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蒙《蝴蝶》中的先锋性萌芽

2021-10-29卢铭夏雨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0期

卢铭夏雨

摘要：王蒙的《蝴蝶》具有先锋性萌芽的流动，他将叙述形成一个时间的闭环，如何抓住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交汇点便是进入《蝴蝶》的关键一步。而对于蝴蝶和汽车意象的理解是走入王蒙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核心关键。在汽车和蝴蝶意象的建构之中，归乡模式的变形隐喻了知识分子个体自我找寻精神家园，而王蒙巧妙地运用道家的“自然”之理，将作品主人公张思远“复归”到自我的精神家园之中。

关键词：王蒙先锋性萌芽归乡模式复归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特殊的、百花齐放的时代，王蒙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蝴蝶》作为当代意识流的双子座之一，无论是对于时代，还是王蒙本人都具有别样的意味。它其中的独特的哲学意蕴和寓言意味，到现在看来都是深厚的。在《蝴蝶》文本中有两个特殊的符号意象，即汽车意象和蝴蝶意象，而这两个符号意象几乎贯穿了王蒙80年代后的写作，理解汽车意象和蝴蝶意象便是走进王蒙的关键一步。

一、汽车与蝴蝶意象与地理意义的建构

《蝴蝶》自发表以来，从内容上来看，被纳入了反思文学的范畴，从文本角度来看，评论者又将其归入意识流小说麾下。但是抛开创作的文学范式向写作还原，向叙述还原。作为归来者，王蒙没有像主流作家一样感伤文革，没有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把叙述时间全部放在故事时间中，反而在《蝴蝶》中进行了叙述和语言的一系列实验，这一实验未必不能将之看作为王蒙自我先锋主义的萌芽。

《蝴蝶》的内容实际上很简单，张思远从年轻的老革命张副主任升为市委书记又被下放到山村，平反之后升任张副部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经历起伏的官员的故事。但是因为内含的先锋性和一系列叙述的实验，王蒙在《蝴蝶》中叙述具有模糊性，且文本符号的指向亦有多义性，所以并不容易读懂。《蝴蝶》具体又抽象，简单而又思辨，或许这就是小说引起诸多争议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也加深了小说的艺术性。

《蝴蝶》的叙事绝大部分其实是张思远在从山村返回城市的北京牌越野汽车上完成的。这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失眠在床上的意识流动颇为相似。当“叙述占据了文本，支撑起文本的存在，其中不再有叙述以外的东西，甚至故事也只是叙述的原材料或副产品”a。如何抓住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交汇点便是进入《蝴蝶》的关键一步，按照文本的叙事顺序来看，《蝴蝶》开篇讲的是张副部长重返山村之后返回城市，然后按顺序开始回忆几十年来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张书记——张副部长的经历，最后结尾重返山村与开篇形成一个时间的闭环。王蒙在文本中构建了一个叙事时间的闭环，从汽车起又在汽车中完结。而文本的其他内容都是叙述主体的想象和回忆，这是具有不确定性和跳跃性的，因此《蝴蝶》的故事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与几年后马原、格非他们的先锋主义又有一些相似。

而在这实验性的叙述和语言背后，符号化亦是王蒙先锋性萌芽的一个现象。张思远的三个阶段，具有其特定的符号但这符号又具有多义性。从自我精神的探寻中，三个符号可将之分为汽车——蝴蝶——汽车。

汽车意象和蝴蝶意象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含义，在空间上看，汽车意象指代城市，蝴蝶意象指代山村。在时间上看，汽车涵盖张思远下放前与后的生活状态，而蝴蝶则是指张思远下放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单单从时空的含义上来看，汽车意象与蝴蝶意象是二元对立的。这一种对立，不仅仅是指城市与山村的对立，而且还包含了拥有权力的张副部长与普通民众老张头的对立。

