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再造与文化担当

2021-10-23王志华

百家评论 2021年3期

王志华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诸种传统文化因素散布渗透其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显现出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所应有的文化担当。其中，电视剧《老酒馆》即是一个典型。以“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传奇叙事方式、“酒”文化漫画及酒馆这一特定物理空间等剧中的视听传达手段这诸多传统文化因素的并置，是对传统的一种再造，经由此，中华传统大放异彩，文化自信油然而生。以《老酒馆》为参照审视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视剧，在这方面却表现出某些不足，对其进行批判，有助于推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视剧通过传统再造实现其文化担当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传统再造文化担当老酒馆新世纪电视剧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取得了更加瞩目的成绩，古代、近现代、当代、重大革命历史等各类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综合考量各类题材的电视剧，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诸种传统文化因素散布渗透其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显现出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所应有的文化担当。其中，2019年热播电视剧《老酒馆》就是一个典型，从电视剧所弘扬的传统文化精神，到传统的传奇叙事方式，再到电视剧艺术本体的视听表达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形态，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该剧中得以再造和复苏。《老酒馆》与传统的联袂，显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为中国电视剧通过传统的再造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借鉴。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再造作为其创作的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从而不仅创造中国电视剧的辉煌，也有效彰显中国文化的大国形象。在以影像为核心的大众媒介时代，在后殖民的文化博弈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中国电视剧责无旁贷的责任与使命。

一、中国电视剧传统再造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中国电視剧植根于中国大地而发展起来，电视剧中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国电视剧对传统的表现从来没有像新世纪以来那么强烈和明显。如果说，此前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么新世纪以来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为新世纪以来，确切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处在了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国际贸易自由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文化的普遍化和同质化。文化的同质化主要表现为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输出和推行其文化，因此，事实上取消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享全球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被动接受欧美国家文化的同时，其本身越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陷入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之中。中国就曾经和正在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并且为“破局”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探寻。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寻根文学”运动就是一次尝试。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中国对外敞开了国门，增长了见识也初次面临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华文化被同化的打击。于是，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作家齐聚一堂，共同发起了一场名为“寻根”的文学运动，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际的创作活动，目的就是要以对民族文化的回溯来反拨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在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确地被提到对抗文化全球化的高度上。这一思潮在90年代继续存在，主要表现为文学理论方面民族话语的登场。其核心主题是“现代文论失语”论，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套话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并且对“失语”进行了源头的追溯，认为“失语”是对传统话语的遗弃而大量借用西方的理论，这种文化上的病态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文学理论都是民族理论的“失语”，都被西方理论所殖民。而文化上的殖民正是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特点。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还刚刚起步，那么，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加入WTO、五国金砖合作的继续、“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及其逐渐地走深走实等，就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回应。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面对全球化可以不必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有一种文化被同质化的恐惧和危机，当然中国也不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实行文化的霸权，但亦不可以放松对文化霸权的警惕，要正视经济全球化给中华文化带来的冲击。除此之外，更需要做的是搭乘经济实力上升的快车，向中国及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风采与魅力，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会推动中国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民族文化的强调还停留在文学的领域，那么此时文化的面更其开阔，包括了文学在内的诸多方面和领域;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对民族文化的强调还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此时则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理性认知，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

同时，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和理论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他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①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越发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提升。中国也顺应这种国际形势，自党的十七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后，它就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和主张受到重视并在不断的理论阐释中逐渐变得明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此时主要从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愿望的角度提出这一主张。到了习近平新时代，更是从国际视野的角度进一步提升了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认识，他在讲话中提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②。同时还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多方面的举措，其中着重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③，这里的中华文化指的就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而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多内容都是相通的。首先与弘扬核心价值观相通。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④，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⑤。其次与文化自信相关。强调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时他还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⑥并坚持认为，讲文化自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底气。其中，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后，习近平还为其指出了具体的发展路径，那就是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也即“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⑦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文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对此，习近平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吁求，希望他们“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力，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自信，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⑧。具体而言就是文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他认为，“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⑨。要“以人民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⑩。

