在《口语文法》（1948）中提到“把造词法分为三个阶段，从声音上自然发展得来的，从语言上自然发展得来的和由短语变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许多关于造词法的文章和著作，以下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关于造词法的观点。

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6）中最先提到了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不同，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造词法体系。他将造词法分成三种：语音造词方法、结构造词方法和语义造词方法。在他的语义造词方法这一部分中，他根据造词材料的不同又分成了变义造词和比拟造词。学界对于“变义造词”这个概念一直争论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新造词语”这个概念模糊不清。新词语的界定是注重新的词义的产生还是新的词形的产生，对于这种“旧形式”+“新意义”的词语是否属于新词语没有定说。卢英顺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汇学》中“就词的形式、意义和新、旧而言将词的书写形式分为几种：（1）新形式+新意义；（2）新形式+旧意义；（3）旧形式+新意义；（4）旧形式+旧意义”a。其中“新形式+新意义”“旧形式+旧意义”这两个分别属于新词语和旧有词语，毋庸置疑；“新形式+旧意义”与词的定型性有关，把这种看成是新词语的人并不是很多。比较难以界定的就是“旧形式+新意义”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情况，卢英顺认为既然是“新造词语”，那它在形式上就必然是新的，所以“旧形式+新意义”不属于新造词语。按照卢英顺的看法，孙常叙这种“变义造词”就不属于造词法，因为这种方法并没有产生新的词形。但是卢英顺的看法也没有解决问题，对于造词运动是建立在新词义的产生还是新词形的产生上，争论仍然存在。此外，孙常叙所提出的结构造词方法，也并没有将构词法和造词法完全区分开来，还是存在着造词法、构词法杂糅的问题。

在孙常叙之后，任学良在《汉语造词法》中提到“汉族人民极其巧妙地运用汉语各种因素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手段和方法创造新词，形成了完整的造词法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五大方法：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二者可统称为语法学造词法，但因各有特点，仍以并列为宜）、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b。他对造词法的分类系统性很强且条理清晰。任学良对于造词法认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语法学和修辞学引入词汇学当中，提出了语法学造词法和修辞学造词法。任学良可以称得上是“修辞学造词法”的鼻祖。此外，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6）、王勤和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都提到过“比拟造词”，黎锦熙和刘世儒的《中国语法教材》（1953）中也谈到过“比喻造词”，大致都属于任学良的“修辞学造词法”。任学良将修辞学造词法又按照修辞方法的不同，分為比喻式、借代式、夸张式、对比式、敬称式、谦称式、婉言式、仿词式八种。但是他在谈修辞学造词法时提到“比喻造词是‘以彼物比此物，用的思维方法是形象思维，不是逻辑思维，因此造词的时候它不管词的内部结构”c，认为修辞学造词法无须考虑构词问题，他的这个观点一直备受质疑。此外在他的词法学造词法和句法学造词法这两章中，出现了附加式、重叠式、主谓式、谓宾式等构词法的名称，因此在任学良这里也是出现了造词法和构词法杂糅、分类界限不清的问题。并且他所提出的五种造词法，并不能囊括所有的词，一些词的产生无法用这五种造词法来分析，比如说一些单音节词“日”“月”等。

任学良之后研究造词法的代表人物就是葛本仪先生，葛本仪先生是将构词法和造词法最先明确区分开来的人。与孙常叙和任学良不同，她将词的结构问题归入构词当中，使造词法和构词法的界限趋于明晰，并且将构词法提到和造词法同等的位置，与之前任学良所说的“造词法统率构词法”的说法大相径庭。葛本仪先生在《现代汉语词汇学》这本书中将造词法分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引申法、双音法、简缩法、比拟法。这种分类方法创造性地将“简缩法”也列为一种造词法，“简缩法是一种把词组的形式通过简缩而改变成词的造词方法”d。她认为由词组简缩成词，也是产生新词语的途径之一，并且简缩成的词与原词意义完全一样。但是有些词简缩后的形式和原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并不明显，比如说用数字概括的方法而形成的简缩词，像“三好”代表“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对于这种数字概括而成的简缩词，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中认为是“组合型造词法”所产生的词，在黄国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增订本，2011）中将其称为“数词略语”，分类方法不同，所叫名称也就不相同，但是意义所指大体一致。此外，葛本仪先生提出的音义任意结合法，也弥补了任学良的造词法分类没有顾及单音节词的不足。但是葛本仪先生的分类方法看起来也不免有些烦冗复杂，仅在语音方面就分了音义任意结合法、音变法和摹声法，这三种是不是也可以合在一起呢？

