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楚辞》与《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泉。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诗经》在官方就有齐、鲁、韩三家，更被今文经学家列于五经之首。《楚辞》虽为“雅颂之博徒”，然而丝毫没有影响其在文学史上所应有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就已把“屈原赋之属”置于“诗赋略”之首。《隋书·经籍志》的集部始以《楚辞》为首，从此自成一类。本文就试图将其中《天问》《卜居》《渔父》典型的发问文体与春秋战国时的相关问语联系起来，揭示此种文体产生的社会性，并从纵向上考察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文末将以比较文学的视角罗列出《梨俱吠陀》中的相似片段，以阐明《楚辞》发问式文体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意义及其所体现出的人类文学共性。

关键词：《楚辞》 发问文体 文体探索 文学创作心理

《楚辞》中的屈宋辞赋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继《诗经》之后具有浓郁楚地风格特点的优秀诗歌作品。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谓《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其记载的楚地物产风俗、神话与民歌样式是我们研究楚史的最佳资料。其在句式上长短错综、变化多端，打破了《诗经》四言句式的局限，又下启磅礴大气的汉赋。《离骚》《九章》《远游》三篇自传式叙事诗抒情长诗又有意识地构造出“三阶段”的叙述结构（先从现实愿望出发，因其不能实现而远游高举，然又“忽临睨夫旧乡”而返回故都，至放逐江南后九年不复，最后“依彭咸之遗则”，“伏清白以死直”，了结一生），堪称自叙传抒情长诗的典范。

以上这些多为早期研究者所提及，然《天问》《卜居》《渔父》三篇发问式文章对战国时人文体探索的体现却罕有人问津（此三篇皆因问句的运用而成独特之文体，但也有各自可相区别的特点。《渔父》为主客问答体；《天问》由一百七十多个问句组成，有问无答，在此姑且称之为连篇发问体；《卜居》整体上看为主客问答体，但屈原不知“何去何从”的连续诘问占了大半篇幅，因此也与《天问》相似，只是其选择疑问句与《天问》各种特殊疑问句不同）。因此，笔者试图将此三篇发问式诗作与同时期相似的问语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浅谈发问文体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并摭拾古代东方文学中此类实例，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说明人类写作的共同心理。

一

《渔父》篇幅不长，全文仅以屈原与渔父的问答反驳展开，简洁明了，却能完美地传达出每一句话的情感语意。此篇以“屈原既放……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开头，渔父随即出场，见屈原此状问道：“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作者显然有意将渔父设计成熟悉了解屈原的角色。此两句读起来，犹见其惊诧之情状，让读者不得不对屈原昔日为三闾大夫而今被弃草野的境遇而惋惜哀叹。屈原的回答益显其独行忠直而不得用的苦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一语最是扣人心弦，成为流传千古、妇孺皆知的佳句。渔父却对屈原此行深为不解，连用了三处为什么加以追问（原文问句都以“何”开头）。其对屈原劝导的语气与内在的隐逸气质瞬间跃然纸上。屈原对此答以反问两句，铿锵有力，读之仍闻其声。文末又以渔父之歌作结，饱含哲理、意蕴悠长，如撞钟余音之不绝也，颇得渔父悠然自得之神态，而屈原在旁的悄怆心境亦仿佛可见。这自然是缘于主客问答体在描写声音形貌上的独特优势。《文心雕龙·诠赋》就提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实际上，这不仅是《楚辞》的文学追求，也是此时代文学的普遍特点。战国时思想多元，诸子百家每每广聚门徒，奔走四方，以推广其思想。因此，互为问答中立论、反诘等技巧也逐渐为一些好辩之士所掌握。孟子之于梁惠王、墨子之于楚王即是明证。假托主客二人討论辩驳（洪兴祖云：“《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以问答之声貌增添文采、推动情节、构造层次，使主客问答成为一种文体，也自然成为彼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正所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庄子·杂篇》中的《渔父》不仅在名称上与《楚辞·渔父》相同，就连渔父的形象也与之相似。其在行文结构上则显得更为成熟，叙述的逻辑也更为严密。文章以孔子于杏坛上弦歌鼓琴开头。此时渔父自江“行原以上”，“距陆而止”，“持颐以听”。他并不认识孔子，于是招来子贡和子路询问情况（此处有异于《楚辞》中渔父一眼就能认出屈原的设计，二子之回答也与他们的性情相符）。得知孔子乃一儒者后，渔父嘲笑其“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往回就走。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连忙下坛至泽畔请教此“圣人”，正赶上渔父还没离去，孔子亦得以向其求教（文章此前的情节与《论语·微子》中子路遇丈人之事相似，其后却竭力阐释道家的“真”以批判孔门，一改《论语》对子路在“道之不行”的现实下仍积极入世的赞扬。这似乎能说明《庄子》假托问答以述其主张的创作意识），并于“请问何谓真”一处进入了高潮。渔父实在很有高人的风范，其回答先从给“真”下定义开始，接着列举出强笑、强怒、强亲等不真的世俗行为，然后从正面说出“真”之于日常生活的体现，最后得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圣人法天贵真”的结论。晚闻大道的孔子由此被批得一无是处。文末孔子问渔父舍所在，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渔父则故作清高，表示他不会与不能迷途知返的人交往，遂刺船而去。此文充分发挥了主客问答体的长处，给儒家学派以当头一棒，有力地说明了道家返璞归真的正确与高妙。