这样，作为大众传播重要方式的电视剧与目的在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就联系在了一起，电视剧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式。那么，电视剧是否具备这样的质素，是否能够担当这样的文化使命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电视剧本身独特的视听传达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具备实现文化担当的质素。电视作为“第八艺术”具有和电影一样的特性，都属于视听综合性的艺术，影像在空间上与对象的合而为一，时间上的同步，使观众能够获得更“真实”的体验;其次，基于第一点而产生的电视剧受众广泛的现实，决定了其实现文化担当具有可行性。影视行业方面的专家尹鸿曾经说过：“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故事载体’，几乎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阅读故事、享受故事、消费故事的唯一途径”。因此，通过电视剧实现传统的再造，进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电视剧应该承担，并且能够承担的文化使命。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以其创作实绩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电视剧《老酒馆》中的传统再造

经由前述分析可见，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方面，2019年热播电视剧《老酒馆》是一个典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优秀范本。所谓“讲好中国故事”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讲的是“中国故事”，侧重于思想内容层面;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侧重于表达方式层面（包括故事叙述和电视剧本体的艺术表现）。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老酒馆》都表现出与传统的密切关联，尤其是第二个层面，它常常被电视剧创作所忽视，认为它不过是表现电视剧思想主题的一个手段，而《老酒馆》则不同，它除了从思想内容层面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外，也注重在这个层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其对传统的再造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义”这一传统文化精神的全方位演绎。《老酒馆》是高满堂“老”字三部曲电视剧系列之一，它延续了三部曲通过“对主人公理想人格的塑造，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的风格，通过陈怀海集中而精彩地演绎了“义”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这“义”包含了侠义、情义和大义。一是江湖的侠义。老酒馆里几位兄弟聚到一起，就首先具有江湖结义的性质，只是在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他们的江湖情义逐渐演化成了类似带有血缘性质的兄弟情义。这对老酒馆以“义”待人处事的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对义气相投的朋友，陈怀海一律“英雄不问出处”，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劫富济贫的金小手、宁死不屈的相声人方清平、义匪老北风、马旅长、谷三妹等，属于此类朋友，因为义气相投，陈怀海和他们之间的“义”具有了肝胆相照的意味。对待其他来小酒馆的更多的平凡小人物，他则不分高低贵贱皆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来对待。对待“老二两”、白爷和那些南来北往的过客即是如此。同时，又常怀感恩之心和宽容胸怀，即如对那正红、贺义堂。正是陈怀海的种种江湖义举，使得老酒馆成为日本人入侵的乱世之时酒客们的一个精神庇护之所。且受老酒馆“义”的精神的影响，好汉街人身上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义”气。面冷心黑的老警察、看似不靠谱的贺义堂，都默默地行着某种义举。二是伦理的情义。“情义是维系老酒馆审美空间的精神纽带，这当中包括兄弟情义、夫妻情义、父子（女）情义、母子（女）情义等多种类型。”它强调的是家庭内部由血缘亲情而产生的伦理关系。从这个层面来讲，陈掌柜和众伙计之间显然是不符合的。然而，他们却因曾经的患难与共而变得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江湖兄弟义气的层面。江湖兄弟之义更多带有理性的意味，而伦理层面的兄弟情义则首先以情感为基础。他们以“老酒馆”为家，共同打拼，共同参与陈怀海的家庭事务，特别是三爷，临危受命，不负重托。再看夫妻情义。如果说最初陈怀海对妻子的等待还是出于夫妻情，那么再之后的漫长等待及为其治病、购置宅院、送葬，就更多出于夫妻义了。