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蛋镇电影院》中，朱山坡围绕着电影院这一带有“狂欢节”意味的场所展开叙事。小说在时空架构、人物形象、叙事语言等方面展现出蛋镇人在文明规约和理性秩序之外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与巴赫金标举“第二种生活”的狂欢理论遥相呼应。

关键词： 朱山坡 《蛋镇电影院》 狂欢性

“狂欢化”为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他认为从古希腊文学开始一直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都存在着一条“狂欢”的线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用“狂欢化”的理论分析了陀氏小说“多声部”的特点a，产生了很大影响。狂欢来源于狂欢节，它体现着人类原始思维中存在的对自由的幻想和对生活的激情体验，这其中包含着对道德准则和理性秩序的僭越、交替复活的必然性、权力和立场的相对性等元素。狂欢视野下的生活是巴赫金所谓的“第二种生活”，它与规范秩序之中的“第一种生活”相区别，展现出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与意识形态化的自我发生解离的状态，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狂欢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 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b。

朱山坡是当代“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他的小说体现出代际写作的某些特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小叙事”的信仰。他的小说更多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拒斥着某种有可能发生的宏大叙事。他“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c，这使他的小说具备了某种“去中心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为作家笔下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提供了土壤。

《蛋镇电影院》是由十七篇独立成章却又相互联系的小说组成，特殊的结构方式似乎表明作家更注重呈现一个各种声音杂糅其间的、开放包容的文本空间。文本内部的诸多叙事元素处于高度频繁的相互指涉与沟通的状态，任何固化的定见、任何文化身份的标签都难以完成对人物的本质化建构，这部小说呈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种生活”。

一、时空的狂欢性

根据巴赫金的理论，处在“第一种生活”中的人被职位、家庭、性别等因素区分为单个原子，压抑着自我的个性表达。但同时巴赫金认为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一种打破规范和身份的禁忌，达到自我宣泄的生活，“它显示了人们从道德律令和本能欲望的紧张对峙中所获得的自由”d。

蛋镇的电影院在老吴和李前进两位“专家”的考证之下获取了光荣的历史起源。唐玄宗、杨玉环、长安城、马嵬坡，千古绝唱居然也能容得下小小蛋镇的电影院：“贵妃悄然离开了蛋镇，没有回容县老家，弃马换船，沿着蛋河出海，东渡扶桑去了。” e

但既然是“史略”，就不能单讲个例。蛋镇戏台的每一次烧毁都与一些知名的历史事件相伴共生。“‘陈桥兵变那年被贵州兵匪烧过一回；岳飞冤死那年，被蛋镇岳姓人放火烧了一回；崖山之战后蛋鎮人悲愤绝望，自己烧过一回；吴三桂主政西南，蛋镇人誓死不从，烧毁戏台以明志；戊戌变法失败，一群三省士子聚集蛋镇看戏，激愤中，戏台失火，他们抱薪相救……”

作家用一本正经的史家笔法书写荒诞不经的蛋镇往事，这种狂欢化的历史叙事使蛋镇得以从千千万万个存在于历史之外的小镇中脱颖而出。它褪下了“第一种生活”的外衣，享受着伟大历史的荣光。狂欢就是这样获得了时间属性，成为诸多历史叙述互相碰撞的场域。

如果说狂欢的时间性使蛋镇获得了纵向的历史感，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些篇幅则从空间层面展现了蛋镇的世界性。在《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中，影院售票员胖子章一心迷恋着大洋彼岸的美国。无论蛋镇人怎样嘲讽和反对，他都十几年如一日地为了他的伟大梦想做着扎实的准备。终于有一天，他乘着自制的小舟从蛋河出发驶向美国，在全体蛋镇人的怅然和惋惜中开启了自己生死未卜的旅程。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蛋镇通过胖子章的荒唐举动与这个超级大国建立起了联系。蛋镇由此获得了空间的狂欢性，即不同身份的政治主体打破了特定秩序和规则的界限，获得了一种自我言说的权利。

在《凤凰》中，作家又借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中的女明星们来说明凰的美貌：“银幕上的女孩子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时，他们这样说；是苏联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时，他们也是这样说。在他们眼里，仿佛凰集中了全人类的美。”

