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峰

本文的写作有三个目的：其一是深入思考以往提出的问题。笔者曾经提出：在记忆哲学的视域中，构建一种指向人类增强理论与增强实践关联的理论框架；通过记忆哲学把握当代增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1)参见杨庆峰《通过记忆哲学反思人类增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5日。本文就是要阐述清楚这个理论框架与关键问题。其二是回应增强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当属增强技术。从生命维度看，这种技术对于生命的控制达到了精准的程度。以神经元控制来说，光遗传学的出现使得人类对大脑的控制可以做到精准调控。现在的光遗传技术可以通过激活和抑制特定的神经元来调控动物的记忆、恐惧等行为。(2)关于光遗传技术对神经元进行精准调控的科学进展笔者曾做过专门梳理，很多具体的讨论可参见杨庆峰《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如同战争、灾难一样，增强技术也导致了某种时代情绪及哲学形态的出现。这种哲学准确地说与某种情绪关联，如果用一个情绪名称来概括增强技术条件下的普遍情绪，那么傲慢(hubris)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其三是为了回应包括笔者在内的四人新近出版的《技术有病，我没药》(3)参见杨庆峰、闫宏秀、段伟文、刘永谋《技术有病，我没药》，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一书的相关疑惑：此书为技术时代的危机提供了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