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和台湾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爱的异化现象尤为突出。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和福柯对权力话语论述的参照下，两部小说中形态不同的异化爱的产生和具体表现体现出更深层的根源，而它正是社会权力、真理和话语的合谋。

关键词：异化，爱，福柯，《爱的饥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一、引言

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对爱的功用作了如下提炼：“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的统一。”在他看来，爱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可能生存”；可如果依照弗洛姆理想中爱的基本要素来进行严格评判，那么现实中多数的爱其实只是以一种不成熟的乃至十足异化的形式存在的。异化使得原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变成反对自己，乃至支配自己的力量，彻底异化的爱不仅不能帮助伴侣一起促进，共同成长，反倒成了为满足欲望而互相利用、物化他人的方便借口。

与现实的情况类似，有关爱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然而真正描绘理想的爱的却为数不多，反倒是聚焦于病态的、异化的爱的作品数不胜数。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爱的饥渴》通过讲述主人公悦子三次失败的寻爱经历，塑造了一个追求心目中理想爱情而不得，最后竟选择杀死爱人的悲剧女性形象。无独有偶，且异化程度更深的爱也出现在了台湾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其中，道德沦丧的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利用种种手段，甚至以爱的名义，对饱受文学熏陶的少女房思琪洗脑摧残，以至于精神崩坏。

虽然悦子的求爱历程和房思琪所在的“初恋乐园”在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大方面有诸多不同，两人爱的观念的形成和具体内涵也有着鲜明差异；但同样处于男权思想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高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受限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权力、真理、话语的运作机制，这两种异化的爱仍具有充足的可比性。下文将从这两种异化的爱的产生、异化的具体表现着手进行比较研究，试探究两种异化的爱共同的根源。

二、异化的产生：幸福转瞬与鸟入樊笼

透过书名《爱的饥渴》，悦子的求爱之路的坎坷就可想而知。在她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婚恋中，爱的异化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良辅是爱自己的，因而嫁给了他。然而在实际上，一方贪求的是名利，而另一方追求的是爱情，新婚不过是一场巨大的蒙骗。当战争过后，良辅获取悦子家财产的野心一下化为飞灰，悦子才算是认清了这狼子的真面目，可已经太晚了，成为人妻的悦子已经无足轻重。正如波伏娃所判断的，青春期最后的抉择对女人而言尤为关键，因为“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选择追随良辅的悦子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她的爱在被良辅长久的冷漠摧残之后，越发越病态，以致在良辅死去后依然在自我侵蚀。难以想象，战国名将之后，财主世家出身的悦子是在丈夫死去的传染病医院领悟到“幸福”的真谛的：“在这里，生命仅仅是为了获得承认而存在的，因此不存在烦人的欲望。在这里，幸福主宰一切，也就是说，幸福这种最容易腐败的食物，是处在完全不能吃的腐败状态的……”生活的大起大落让悦子明白，哪怕是转瞬的幸福，只要能到手，也比靠不住的长久的幸福要来得实在。只有在传染病医院看护重症的丈夫，才能保证不被干扰的二人世界——爱与短暂片刻的幸福就此绑定，拜良辅所赐。在悦子后来的两段求爱经历中，如果说体现在公公弥吉身上的爱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怜悯与互相利用，那么就算在作为理想爱人的雇工三郎身上，悦子的爱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对理想的憧憬、控制欲、占有欲乃至毁灭欲的欲望合集。悦子的爱就如同她的幸福一样，不知不觉就由新鲜变得腐败了。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上了中学的房思琪还没能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爱情，就被歹人李国华乘虚而入。懂得防备男性，但也只懂得防备同辈人的房思琪怎么能想到人性竟能丑恶得如此冠冕堂皇呢？在最初的安全判定之后，房思琪的一切弱点都渐渐地被李国华洞悉，有了这一知根知底以及面目友善的作文教学活动带来的人和，再加上精心谋划出的天时地利，一个小女生的呼声就算再大又能如何？更何况，布置万全的李国华还准备了实质上能让对方“说不出话”的东西。李国华的爱是十足异化的，挂上“爱”的字眼只会显得更龌龊，他只想要让自己的中年重焕青春，对他而言少女们只不过是要去攻克、要去占有的客体，至于占有之后她们是死是活，无关紧要。如果说悦子的爱无论如何压抑、变质，总归还算是有一个“爱的原本”，那么在房思琪这边，爱却连萌芽阶段都未曾经历就被扼杀了，更确切地说，是“在她能够知道那个什么是什么之前就被捅死了”，取之而代的“对老师的爱”，最初就是异化的。在房思琪的生命体验中，这种爱一开始就是以畸形怪物的恐怖面目诞生的，它的诞生抹杀了一切的可能性，因而这爱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后来对她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的存在、它的名字。正如房思琪本人后来所说：“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对老师的爱”甚至成了缓解生之痛苦的良药，成了一种死去的自我与自我的赝品被逼无奈的阴阳合谋；只要这爱还能运转，房思琪就还能被半死不活地消磨着。