这里所说的电影明星在国别上也存在狂欢的特点：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笔下闭塞无闻的蛋镇在象征意义上打破了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壁垒。通过对“美”的评判与认定展现出了蛋镇人的世界性视野。作家似乎生怕读者将这一世界性维度的出现视作偶然，他用一种带有荒诞色彩的修辞来呈现蛋镇青年对凰的迷恋。“这是5月9日午后3点整，蛋镇终于等来了一个让世界春暖花开的承诺。”“这一年，是蛋镇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一年。风调雨顺，万物花开，蛋镇的荷尔蒙引领世界加速前进。”从这些文本细节可以看出，所谓时空的狂欢化，其内涵在于不同身份的主体或同一主体的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而这些界限本身又是意识形态运作的产物，是启蒙理性与技术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狂欢书写在破除这些界限的同时又为读者去理解历史与世界打开了新的大门，事物又回到了自身的本来状态。

二、人物的狂欢性

在古希腊的狂欢节中有一项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把小丑化装为国王并对其进行加冕和脱冕。这种仪式很好地诠释了巴赫金狂欢精神的内涵，即通过对权力的戏谑和嘲讽来表达一种带有颠覆性色彩的平等对话的思想。“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这样的气氛中，一些不拘形迹的人和事都会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他们的一些带有挑衅性的行为也因为节日本身的狂欢性而被接受。《蛋镇电影院》中的电影院就是蛋镇的狂欢节，小说中具有“狂欢性”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以电影院作为自己表演“加冕”仪式的舞台的。

在《英雄事迹报告会》中，一位在战斗中失去了左腿的英雄为蛋镇人作报告，这本该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但报告的地点选在了电影院，狂欢的仪式便由此拉开了大幕。

听众席的肉行屠夫老詹突然发出了“夹杂着鼻涕和口水喷薄而出的声响”的哄笑，他努力克制却没有成功。“他的笑像失控了的卡车，连自己也无法控制住。像公鸡打鸣一般咯咯的笑声从他两腿中间发出，源源不断，传遍全场。”直到老詹将一个脏兮兮的纸团塞进嘴里才得以止住笑声。但这个突发事件为整场报告会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原本沉浸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的听众们就像电影被导演喊停一样从想象的情景中醒来，再也难以聚精会神。人们很难继续感受到神圣肃穆的气氛了，连作报告的那位英雄也受到了影响，“眼睛不自觉地盯着老詹”。

这位英雄代表着官方背景，他的报告本身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味。但“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笑的段子”的老詹却用难以遏制的笑声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询唤发出拒绝。他在那一刻成了整个电影院的焦点，这实际上是一个加冕的时刻，一个民间小人物抢去英雄头衔的加冕时刻。

《骑风火轮的跑片员》中的孙吴是一个“烂人”，他虽然是电影院的跑片员，却一直为蛋镇人所不齿。“孙吴从不看电影，无所事事，便在电影院抽烟，吹口哨，寻衅滋事，欺负软弱者，趁黑摸女人屁股，甚至把蟑螂放进观众的胸部，并以此为乐。”

最终他因为在电影院内调戏妇女而被打了个半死，孙吴在养伤期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爱上了电影，并重新回到蛋镇继续做跑片员。这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转变或许不会让人感受到狂欢的意味，孙吴始终是个小人物，他的经历充其量可以认定为改邪归正。但在小说结尾处，作家为这个小人物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加冕”仪式——因公殉职。孙吴在一次跑片的途中发生意外，他依靠强大的信念骑着他的“风火轮”把片子的拷贝送回蛋镇。这段死亡描写非常悲壮：

孙吴停下来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我们去摇他掐他人中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自行车的轱辘、链条热得滚烫，轮胎快要燃烧起来了，而孙吴的身体逐渐冰凉下去。

我们突然想起来，他骑车从我们中间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听到他的喘息，手脚僵硬，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关键是后脑勺渗着血，滴洒在大街上，像是来不及擦拭的汗水。

