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愈《杂说一》通过引用《易·乾》中的“云从龙”，以此生发并展开论述，综合运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借该文用以抒发内心之诉求、希冀以及相关的政治意图，本文将从隐喻、辩证哲学、例证分析以及文本情绪建构等多个方面进行简要的文本分析与阐释，以期能够探寻和挖掘《杂说一》中更多值得思考和延展的问题，并对其拥有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杂说一》 韩愈 隐喻 辩证法 《易》

《易·乾》：“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孔颖达疏：“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出，是云从龙也。”《古文观止》中收录有韩愈的《杂说一》（《龙说》），清朝吴楚材、吴调候评价该篇：“此篇以龙喻圣君，云喻贤臣。言贤臣固不可无圣君，而圣君尤不可无贤臣。写得委婉曲折，作六节转换，一句一转。”评语结合作者所处时代之境况，不仅从文章句法和用字入手进行分析，还充分透析其作品背后的情感意涵，可谓是不平则鸣， 文穷而后工；文以载道， 唯陈言之务去；抑遏蔽掩， 婉曲尽情；逻辑严整， 气势充沛。a

该文属于韩愈《杂说四则》中的首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该系列均为体例短小、笔意凝练的论辩体散文，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抒发自己的见解与思考，借题发挥，针砭时弊，言辞委婉却有力，行文结构形散神不散，可为后世议论抒情体之范式，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极高的文学价值。韩愈综合运用隐喻手法和辩证说理的方式，使《杂说一》具有较浓郁的神秘色彩和较强的政治隐喻性，行文亦灵亦怪、变幻诡谲，赋予作品以别样的文学张力和艺术表现力。

一、经典意象运用：隐喻手法“保护”机制的表征

（一）“龙”与“云”：未知与已知意象的融合碰撞

先秦时期，楚国令尹屈原首创“香草美人”的隐喻意象，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象征话语体系，在他的作品中具有极高的使用率，其中以《离骚》最为典型，如：“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扈江离与辟芝兮， 纫秋兰以为珮”等。而据先秦时期的诸多文献典籍所示，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部分先民們已经开始使用一些特定的植物、动物或者是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作为文学作品中极具象征性质的典型意象。

而“龙”作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远古生物，在《礼记·礼运第九》中，龙与凤、龟、麟一起并称“四灵”，是负责掌管风雨的神灵，司掌行云布雨，是风和雨的主宰，常用来象征祥瑞。《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曰：“女娲， 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b《说文》云：“娲，古之神圣女， 化万物者也。”c通过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可见在远古神话时期，华夏先民就已经拥有对原始图腾崇拜的相关记载，将女娲的样貌描绘为“人面蛇身”，这恰恰也是中华民族初源文化融合与变迁的外在表现之一。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图腾崇拜惯俗中，“龙”能起到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但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局限，古人对于“龙”之本体的认识还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仍然具有较多未知的因素，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受人尊崇的“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实体，但其形象的组成物均源于现实，可以说“龙”之意象的形成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

《史记·高祖本记》中记载：刘邦之母刘媪“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d。可见刘邦试图通过借助上古神力来为自身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造势，以“君权神授”为中心思想，借“龙”的威慑力与崇高感，赋予封建专制皇权以更具信服力的统摄性，并且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龙”这一极富神秘色彩的圣物，与专制皇权的融合度不断加深，并且逐步成为其代名词。

在后续的历史演变和文明发展中，龙作为皇权的另类代名词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借以象征着封建专制皇权，帝王代替天神来管理和统治社会，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涉及有关“天人感应”的核心思想，也是将君王与象征着天神之力的“龙”相联系，进一步巩固了相应的图腾崇拜和指向性意味。

皇权是集权（极权）的一种形式变体，帝王通常被称为九五至尊，以“龙”为典型图腾代表，九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至阳的，即爻卦卜辞中的“老阳”，是至纯至刚之卦，即可理解为“龙”是具备较为强烈的“阳”属性，而“云”，则代表着阴柔的部分，具有“阴”的一面，二者相生相伴，一阴一阳之间创造出意象融合的无限可能。

