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晖 刘 亮

目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原有基于劳动力要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优势，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经济增长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正成为保障我国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我国如何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比较优势，并使其在资源配置和消费投资中发挥基础和关键作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服务我国内外“双循环”的战略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注中国“超级规模”问题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且主要是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城邦国家的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负面影响”予以提出，如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超大规模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这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忽视的重要视角，(1)林岗：《超大规模国家的近代化》，《读书》2000年第6期。且由于超大规模的社会人口众多和城乡地区差异的巨大，(2)彭希哲：《试论建立和完善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载《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第二届(2004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论文集》。其央地关系、管理体制和社会转型都与人口少和规模小的国家完全不同，因此，用“正常组织社会学”的各种既定标准来勘测“超大规模”组织时存在多种挑战和困难。(3)姚中秋：《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之道》，《读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