由此可以推断，孙吴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死了。

孙吴在死亡的时间层面上发生了错位，他的身体动作并没有随着死亡的发生而停止，而是在强大的精神意念下保持着死亡之前的延续性，而这个精神意念就是将电影胶片送到蛋镇电影院。这时，死亡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具有了某种崇高感。“它经历了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 f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小人物始终具有特殊的意义。小丑、愚人、说谎者，这些遭遇社会遗弃的分子经常会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理时刻。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不难发现狂欢性的某些重要特征：它在本质上包含着肯定与否定、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内涵。

三、语言的狂欢性

在巴赫金的狂欢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对“广场语言”的研究。这是一个敞开的语言空间，是一个“典型的杂语、不同的语言意向、语体风格、不同的语言主体平等地相遇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平民俗语、民间谚语、大众口语，乃至一些下流粗鄙的玩笑话都可登堂入室。

老吴和李前进是蛋镇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二人都在争夺电影院发展史的解释权，他们彼此攻讦所使用的语言却十分粗俗，与文化人的身份构成巨大反差。面对出于热爱而一心扑在考证历史这项工作上的李前进，老吴非常不屑：

他钻进尘封岁月，目的是“偷窥”前人的隐私，跟往女浴室挖地道有什么分别？他就像是公鸡冒充鸭子下水，土狗效仿瘦猴爬树，太监致力于生育工作。

作为蛋镇德高望重的“乡贤”，老吴说出的这番话与自己的身份是完全相悖的。人物语言与人物身份的背反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戏谑和讽刺的目的，而这正是广场语言的重要特征。

在《全世界都给我闭嘴》中，在战争中失去听觉的袁更凯化身为电影院秩序的维护者：

“全世界都给我闭嘴！”他猛然站起来警告所有的观众。

可是，全场没有任何人说话，除了电影里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多余的嘈杂声。

袁更凯的语言是命令式的，这符合他的军人作风。这种语言的特点与袁更凯的身份并不违背，但此处的狂欢色彩体现在主人公获得语言主体身份的可疑性。当一个听不到声音的人喊出“全世界都给我闭嘴”时，他实际上是以一个完全的语言主体身份与听众平等对话的。在这一刻，他从象征层面上克服了自己的缺陷，和众人一道成为狂欢节的重要分子。

《大产房》描写老骆的妻子旺兰痴迷于电影，居然在电影院产下了三个孩子，而当在电影院生产第四个孩子遭遇难产的时候，她拒绝老骆救助的呼喊也很值得玩味：“老不死的，生孩子的事不急，你让我先把电影看完……”“操你祖宗，我的鞋子掉了，裤子也掉了，你不能把我当狗一样拖出电影院！”“你把你自己阉了吧，我不愿意再为你生孩子了！”

旺兰想把孩子生在电影院，而丈夫却想把他送到医院去，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的旺兰在反抗时所使用的语言发生了狂欢化的扭曲和变形。这些脏话是她平日里无法说出口的，但在此时却如连珠炮一般。读者当然有权利认为旺兰是一个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都不负责任的人，但从这段话中我们又为她对电影艺术的执着与热爱所感动。

狂欢化的思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思维，它的开放性体现在拒绝从给定的、静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一切绝对的、权威的、单一的范畴都意味着匮乏与缺陷，它引导人们走出独白思维，留意动态的平衡。仔细分析，蛋镇这个名字不正是体现了这种开放性吗？蛋意味着封闭和隔绝，但蛋本身却有可能孕育着生命，它有着新的可能。其实《蛋镇电影院》这个众语喧哗的文本中还有一些本文没有分析到的人物：在越战中失去右腿的荣春天、贩卖白虎油的私生子阮囊羞、自称是麻风病患者的西装男、“盗亦有道”的偷儿荀滑、专门到电影院去睡觉的贾长腿、用父亲的棺材钱去买电影票的长毛小子……读者在阅读这些人物的故事时很难选取某一种固定的视角或评判标准，这些人物在道德和理性的邊缘游走，他们的遭际呈现出对未来的敞开状态，就像巴赫金所说：“世界还看不到任何终点，世界的和关于世界的终极话语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开放的、自由的，一切还系于未来，并将永远系于未来。”

a 〔前苏联〕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b 〔前苏联〕 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c 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d 〔前苏联〕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e 朱山坡：《蛋镇电影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f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3页。

作 者： 胡若扬，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信阳学院文学院团总支书记，助教，研究方向：语言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