《庄子》中此类假托互为问答的篇目还有不少，如《逍遥游》之肩吾问接舆于连叔，《齐物论》之罔两问景、啮缺问乎王倪，《人间世》之颜回问仲尼等。另外，诸如《黄帝内经》《公孙龙子》等文学创作意识较为薄弱的著作也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20世纪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十大经》中也有假托黄帝、力黑、高阳等人的发问片段。他们与《楚辞·渔父》相互发明，共同代表了此时人们在文体探索上取得的突出成果。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大部分的赋都是楚辞。《隋书·经籍志》的集部始以《楚辞》为首，此后相承不易。其主客问答体也因此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迈《容斋五笔》卷七云：“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洪迈还举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张衡《两都赋》、左思《三都赋》与枚乘《七发》等为例，且特赞苏轼《后杞菊赋》破题之妙不蹈前人习气。此外，苏轼的代表作《前赤壁赋》亦值得一提。其文借观点相殊的主客二人，提出应从不变的方面观察天地，不应为生之须臾而哀伤的豁达主张。明张岱《湖心亭看雪》中“余”偶遇知音一情节也应视为假托虚构。其对话仅以寥寥数笔来交代，却巧妙地以偶遇者“是金陵人，客此”的回答，传达出自己遗世独立的孤寂心境与身为明朝遗民的故国之思。

二

《卜居》《天问》两章皆有连续的发问句式，且非一问一答的形式。前者两句为一节，每节为一韵（指“何去何从”以前），亦出现了不规律的四句为一节、每节为一韵的用法（“何去何从”以后）。后者通篇全用问语，以四言为主，通篇四句为一节，每节为一韵，亦有两句为一韵者。然其例极少。

王逸《楚辞章句》解《卜居》此题云：“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妬……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如前所引洪祖兴之注，我们应将其视为“假设问答以寄意”的篇章。然王逸所谓“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也的确是此章的情感基调。此种心理状况在文中接连不断的选择疑问句中得到集中体现。此章句式较《天问》更为复杂（句子就表面看来更长）。作者或用“以”表示对最终结果或目的卜问，或用“若”对不同的处境进行比喻，又时而穿插补充性的描写，还综合运用各种形容词，有效地增强了问句的气势。此时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心烦意乱。不知所从的他也难怪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是保持纯洁忠直的品行，还是去追隨世俗之人呢？是躬耕种稼，还是去巴结贵戚以赢得名誉呢？是冒死进谏，还是为保住俸禄以苟且偷生呢？……正因不知何去何从，屈原往见太卜，意欲以龟策之事断个吉凶，然而却以詹尹释策谢言而告终。真可谓问己则疑，问天不应，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将自身的不幸归结到独行忠直的美德罢了。《楚辞补注》谓此章问语：“上句皆原所从也，下句皆原所去也……时之人去其所当从，从其所当去。其所谓吉乃吾所谓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此话从选择疑问句的表面形式切入，指出了此章发问组句在表现作者情感心境上的艺术感染力，无疑是十分高妙而贴切的。

相对于其他文学作品而言，《天问》一章的内容和形式都可谓是独具一格的。屈原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或对不合理、不知晓的事物加以诘问，或表面上为问，实则抒发自己对天地人事的见解。全诗前半部分问日月星辰、人类起源等自然现象，侧重于兴；后半部分则借问句之形式就大量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及事实发表议论，突出何故由兴而亡。新出土古佚书中假托黄帝对天地政体的发问表明此时人们的天地观已经相当确定。然而，屈原在《天问》中仍发出“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及“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等疑问。这大概是屈原当时的心情极为苦恼，以至于对宇宙、历史、人生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而通过向天叩问来发泄心中的抑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太史公此语可谓深得屈原之创作动机。

在围绕此中心思想呵问天地人事的基础上，《天问》形成了他篇所不及的独特文学形式。第一，全文几乎通篇用韵，从开头一直呵问到底，有问而无答，与其他问答文体判然有别。第二，其句式虽以四言为主，缺乏“兮”“只”“些”等语气助词，但句子长短富于变化。最短的有三言，最长的有七言，又有五言、六言，错综统一，兔起鹘落，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孙鑛语：“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联数事而熔成片语；其文或峭险，或淡宕，或佶屈，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之变态。”第三，篇中所用疑问代词（何what、谁、孰）、疑问副词（焉why or where、何why、安how）、形容词（“光明”用昭、明表示，“黑暗”用冥、瞢、闇、晦表示）亦极为丰富，神明变化，不可方物。