陈怀海妻子的临终看望和嘱托、张掌柜病逝前的托付，贺义堂卖店救妻……也都是夫妻情义的表现。而陈怀海对儿女的包容、置生死于不顾的复仇，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的宽广胸怀和高大形象。最后是民族的大义。确切地说，就是爱国主义情怀。前述，无论是江湖的兄弟情义还是伦理的情义，最终在民族的大义这里完成了对接，实现了“义”的升华。这也正是《老酒馆》导演刘江所说的，他创作的时候由“义”字统领这三个关键词（侠义、情义、大义），分成三个大段落，并且呈递进关系来建构。如果缺少了民族大义这一层，该剧也就仅仅成了一部通俗剧。民族大义的升华以谷三妹的到来为节点而发生，该剧的意味由此变得厚重起来。她秘密潜伏做地下工作，方清平用相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小棉袄宁死不屈。其他人，一向软弱的王掌柜终于站直了腰杆，亮子以身试刀而惨死，老警察最后弃暗投明。面对侵略者，好汉街人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亲情、友情向着国之方向凝聚统一，共同书写着平凡人事间非凡传奇的家国大爱”。且该剧剧还正确处理了前两种情义和民族大义之间的关系，更加彰显出民族大义的崇高地位。陈怀海宁可与那正红绝交也绝不为封建专制效力;他置江湖的兄弟情义于不顾而执意赶走意志消沉的马旅长;对女儿的义举，既心痛又欣慰。同时，又没有将爱国情感狭隘化。即如陈怀海与日本人村田一家的恩怨情。特别是陈怀海与黑木比武获胜，他却选择了不杀，而是让对方自取其辱而自杀。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义”之举，而且这比杀之，更显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的气节，因此更鼓舞起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其次，传奇叙事方式的运用。传奇是一种纵贯整个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史的文体传统，电视剧借用了传奇的特色，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传奇电视剧。界定传奇电视剧除了题材上“是未进入官方历史叙事的民间故事”外，“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叙事的奇幻性”。《老酒馆》在叙事上属于典型的传奇叙事。一是人物塑造方面，赋予主人公全面的才能和理想的人格，使其“拥有着他人所没有的能力，或才智过人，或武力超群”。陈怀海在与一向奸猾的老警察较量中占据上风，巧妙地将老北风送出城外，从危险重重的干饭盆全身而归，帮谷三妹躲过一劫。尤其是与黑木的决斗，结果显然与彼此的实力并不相符，但该剧却安排陈怀海不仅打败了黑木，而且竟不屑于亲手杀死他，而是让其自取其辱。这显然同《史记》描述李广一样，用了传奇的笔法，陈怀海高大勇猛的英雄形象立现。总之，在陈怀海那里几乎没有过不了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正是因此，不知不觉间他被好汉街看作是主心骨，只要有事情发生，就会找他来讨主意，而他也总能不负他人之望和众望。这正是传奇的英雄人物所具备的特点。二是多处设置悬念，却又不立即揭破，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或回放、闪回等方式解开谜底。有关主人公陈怀海的身世，《老酒馆》不是一下说破，而是“用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随着剧情的推演，一点一点地传递给观众”。义匪老北风、义盗金小手、女侠式人物谷三妹等其他人物的塑造方面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老北风怎么躲过搜捕投奔老酒馆而来，他又为何受伤，为何陈怀海要冒险救助老北风？金小手到底是何人？剧中通过重叠闪回的方式，让多个可疑的形象不断出现在陈怀海面前，搞得扑朔迷离。再是谷三妹。该剧把她逐渐从远景拉到近景，一次次让人心生疑窦，却直到最后才揭破谜底。三是情节设置上，多有反转，使故事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與老警察较量，境况反转;老蘑菇搞分裂大功告成之际，三爷又神奇地复活而力挽狂澜，谷三妹也早就“倒戈”;陈怀海以赴死的信念意欲与老对头决一死战，病入膏肓的对手却不堪一击;小尊和桦子青梅竹马的爱情终于要修成正果，却爆出小尊是为了病体而利用了桦子的感情，且小棉袄的死竟然与小尊也有直接关系。除外，该剧还多采用了留白的方式，即不做直接的正面的叙述，而是通过某个侧面，让观众通过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去补足，这种靠虚写来完成的叙事，使该剧同样具有了传奇叙事的色彩。如半拉子每每提及关东山时那种“遥想公瑾当年”的豪气，进一步丰满了陈怀海的形象。谷三妹做的很多事情，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但小棉袄的遭遇却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谷三妹的“壮举”。在更为次要一些人物的塑造上，该剧把他们作为过场人物，只写人物出现在老酒馆的当下之境，而不去关涉其他信息，类似于老舍话剧《茶馆》的“次要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写作手法。老二两、骗子王爷、高先生等人物即属于此类描写。