“云”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通常作为阴柔的象征和化身，以“云”为代表的一系列易被先民率先观察到的自然界物象，作为第一层的自然介质，自然而然地容易被当时的人们运用在相应的口头或者文本记录当中，可以说是已知且较为显性的物象来源，较之于“龙”这一由未知衍生而来的意象，一隐一显中，均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界以及人文领域的观察和思考。而《杂说一》将二者进行意象的融合运用催生出一种亦幻亦真的文学效果，使隐喻效果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龙”“云”互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投射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以及“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着重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以“龙”“云”互从的呈现形式，阐释二者的紧密关系。

《易·系辞下》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 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我们知道《周易》把天地看作生命的来源，认为万物产生于天地，人类则产生于万物，因此 ，人和天地万物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上古时期，先民们以天地、自然为蓝本创造了许多精彩绝伦的神话故事；汉代有董仲舒提倡“新儒学”，针对巩固君权，率先总结归纳出“天人感应”的思想理论，针对“君权”和“神权”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到唐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同样被广泛应用，“龙云辩证”也就对应着“君臣辩证”，主客体之间的转换，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生动写照，将自然之物与现实角色相合一，体现了仁者爱人互动关联的诉求，和万物共生、兼容并包的多元视角。

（三）以“龙”代“君”，以“云”代“臣”：隐性防护机制的建构

唐中期以前，经历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国力昌盛、政治清明的时期，一展太平盛世，吏治清明，君臣和睦，“安史之乱”“建中之乱”等一系列战争发生之后，原有的行政体制受到冲击，出现了君主专横独断、偏私违礼等政治乱象，朝政废弛混乱，政权的连续性被打断，传统外廷宰相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奸臣当道，文德式微，中央的公信力受到明显削弱。

虽然有关此文具体的写作时间我们无法确定，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推测出大致的时间范围在《送穷文》和《进学解》前后，即贞元十九年（803）年至元和八年（813）之间。在这期间，韩愈遭遇人生低谷，仕途受挫，遭人谤毁，郁郁不得志，愤慨于官场的钩心斗角、污浊昏暗，可以说是胸中阻滞，心中郁结，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

以韩愈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官，不满当时朝政上出现的一些乱象，于是写就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杂说一》（龙说）与其兄弟篇《马说》在写作技巧和表意方式上，均有众多相似之初处，分别假托“龙”“云”和“千里马”“伯乐”，来实现文章议论争辩的目的，并作为一种独特且出彩的关键性内容元素，在文章的整体架构和展开上，占据重要地位。以此为中心点发散延展，引出作者的中心思想和写作意图，是文脉贯通的连接绳，并借此来达到与现实社会进行一种“隐形架空”的保护机制。

将写作者之身与文章之意，进行了某种隐晦的脱机工作，即可理解为：作者（传者）——意象（龙、云）——现实（君、臣）——读者（受者）——作者（传者），一种“非线性”的闭环传播过程，通过使用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的意象，在保证信息传递准确性的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规避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形成一种中间阻断机制。

透过这篇文章，可以窥探出作者始终保有传统士大夫对于君权一贯的敬畏与尊奉，当然这同时也是在朝为官的处事谏言之道，借助隐喻的方式，以几个典型意象为依托，在与君主的直接交汇中建立了一个隐形的保护隔膜，避去明面上的锋芒与棱角，以一种更为圆滑和温和的方式向上位者传达自己的心声，也是该文的技法特色和焦点所在。

二、理之躯壳，情之内核：辩证思维的剖析与文本情绪的建构

（一）《杂说一》中蕴含的《易》之辩证观

在《乾》卦中， 从初爻到六爻， 自下而上是讲“龙”由“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的整个过程 ，同时都相对应地包含着人的生命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则及意义。可以说在时间线上有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而以龙代君子，其发展过程中，也涉及与不同对象的辩证关系。

