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波

25岁的宋志清，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陷入某种循环。

四年前，本科毕业时，他没找到工作，果断决定考研。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出现，一段曲折而失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读博吧？

宋志清毕业于一个不太好找工作的专业—古典文献学。当然，这还不是最难找工作的专业。

求职，从来只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但高等教育背后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身份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是否已经失衡？此外，高等教育是否缺失了自身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的调整能力？

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发布，化学、法学、应用心理学、绘画、音乐表演等专业被标注为红牌专业，这类专业不仅失业量大，就业率持续走低，而且薪资较低。

红牌专业背后，很可能意味着一种专业结构性的失业。而在此中的个体，又该如何自处？

与社会脱节

宋志清说，毕业季的所有悲欢，都与自己无关。

去年6月底，室友吃散伙饭，大家高声讨论着各自前程，笑声回荡，满面红光，只有他喝着闷酒，不知道如何插嘴。

当时，室友们忙于三方协议、报到证、档案去向等繁琐事务，宋志清却格外“清闲”，他已经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寄回家，他没有报到证，学校只好把他的档案寄回生源地，“大有遣返之意”。

6月28日那天早上，父亲打来电话，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五秒钟，有些无言以对。末了，他听见电话那头母亲叨了一句：“当初送他读个研究生，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工作……”

父亲嘘了一下，赶紧挂了电话。

学校逐渐空旷起来，他用看书来掩盖自己的慌乱，手边是一本《柳如是别传》，读得心里一阵凄凉。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家，或去哪里躲一段时间。

毕业即失业，是不少同学面临的命运，对宋志清来说，个中滋味，莫可名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读了二十多年的书，连一份谋生之道都捉摸不出来”。

宋志清，广西人，1996年出生，北京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宋志清本科读历史，因热爱文学，找了一个折中的专业读研—古典文献学。

“这是个很尴尬的专业，没有什么公司和社会机构需要职员擅长考镜源流，唯一的出路，是进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但更尴尬的是，一个硕士研究生，连门槛都够不着。”

最对口的岗位，是图书馆。他翻了很多高校和公立图书馆的招聘启事，符合学历和专业要求的，许多都是服务岗，但备注显示要女性。而一些高校图书馆只要博士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去年5月份，他应聘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研究部门，工作是负责文献整理，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进入最终环节后，他一看公告，原来就他一人是硕士。

不出所料，他被淘汰了。

事实上，同学们很少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多人选择考公务员，只有文秘勉强算得上对口，但竞争力要弱于秘书学或者文学专业。

宋志清平时也写写诗词，对自己文学素养还有些自信，他在北京和广州的两家媒体实习过。去年5月到6月，他一直在等广州某媒体的体检通知，等了近一个月，等来的是另一个实习生入职的消息。

毕业即失业，是不少同学面临的命运，对宋志清来说，个中滋味，莫可名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读了二十多年的书，连一份谋生之道都捉摸不出来”。

领导后来坦白告诉他，“你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比其他人都好，但现在是新媒体的轻阅读时代。我们这里可能还是不太适合你。”

他笑着对南风窗记者自嘲道，新闻，每天在追热点，要快，不要细，但他接受的是另一种训练，考据、训诂，一种极致的慢。

那是他求职一年里的第12次希望落空，他喝了酒，但怎么也喝不醉。

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不仅在于专业没有市场，更多是一种从中学时代延续下来的思維惰性，他大学生涯被学习、考试、故纸堆所占据，忽视了社会实践，他觉得自己一直困在象牙塔里，与时代和社会脱节了。

专业过剩

专业与就业之间，关联有那么大吗？并非如此。

上海某高校的数学系学生陈义武不信这个邪，他之所以读这个专业，“得益”于父亲当年那一顿痛骂，胁迫他把志愿从数媒（数字媒体技术）改成了数学。按照父亲的意志，他以后会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但他自己想做动画导演。

那是2014年，他刚得知，数学，其实是媒体在前一年公布的红牌专业。所谓红牌专业，不仅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

每次跟父亲吵架，他就拿这个事出来揶揄，说：“我找不到工作，你负全责。”

读了四年，陈义武最大的感触是：“数学这个领域的机会很少，只留给拔尖的天才学生，普通学生，只能被抛弃。”

他热爱的动画也好不到哪去，2014年，动画成为当年8个被亮红牌的专业之一。

但私心里，陈义武其实不以为意，“只有麻瓜才被专业限制”。他眼看着干不成动画，就买了台摄影机，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拍纪录片，他去浙江某电视台实习，因业务能力不及编导专业学生，他在面试就被刷了下来。

但他还是坚定了这条路。

2018年，陈义武毕业，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来回飘荡，父亲叫他回去考数学老师，他反驳说，“我挂科挂到差点没能毕业，教学生不是误人子弟？”

如此过了一年，2019年，他参加广州纪录片节时，终于等来了一个契机，一位北京来的纪录片导演把他招为摄影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