如果我们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卜居》《天问》这类连篇发问文体，就不难发现其“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的蛛丝马迹来。笔者仅细检《老子》就发现了多处连续发问而不作答的用法。当中不少句式还与《楚辞》发问式篇章相似。兹举一例：“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据罗根泽《管子探源》的观点，《管子》所有篇章都不会出自战国之前。传世《管子·心术上》《心术下》《白心》皆为战国中世以后道家所作，而《内业》则是战国中世以后兼杂儒道思想之作。今见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文与《心术上》《白心》《内业》三篇韵律相近，且含有与《管子》此四篇相同或相近的段落，可知罗根泽定为有战国道家之言的篇章确与出土佚文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韵律相近的三篇甚至可能同为楚人所写。也许是受道家著作影响的缘故，《管子·心术》《内业》中亦不乏有与《老子》第十章相近的连续发问句式：“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之己乎？”几乎与《楚辞》处于同一时代的《庄子》也有此类实例。《庄子·庚桑楚》引用的老子原话与《老子》第十章的发问句式相仿，内容上又与《管子》相似，且加以铺排扩展，营造出长短错综、铿锵有致的艺术效果。其文云：“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如果说以上这些相类的连续反问（以句首的“能”表示“难道不能”的反问语气。其在思想上皆提倡精神内守、反求诸己、清静无为的做法）只是道家学派说教时口耳相传的习惯性口吻，而仍不具备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那么《庄子·天运》则表现出时人对天地与世界本源的追问和日趋理性的宇宙观。其发问段落简直就与 《天问》异曲同工（其疑问词与提问方式虽不如《天问》丰富，但其一般疑问句、选择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的自然混用无疑比《老子》《管子》诸句更胜一筹）：“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又《庄子·天下》载有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一事。黄缭之文今虽不存，然其内容定是问天呵地的知识性疑问无疑，形式也应与《天问》和《天运》此段相类。类似文法还出现在《逸周书·周祝解》中。以上这些资料足以展现春秋战国时人们不断探索并运用连续发问句式的过程。其文字虽未成通篇或大篇幅发问之文，但也足以为《楚辞》连篇发问体的创作基础。《天问》一经问世就促成了不少后人的系列创作，如北齐颜之推《归心篇》，唐杨炯《浑天赋》、柳宗元《天对》、刘禹锡《问大钧赋》。此风气至明一代大盛，又以方孝孺《杂问》，黄道周《续天问》为杰出代表。

三

事实上，若以开放的视野把世界古代文学史上的相关资料一一罗列，加以比较，由此推寻这种文体形成发展的过程，那么《楚辞》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古代东方最重要的“文学人类学”资料，而诸如印度、阿拉伯、希伯来等文学作品也必定能为我们提供更为崭新的诠释视角。尽管因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差异性，这些作品中虽无像《天问》一样通篇诘问的长诗，却表现出与《楚辞》及其他战国文学资料的内在一致性。其对宇宙起源也多有发问，如《梨俱吠陀》第10卷第129首的“创世颂”（共有7节）中第一节：“何物隐藏，藏于何处？谁保护之？深广大水？”（什么覆盖着？在哪儿呢？谁给予庇护？是无垠而深不可测的水吗？）又第六、第七节：“谁真知之？谁宣说之？彼生何方？造化何来？……谁又知之，缘何出现？世间造化，何因而有？是彼所作，抑非彼作？”（誰真正知道？谁将在这儿宣告，这创造生于何方，来自何方？……那么谁知道它最早出自何方？这创造出自何方？是缔造出来的，抑或不是？）再如《婆楼那赞》第二节中对婆楼那的祈求简直胜似屈原对湘君的呼唤。《由谁奥义书》开端数句更是将此种哲学溯源式的发问延伸至对人类意识现象起源的探讨：“由谁所驰遣，心思赴如射？由谁所羁勒，生气初前适？由谁所策动，人作此言语？由谁神所驱，眼耳从所役？”（由谁的意愿和指令，思想出现？由谁促使最初的生命气息启动？由谁的意愿，人们说这样的语言？是哪位天神，安排这眼睛和耳朵？）以上这些例子都体现出中外文学创作相似的心理与写作技巧。我们对此类文体的进一步分析、比较也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我国的发问式文体早在春秋时就萌芽并得到发展，而成熟于战国时期。《渔父》是主客问答体的典型代表，而《卜居》《天问》则是连篇发问体之成就的集中展现。由于《楚辞》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历代不断有人对这种文体加以模拟，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动人之作来。另外，这种连续发问的文法（此处不能称为文体，《天问》充分使用发问句式的创作意识是其他民族作品中所罕见的）在诸如《梨俱吠陀》《奥义书》《火教经》《圣经》等世界古代经典中并不罕见。有关资料尚有待进一步发掘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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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梁文健，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敦煌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