韩愈的《杂说一·龙说》原篇可為例证：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e

文中写道：“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既曰：龙，云从之矣”这充分显示了韩愈在《杂说一》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庄子·天下》篇所云 ：“易以道阴阳 。”《周易》实质上向人们揭示了物质世界中阴阳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阴阳和谐思维是其精神核心。

在《易经》中，先分阴阳两仪，再构四象八卦，然后形成完整的六十四卦，而《易经》的六十四卦中 ，除乾、坤两卦之外 ，我们会发现，其余各卦都是由阴 、阳二爻的重叠组合而构成。而文中的“龙”与“云”则分别对应着《易经》中的阴阳两爻，而结合前面分析可知，“龙”与“云”又分别指代“君”与“臣”，它们之间不是孤立自存、互不相干的 ，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相互作用的。也正是这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促进了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即圣明的君王离不开贤良的臣子，君主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需要依靠有才德的臣子的，而同样的道理，为人臣要想名留青史，为国效力，也需要通过君主的认可、赏识、提拔等方式，才有可能实现。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周易》中的阴阳两极，相生相伴，不可分离，充分体现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万事万物均是处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和外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相对而生，相对而存。这种阴阳和谐统一，相生相融的状态是一切事物发展演进的基础与前提，可以说“龙”“云”和“君”“臣”只是阴阳和谐辩证思想在政治领域的投射，通过这个小小的缩影，可以反映古人更为丰富和深奥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二）儒道思想的情绪本体建构

结合史实以及相关资料，尽管韩愈心中有万般思虑与愤懑，但他并没有选择一味地抱怨、不满，甚至不作为，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了作为一个朝廷股肱之臣的责任和义务，彰显了儒家风范，积极入世，匡扶朝纲，发扬正道。韩愈通过《杂说一》中的“龙”“云”之喻，来表达自己希冀君主更加重视贤良之臣的愿望，借助隐喻转换、辩证分析等手法，较好地向君主传达自己的核心思想以及文本的情绪结构。

文章中引用《易》的“云从龙”，并充分诠释了“龙云辩证”的观念，是《周易》中“辩证思维”的融合体现，而《周易》作为道家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其众多思想内核均在道家思想中有所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均有较大的发展，受众面也不断拓宽，在中唐时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一些“怪奇”的文风有所发展，而该文运用“龙”“云”展现了作者对于怪奇诡异的某些追求，或为受其影响，文中“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则可作为例证。

本篇的写作意图是希望君王能够广开言路，招贤纳才，礼敬能臣，促进国政之昌明，创海晏与河清，建盛世之太平，具有鲜明的写作动机和强烈的情感加持，是典型的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下的结果，传统士人应忧心国家大事，为帝王分忧解难，匡扶正义，肃清吏治，不是逃避与退缩，而是积极勇敢地去面对，并试图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做到体察时政，为政以德。

因此，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文本情绪的本体构建同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密不可分，作者情感范畴的界定受多种思想的影响，情绪的文外衍生同时也发挥了中介的效应，而文本的情绪结构同样也是如此，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和历史性，深深地被本体情绪与日常生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结合之后产生的作用所影响。

三、结语

韩愈的《杂说一》作为一篇杰出的杂文，全文仅百余字，但波澜起伏，富于变化，文章思路清晰，笔意奇丽，婉转多变。文章运用“龙”“云”二者意象的隐喻象征，托物寓言，表情达意，并融入《周易》中的辩证思想，充分展现了写作者受多重思想浸染的创作结果，以独特的意象图式进行相关的隐喻拓展，并巧妙地化用《周易》中的经典语段，将原型文本予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结合作者所处之时代，针对现实境况展开个性化的论述。

综上所述，《杂说一》采用了较为适宜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较高的文学写作技巧。而通过多个角度的分析和阐释，使我们对这篇经典文章有了一个更深的把握和理解，并能够启发我们尝试从更加多元的视点去研究和考证相关的文本信息。

a 高燕：《韩愈〈杂说四则〉的艺术特色》，《文学教育（上）》2013年第9期，第74—75页。

b 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45页。

c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0页。

d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93页。

e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33页。

作 者： 桂曼轩，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2019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