李如龙在2002年发表的《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中，并没有提到“造词法”这个名称，而是使用“词汇衍生方式”这个称呼，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新词的方式，只是名称不同。他将词汇衍生方式分为：音义相生、语素合成、语法类推、修辞转化四类，并且这四类大体也是按照历时语言学的顺序排列的。音义相生法与葛本仪先生提到的音义任意结合法、音变法和摹声法都是从语音的角度来探讨词汇的产生；语素合成法所产生的复音词从合成的方式说，可以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陈述式和补充式等”e。这种分类方法又陷入了构词法当中，造词法和构词法出现杂糅。语法类推是李如龙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语法类推有两种方式：一是词缀的附加，一是实词的虚化。他将词缀附加这种方式称为语法类推，更能符合大众在语言交际时产生创造新词的需求。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词缀的添加是大众按照已经存在的形式进行类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按照语言学理论的刻意添加。李如龙也注意到了修辞转化造词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像任学良那样按照修辞方法又将修辞造词法细分。他是从广义的修辞来讲的，并且他将缩略词和外来合璧词归入修辞转化中。他认为缩略词和外来合璧词都是通过压缩音节形成的，所以属于修辞转化的一种，这点与葛本仪先生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

2017年，张博在《汉语并合造词法的特质及形成机制》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汉语并合造词法”，并合造词法指“将两个音节共同承载的语义归于其中一个音节，为构造复合词提供语素或造出单音节词的造词方式，包括复合词并合、单纯词并合和词组并合三种类型”f。张博认为之前学者所提到的“缩略造词法”和“词素义合并”虽然有与并合造词法重合的部分，但是二者并不能概括并合造词法，对于复合词的并合（如：飞机—机）、单纯词的并合（如：模特—模）、词组的并合（如：吃饭—吃），缩略造词和词素义合并并不能解决这三种状况。对于缩略与并合的最大区别，笔者认为在于“词语并合”更像是为了造词做准备的一种方法。并合的目的在于为创造新词提供符合节律或者交际需求的新的语言成分，并合产生的不仅有词，还有词的组成部分——语素，所以并合并不像缩略那样单纯是为了交际的简洁方便做的截短或缩略处理。

随着汉语造词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造词法，之前国内的造词法研究大多以西方语言学的相关语法理论为参照，没有关注到汉语本身的词汇研究特点。近年来许多学者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研究汉语造词所独有的造词方法，或者是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中都存在但是汉语呈现方式独特的造词法，尽可能地展现汉语本身的语言风貌。

2016年徐正考和曹敬娇的《汉语特殊造词法研究》从语音、语法和语义三个方面出发，谈到了五种汉语特殊造词法：“叠音造词法、变音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以及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g叠音造词法和变音造词法是一种特殊的语音造词法，语音造词法就是一种将语音和语义结合在一起造词的方法。这种语音造词方法在其他语言中也普遍存在，但是徐正考和曹敬娇认为汉语语音造词法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汉语中存在的叠音词和变音词。“叠音造词法是由汉语的双音节化产生的，利用语音的重叠或部分重叠造成新词；变音造词法是通过改变词的原有读音造成新词，通过语音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来区别词义。”h同素异序词和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是特殊语法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是联合式复合词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其内部两个构词语素顺序互换后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词，又根据所产生的词的意义的异同分为同素异序等义（相互—互相）、同素异序近义（积累—累积）和同素异序异义（弟子—子弟）。局部同素反义词是指两个复合词的内部构词语素中有一个构词语素相同，另一个构词语素语义相反，例如少数—多数。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属于特殊的语义造词法，存在于语义造词法所产生的偏正式复合词中。“众所周知，按照普遍规则，偏正式复合词内部结构与偏正词组的组合方式相同，都是修饰性成分在前，被修饰成分在后，而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的造词方式恰好使这个正常顺序颠倒过来：被修饰的构词语素在前，修饰性构词语素在后。”i例如“霜花”，“花”作为修饰性成分位于被修饰性成分“霜”的后面。汉语中存在的特殊造词法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应该要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还有许多学者的观点没有一一罗列，但是他们的研究也依舊非常具有价值。随着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于词汇认识的不断提高，在新词不断出现的环境下，我相信对于造词法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入。但是造词法的研究相较于构词法来说仍显不够，所以也还需要更多的语言学学者关注造词法，让造词法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a 卢英顺：《现代汉语语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bc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第14页。

d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8页。

e 李如龙：《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71页。

f 张博：《汉语并合造词法的特质及形成机制》，《语文研究》2017年第2期，第1页。

ghi 徐正考、曹敬娇：《汉语特殊造词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第163页，第166页，第168页。

参考文献：

[1] 廖庶谦.口语文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

[2] 刘世儒，黎锦熙.中国语法教材[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3] 孙常叙.汉语词汇[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4]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