再次，传统文化因素的视听传达。电视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视听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因此，电视剧在叙事的同时，还要根据电视的这种特性做视听方面的传达。《老酒馆》的视听传达同样带有浓郁的传统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式进入剧情前的阶段，《老酒馆》采取了剧中场景与中国历史上和酒有关的经典漫画相交叉的影像表达方式，它穿越了历史和剧中现实，使观众从直觉上瞬间感受到了该剧的传统特色。这几幅漫画分别是：景阳冈上武松打虎、李白醉酒玄宗堂前，高力士脱靴、陶渊明归隐田园等。几幅画，都与酒相关，几个故事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首先就给人一种亲切感;而且几个与酒相关的故事，有文有武，有高雅有通俗，可以被不同层面的人所接受，而这正是中国酒文化的特点;几个故事虽有所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展现了人生的欢快恣肆、酣畅阔达的一面，从而和剧中人物精神形成一种互文关系。武松打虎，与陈怀海勇斗日本武士黑木何其相似！李白醉酒和陶渊明归隐田园，分别展现了酒的不同层面及其给人生带来的不同感受：快意人生和心灵的自由疏放。古人今人，同理同情。而这正是酒客们来酒馆所想要获得的，老酒馆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二是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具体表现为：杜先生的说书艺术和方清平的单口相声。两位说唱艺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剧情的需要，另一方面，说唱艺术与酒馆这样的百姓聚集场域比较搭配，听书助酒兴，共同满足酒客消闲娱乐的需求，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常见的娱乐生活场景。如果说，“酒”是老酒馆的“必备”，那说唱艺术就是它的“标配”，两者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填充和装饰了老酒馆这一物理空间，更与来往于老酒馆的众生的内在精神达成了契合。酒配义士，生命无酒而不欢;而说书，无论说者和听者，看似在讲或听别人的故事，焉知不是在别人的故事中纵情和寻找自己的生命？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就在这些传奇故事之中隐秘地世代相传吗？除此之外，该剧在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和人物的出身地等方面上也作了文章，从一些固化因素的角度使该剧先在地具备了传统的意味。首先，该剧将故事展开的地理空间设定在“酒馆”，它联系着前现代社会，且是“老”酒馆，更将其着染上了怀旧的历史感。电视剧在呈现老酒馆这一地理空间时，严格把握了其古老怀旧的特征，门面、内部装饰、酒名、酒瓶、柜台、算盘、账本、酒店伙计的打扮、吆喝等，都符合那个阶段的时代特征。酒馆的招牌，曰“山东”老酒馆，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山东”已不仅仅标识了一个地域，不仅仅是一个修饰语，更标志了一种宏大的文化。因为，齐鲁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然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称，“山东”老酒馆的定位，显然带有为中华文化寻根的意味。另外，在塑造人物时，在外形、语言，尤其是行动上，也都做了形象化的视觉和听觉的传达。尤其是陈怀海这一核心人物，其山东大汉的外在形象，“义薄云天”的内在神韵，不愧是齐鲁文化的践行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