汽车意象与蝴蝶意象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汽车在文本中有“快速”的意味，在小说的开篇，王蒙便接连用到了“飞驰”“越来越快”“抛在后边”“超过”等词语和短语，城市如疾驰的汽车，将山村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而在这高速之中，张思远迷失了自我。而这二元对立还包含权力和民众的矛盾。汽车在文本中还含有一种隔绝的含义，张思远曾抱怨汽车将自己和新鲜的空气、坚实的土地给隔绝开来。但是在这隔绝之中又有一种暧昧的含混不清的在里面。在隔绝的汽车里，坐着又是舒服的，此刻汽车意象便是直指權力，隔绝了民众和土地，又在某一层面上令人舒服沉醉。在此之外，汽车亦有威势之意，在张思远的回忆中，曾经在夜晚行车，一只小灰兔误入汽车的前灯光柱中，王蒙对于兔子的描写是以“惊慌”形容，而与之对应的汽车形象是“疾驰的、紧紧追赶着它的可怖怪物”b。此处民众或者说个人与权力是对立的、矛盾的，在权力之下，民众是多么渺小。

而张思远便是在这二元对立的两者之间，在部长与老张头、城市与山村、汽车与蝴蝶之间不断徘徊、拉锯，处于一个自我的迷城之中。在文中张思远便自我怀疑，坐在舒适的车里、在繁华大城市中的张副部长和在荒凉的山村捡羊粪的老张头是否是同一个人，“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 c这段话颇有庄周梦蝶之意，在不断的反问之中，追寻着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从更深一层次来讲，其实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寻找自我。张思远同《围城》中的方鸿渐、《废都》中的庄之蝶一样都在寻求自我的精神家园，三者的解构意味浓烈，都将大写的人物解构，传统的历史解构，于个体之中探寻自我的意义。他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d。

二、汽车到蝴蝶意象与地理意义的转换

在《蝴蝶》中，张思远经历过市委——山村——市委、部长楼——山村——部长楼的地理和时间上的迁移，而这迁移实际意味上也是汽车和蝴蝶意象的转换。

《蝴蝶》的迁移模式是钱理群定义中，鲁迅乡土小说归乡模式的变形。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中，叙事者在亲历自己的故事同时，还在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两者相互交汇，形成一个“复调”e。在《蝴蝶》之中，张思远在经历自己官场沉浮的同时，亦讲述了海云、美兰、秋文、冬冬的故事。而王蒙的这部作品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下放归来再离去，即以张思远为主体，经历从城市下放、在山村平反之后返回城市、又从城市离开去往山村的地理和心理意义上的迁移过程。

别于乡土小说归乡模式的中心点定在乡村，《蝴蝶》的中心定在城市，即是以城市为中心点，山村为远方，但不变的是，二者都表达出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情感，即在此地皆是无法找到自我，且都对彼处的远方表现出向往。所以张思远在文本中常常表达出想要像蝴蝶一样自由。

文本中的叙述者感叹，时间上的移动转到地理上的移动，便从无形化为有形，而这一转换使时间变成“可以触摸的力量” f促使人向前。迁移这一行为，意味着从一个群体意识转移到另一个群体意识，而这一种转移也蕴含着个体意识的重构。旧的个体意识张主任在下放的过程中，逐渐被山村消解，新的个体意识老张头在山村这一地理意义上被建构，老张头在归去城市之后与城市的群体意识又再次发生碰撞，复杂的情感矛盾油然而生，因而张思远在文本中来回于山村和城市，即在汽车意象和蝴蝶意象之间不断转换、挣扎。这一消解重构的过程，也是张思远自我追寻的一个过程。

张思远的下放归来再离去其实是自我找寻的一个过程。别于归乡模式中再离去后，主人公的未来，作者是未曾叙述的，其实在乡土作家的心中是悲观的，即便再离去也不能找回自我，所以他们常常保持一个行进的持续状态，如《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以少平 “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 g结尾。或往往不再描写再离去之后的故事，以再离去为结尾变成一个可以想象的渺茫的希望。如鲁迅《故乡》的结尾，迅哥儿躺在船上，听着水中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和故乡已经远离了，和闰土已经远离了。他觉得侄儿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h。但是王蒙的《蝴蝶》在再离去之后还有寻回自我的复归，在结尾，张思远不再在张部长和老张头两者之间挣扎，而是将之确立为自己就是自己，不论张部长还是老张头他们都属于张思远。

