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龙

近年来，随着5G、AI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社会潮流开始在中国社会形成，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已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社会潮流中，媒介文化本体特征也悄然发生变化。从媒介发展史角度看，在信息技术刚刚兴起之时，其带来的变革总会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基特勒(F. A. Kittler)甚至认为，“当信息技术的垄断走向末路之时，才催生了恐慌美学”[1]。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J. Mul)也认为，“现实性在20世纪被不断地依照大众传播的美学加以塑型”[2]。过去十年，社交媒体的普及，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迁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技术理性正成为统辖整个社会的隐形力量。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正在不断被信息技术重绘。从更广阔的历史上看，信息技术逻辑的扩散实质上改变了世界认知、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资本与技术的勾连促成了媒介生产的劳工重组；算法技术成为网络平台核心竞争力后，传统忍受式接受转变为强迫式接受；算法技术在网络空间的现身与缺席都直接影响媒介文化的整体品质。随着移动媒介具身性的日益强化，传统基于纸质媒介、视听媒介的阅听行为渐渐弱化，由此基于传统知识习得路径的文化资本也渐渐式微。在传统阅听行为基础上形成的规训方式随之渐渐丧失其影响力，附魅于传统知识接受体系之上的文化模式逐渐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