三、异化的表现：臆想和语言的歇斯底里

悦子的爱主要是以扭曲了的臆想和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从丈夫家到公公家，悦子始终寄人篱下，她求爱的手段也是寄人篱下的。悦子和公公弥吉之间的爱实质上是建立在一种商业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点在文中早有端倪，畢竟，初来乍到的悦子居然一下子就得到了全家只有弥吉才享有的最上等蔬果的分配权，而在弥吉看来，上等蔬果的分配权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可以拿来换取任何东西。在这场爱中，双方的臆想都是显著扭曲的：弥吉的抚摸让悦子感觉自己是“接受过骸骨的爱抚的女人”，而悦子对于弥吉而言则是“美丽的疥藓”。此外，两人围绕三郎的事情所展开的一系列对话，完全没有情人之间该有的甜蜜氛围，反倒像是一场讨价还价、互相博弈的商战，而哪怕是达成一致的时候，也只能说是利益趋同罢了。可见，两人之间的爱不过是互相物化、各取所需的产物。在雇工三郎身上，悦子的爱异化的程度更深了，而且由于双方地位的差异，这种爱越发趋向于单方面的索取，逐渐接近于李国华式的爱。对悦子的求爱臆想包裹着的，是毫不知觉、也无法理解的三郎（尤其是他的身体和这身体的生命象征）。三郎这一形象不仅被高度物化，甚至可以说成了悦子所消费的爱的代用品。这种消费，在悦子对三郎年轻美满的肌肤的赞叹中，在悦子一厢情愿地陶醉于两人的赤足与泥土的共同触感中都可见一斑。同样，悦子求爱的语言也是扭曲的。在面对三郎时，悦子反复抛出爱的质询，只是希望得出对方心中有自己的答案。悦子对爱的渴求是不能够直接从自己的角度，以主谓宾的形式表露出来的，它无法声张，只能在语言的牢门前不停打转。越发加剧的臆想和语言试探无时无刻不在煽动着悦子扭曲的爱欲，它在吸收了嫉妒、痛苦、憧憬等情感后，不断地膨胀，在赶走了与三郎情好日密的美代后也嫌不满足，最后竟然因为占有三郎的爱不得而杀死对方。

房思琪也具有类似于悦子的“不幸的想象力”，但在她所处的“初恋乐园”里，这种想象力带来已经远不止是不幸了，——完全就是一场灾难。和李国华待在一起时所遭受的一切，在经过房思琪文学能力高度发达的大脑加工后，被飞快地转化成摄人的语言，成为日后诉诸纸张上的文字，而理由仅仅只是：“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这些被迫加工、生产的种种有关爱的思索，其语言之凌厉、内容之露骨、道理之深刻都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也没有别的了，只有这种不得已的思索，只有这种写在日记上的无声控诉。猜到社会究竟会如何运作、自己会有什么遭遇的房思琪明白了开口的无益，明白了开口的不能，渐渐地，她只剩下“对老师的爱”，只能把自己当作被玩赏的客体，这无计可施的计策，甚至到了最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曾是某种计策，爱于是成了彻底的异己力量。当然，教授中文的李国华对他的爱自有一番说辞。在行暴过程中，他时不时地引用各种华美的词章、隐喻、象征，强行把文学中罗曼蒂克式爱情的框架嵌套在了这一畸形的爱中，力图构建他爱房思琪的“合法性”。可是，无论是这一可耻的美化行为，还是他那被封建帝制和大男子主义腐朽的思想，统统都被房思琪用痛苦凝结出来的思索和语言亮了个透。无论嘴上多么义正词严，无论引用的典故多么可歌可泣，李国华的“爱的教育”无非是让“她只知道爱是做完之后帮你把血擦干净。她只知道爱是剥光你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颗纽扣。爱只是人插进你的嘴巴而你向他说对不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房思琪的话让李国华陶陶然的舞文弄墨成了他行径的最大反讽，让他通过践踏别人幸福来满足自我的所谓的爱彻底现形。

