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对话会上发表了演讲。秦大使指出，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误判在加深，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

的确，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是一个致命的“误区”。从历史上看，大国的博弈基本都很难用民主与威权（专制）的二元对立逻辑可以解释。比如说，20世纪40年代，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难道是因为它认定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政权是民主政权？到了70年代，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恐怕也不是因为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是它所定义的民主国家。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正是所谓“民主改造”的失败。其实，这种失败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早有印证。学者赵鼎新曾经提到，西方有的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观点，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从一个观念上相互分割的“岛屿社会”转变为拥有同一个主宰性观念的“世界社会”。这个世界社会理论，和后来的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的转型、“历史的终结”论等一样，都认为一些“先进”的观念和制度在世界上会造就一个不可逆转的同构趋势。而这里的“先进”和“歐美”几乎可以划等号。

这些理论虽然也会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自己，但背后其实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通病，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呈现的一些同构现象，特别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同构现象，看作是历史的使然。殊不知，这种同构会随着欧美国家的世界地位的改变而改变。比如，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并没有产生同构效应，反而造就了一大批低质量民主国家、大量的族群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的泛滥。

和“民主改造”带来的恶果类似，如果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简化为民主与威权的对立，对世界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前面之所以给误区这个词汇打引号，正是因为这种对立恐怕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刻意为之。如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理性声音和纠偏力量的被压制，才是让人深感忧虑的。无论哪个大国，都不能让极端主义的声音绑架自己的战略决策。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号称“民主国家”的大国滑向极端主义，后果更加可怕，因为挑动意识形态的对立，获得民粹主义“加持”之后，更加难以纠偏，理性的声音会更加边缘化。

中国从来没有说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没有共同价值的相处基础。就像秦刚发问的那样：难道中国不是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吗？难道中国践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不都是为了人民吗？

中国也从来没有说自己的政治制度就是尽善尽美的，不然也就不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清晰的判断，正在着力破除阻碍束缚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桎梏和顽疾。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实施“双减”、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一种政治制度在有效地解决着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比“民主”“威权”等标签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说的，评判一个执政党是否先进、合格，评判一种政治制度是否行得通、有效率、真管用，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

并且，中国共产党对一党长期执政的风险保持极大的警惕，坚决防止在党内形成特权阶层。3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中国的决策层多次提出，苏联的失败和解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共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也就说，苏共的失败是因为自己变成了和人民对立的特权组织，而不是没有搞“西式民主”。

有意味的是，苏共党内特权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排斥理性声音和纠偏力量，甚至对具体政策有不同意见都被当作敌人看待，这一点倒是和今天那些操纵民主与威权对立的人们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