很显然，张思远找寻到了自我。而在此刻，蝴蝶与汽车意象则有一种融合： “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 i王蒙其他作品也有像《蝴蝶》结尾一样的复归，如最新出版的《笑的风》结尾：“大成在电脑上用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打‘悲从中来四字—DWNG，出来的是‘春情二字。” j又如王蒙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结尾：“伊犁的天空又变得蔚蓝了，伊犁的清风又充满了花香，伊犁的土地上又长满了庄稼。” k这里所说的复归，并不是简单的喜剧式的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经历过一系列迷惘和挣扎之后释然的回归，而这种回归还会带有老庄的“夫物芸芸，各复歸其根”！ 2的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 ！ 3的中和。复归是王蒙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特质，亦是其作品之所以闪耀的一个原因。

三、汽车和蝴蝶意象与地理意义融合的内在意蕴

纵观王蒙的阅读经验，他具有革命的“红”和老庄的“道”，但有趣的是，与绝大多数作家不同，王蒙的红和道是并行的，而不像其他大多数作家是从一者转向另一者。

王蒙曾在随感里说过，五年计划和苏联的众多小说令其心潮澎湃，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巴巴耶夫斯基的《光明普照大地》。另外，那时还十分向往能够写出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一样成功的作品。并且看到杜鹏程出了《在和平的日子》时，感到“壮心不已”！ 4。而对于道家，王蒙也曾表示老子深不可测，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读《老子》，“觉得他的论述虽然迷迷瞪瞪，确实耳目一新，让人大开眼界，一下子深刻从容了许多”！ 5。

正因王蒙这样辩证的阅读经验，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思辨性，而《蝴蝶》中汽车意象与蝴蝶意象的对立统一亦可看作张思远革命性和道家思想的对立统一。《蝴蝶》的绝大部分内容其实在描述一种矛盾，革命的身不由己和渴望自由之间的对立。张思远希望能帮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也希望可以达到自我精神的自由。而绝大多数人或者作家都难以将二者融合，达到一种平衡。要么便如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彻底放弃革命性，转而到了纯粹的道家的精神自由世界，要么便如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不再保守全真，“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 ！ 6，从而放下坚守，随了波逐了流。为官者便是在大势的裹挟之下，要么逃离，要么随波逐流。

其实《蝴蝶》在前部分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写的，但是王蒙为了达到二者的统一，巧妙地设置了回归，而且是使用平民身份“老张头”地方式回归山村，这便是王蒙的高明之处。在“上路”这一章节中，已经升为副部长的张思远，却抛开汽车、抛开工作、抛开部长身份，跟所有的平民一样，经历过排队、火车、汽车，以平等的方式重回山村。在途中张思远体验过平民的自由与难堪。正因这次回归张思远明白当干部不容易，而普通大众亦有不易之处。“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他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 ！ 7在日常生活中，想要自我的彻底“逍遥”确实不可能，张思远发现蝴蝶的对立面，或者说是道的对立面，正如王蒙在《庄子的快活》一书中所说：“道本身包含着道的对立面，包含着非道、反道、背道而驰的可能与现实。” ！ 8在此刻张思远更加理解庄子的“逍遥”，任何的自由都是要有所凭靠，只有恪守自我的职责方可达到自我的“逍遥境界”。

而王蒙便是巧妙地“复归”，在重返山村这一段旅途之后，张思远寻回自我，他将是自己、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全部融合，成为真正的张思远，而“明天他更忙”！ 9。

在王蒙之后，马原、格非他们将先锋走得更远、更明白。但《蝴蝶》至今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可见《蝴蝶》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文本上的叙述实验和符号多义性的先锋性的萌芽。更是在于王蒙在下放——归来——再离去——回归的迁移模式下和对蝴蝶意象、汽车意象的往返与融合中完成了对于自我存在的追问和复归。而王蒙的复归蕴含着老庄深刻的哲理，并非是简单的喜剧收场，而是对于自我清楚认知后的自我归位。而这一种归位是王蒙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闪耀至今的一个关键原因，还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大特色。

a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②cfi！ 7 ！ 9 王蒙：《王蒙自选集》，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第235页，第273页，第281页，第272页，第283页。

d 温奉桥：《隐喻的迷思：〈蝴蝶〉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e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g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页。

h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 0 王蒙：《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

！ 1 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700页。

！ 2 罗义俊：《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 3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8页。

！ 4 王蒙：《王蒙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 5 王蒙：《老子的帮助》，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