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起传主“好读书，不求甚解”，前人或以为其中隐含着对汉代经学流于繁琐支离的批评。元人李治诠说此语“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敬斋古今黈》卷七），已经揭出此旨而稍欠明晰。清人方宗诚称这是“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柏堂读书笔记·陶诗真诠》），说得就更为直截显豁。今人袁行霈认为“此与汉儒章句之学大异其趣，而符合魏晋玄学家之风气”（《陶渊明集笺注》），便承袭此说而再做发挥。然而，恰如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里所慨叹的那样，东汉末年学术风气已发生潜移默运的变化，“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时过境迁，曾经鼎盛煊赫的汉代经学早就委顿不振，陶渊明是否还有必要予以影射讥评，着实令人生疑。而其主旨是否又和魏晋玄学一脉相承，恐怕也有待覆按斟酌。

与其上溯至汉儒章句之学以揣摩《五柳先生传》的言外之意，倒不妨稍稍留意一下在陶渊明身处的晋宋时期，所出现的推崇知识、注重博览的新风尚。清代史家赵翼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他敏锐地觉察到“学士”这一称谓尽管起源很早，但“晋宋以后，增置渐多”（《陔余丛考》卷二十六“学士”条）。循名责实，与汉魏时期习见的多以名节风仪相标榜的“名士”群体相较，自晋宋以后勃兴的“学士”群体显然更以学术文化的承传为重，毋庸赘言和他们平日勤于读书治学息息相关。而此前的魏晋玄学意在辨析名理，注重辞清旨简，只需要专注从《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玄”中引申出来的话题，实际上并不格外强调泛览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