四、异化之根：权力、真理与话语的合谋

经过上述对两部小说中异化的爱的产生和具体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它们的背后潜藏着多种更加根源性的力量，而它们完全可以通过权力、真理和话语这三个福柯式的关键概念加以阐释。

其一，强权思想的侵蚀。强权在文中主要是以男权制的面目出现的，因为无论是悦子还是房思琪，她们都深陷男权制主导社会之中，在这一点上，小说中战后的日本和当今台湾似乎没有太多不同。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浪潮都少不了男权制的维稳作用，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渗透，无论是在社会的大环境里，还是在家庭、学校等小环境里，权力的运作对于两位女性都是极其不友善的。当悦子与良辅结婚，“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果断地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于她丈夫的世界”。悦子对过去的回忆怎么也都绕不过这场失败的婚姻，而她的青春时代如何，早年与父亲的关系如何，几乎都没有表现在小说的叙事中；悦子的生命感受，仿佛只是从婚姻才开始，只是从碌碌无为的丈夫留下的痛苦中才有了感知的。带着这种痛苦，就连悦子自己都不可避免地遭到男权思想的侵蚀，她的爱让她先是在与弥吉的交易中物化彼此，后来在跟三郎来往时更是不顾对方意愿，任意地倾泻自己。在房思琪身上，男权制的压迫作用更是深重。相对于她而言，李国华不仅是男性，而且还是老师和长辈，因而“其中包含三重等级关系：长幼等级关系、性别等级关系和师生等级关系，三重等级关系意味着他们在心智、地位、知识上的悬殊”。更为可怕的是，李国华还有着搜集龙袍的喜好，在他看来房思琪脸颊上的颜色就像他的龙袍一样。他表面上是一个现代人，满脑子装的却尽是腐朽的旧思想，因而对这三重的等级关系的理解恐怕还得放在男权对女性压迫至深的封建社会乃至帝王后宫的语境之中。

其二，新旧真理的分裂。悦子爱的异化，同战后西方在日本实施的种种“民主化”改革也是少不了关系的。改革政策中“对高度繁荣的物质追求瓦解了以天皇、武士道、忠贞、顺从为核心的传统日本价值体系，解体了日本古往今来推崇的社会与家庭中男女角色与社会职能的分配模式”；可尽管新的理念袭来了，原先的真理体系却也不会一下子烟消云散，悦子就是一个典型新旧思想的矛盾体。她像现代女性一样主动去追寻爱，但是在认知和语言等诸多方面表现出良辅、弥吉等人所代表的旧思想的痕迹。一方面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仍怀念原先的社会，悦子的爱不可避免地分裂了，而且双重地异化了，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真理体系标榜的爱实质上都是异化的。同样，真理的巨大分裂也分裂了房思琪的认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上。作为文学的忠实信徒，房思琪原本对李国华满怀憧憬，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位腹有诗书的师长，背地里却一直在做着奸污少女的暴行，甚至还认为能够占据富有文学天赋的她是一件极可喜的事。无论是文学的真理，还是如影随形的爱的真理，统统都在李国华的丑恶行径下幻灭了，重新确立起来的真理是属于李国华的。在他看来，“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文学与爱的原初美好和它们的异化使用，如此分裂又真实地扭曲在一句话里。李国华彻底把爱变成了修辞的把戏，而所爱的人不过是用途不同，或结实耐用或华美奢侈的器皿。

最后，不可见的话语锁链。悦子被动的、迂回的话语形态之所以会形成，与良辅、弥吉等社会权力和真理的受益者的话语有着直接联系：良辅的谎话连篇和冷暴力有丈夫地位的权威保证，有着传统日本价值理念的支持；弥吉作为家族之长，一方面享有家中最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垄断了家庭的资产运作，把握着经济真理。与他们的情况相对，作为妻子作为儿媳的悦子则什么都没有，她的话语只能如此，甚至以少奶奶的身份面对三郎时也只能如此。类似地，房思琪在知晓社会、家庭乃至于自己脑中不平等的性禁忌、男女道德时，在知晓教育界、文学界、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强权思想时，在知晓落入李国华手上再无生路时，是绝对的无能为力的，她的话语完全是被压制，被改造、被革新的。她脑海中的公义与真理，无论最初是什么样子，最终版本都是通过李国华的话语植入在房思琪脑中的，而李国华也确实做到了“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正如福柯所说的“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没有话语作为载体，权力和真理的运作是不可设想的；就连两部小说中人物爱的异化和它们能提供给读者的警示，归根结底也是通过文字这一无声的话语才得以传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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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作 者： 张泽欣，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