“义”所包含的内容属于“中国故事”，传奇叙事方式和传统的视听传达手段则负责“讲好”了“中国故事”，它们从思想和表达两个层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华传统的特色。它们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今在电视剧《老酒馆》中又重新复活，君子之“义”摆脱了历史的局限，由为传统知识分子修身所需转化为民间百姓的日常行为和情感，特别是由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狭隘的忠君之“义”转化为了家国之“义”，从而“义”在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传奇叙事方式和传统的“酒”漫画及说唱艺术等视听手段，既是表达方式，同时也内蕴了某种“义”的文化精神，有效传达了“义”的思想，它是形式也是内容，作为文化传统也因此而重获生机。这些都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经由此，中华传统的魅力大放异彩，文化自信油然而生。因此，可以说《老酒馆》通过几个方面的传统再造成功完成了其文化担当。我们有理由以此为参照，基于文化担当对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做出评判。

三、新世纪中国电视剧批判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产量巨大，题材多样，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艺术水平方面都较历史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很多电视剧都注重与中华传统结合，即如《老酒馆》一样表现和彰显了中国传统的特色和风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也不乏一些电视剧，不仅传统文化缺失，而且误用和扭曲了传统，不仅没有担负起电视剧应有的文化使命，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以《老酒馆》作为典范，以文化担当为旨归，从传统再造的角度对新世纪中国电视剧进行评判，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所谓“批判”意即在此。

一是传统文化精神表达方面。客观地讲，在这方面，新世纪中国电视剧总体上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电视剧不同程度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进行了影像再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的就是傳统文化精神，也即他所谓之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而其中，自强刚健的奋斗精神、和谐的人伦情感及爱国主义是新世纪电视剧表现最多的内容。创业和青春励志类电视剧中更多突显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像反映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大国和盛世时代的帝王类电视剧《大秦帝国》《大汉天子》《大明风华》等，表现了帝王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创业精神;《乔家大院》《大清徽商》等则再现了晋商、徽商创业的艰辛与辉煌历程;《温州一家人》《我的未来不是梦》则分别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草根创业和农民创业的经过;《大路上》《钢铁时代》等则讲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历程。虽然这些电视剧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不同，但其中所表现的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等精神品质却是相通的，都是刚健自强这一传统思想的当代表达。而这正是当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奋斗》《士兵突击》等青春题材的电视剧一改90年代同类题材剧“唯爱情是尊”的做派，更多加入了事业奋斗的内容，青春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价值，这是刚健自强精神的青春表达。《金婚》和《父母爱情》，《老有所依》和《嘿，老头》，《大哥》《亲情树》则分别从婚姻、孝道和父母责任的角度肯定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因此呈现出一种伦理回归的趋向，但“伦理回归的文化指向并非简单指向过去，而是新的起点上的伦理重构，是传统价值在现代观念下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爱国主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传承，成为最为崇高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因此新世纪涌现出一大批表达爱国主义精神的电视剧。主要有：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穆桂英挂帅》《精忠岳飞》等历史剧，以中国革命史为表现对象的“主旋律”电视剧，如《中国1921》《红色摇篮》《长征》《延安》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历史的天空》《亮剑》为代表的军旅剧，《暗算》《潜伏》《风筝》等谍战剧，及以家族命运反映社会历史变迁的家族剧，像《大宅门》《闯关东》《老酒馆》等。这些电视剧以艺术想象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爱国精神，很好地完成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文化使命。而这些精神从根本上来讲都可以归结为“义”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从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即鲜明地显现出这一点。像《闯关东》中的朱开山、《中国地》中的赵老嘎、《大秧歌》中的海猫、《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他们同陈怀海一样，都是集各种“义”气于一身。最为关键的是，电视剧都无一例外地强化突出了民族大义，江湖义伦理情是它的前提，民族大义则是前两者的升华，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让位于后者。即如《大秧歌》，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吴、赵两家放下家族的恩怨情仇，联合起来共同配合抗日斗争。《风筝》中的郑耀先，《光荣时代》中的郑朝阳，分别在男女情、兄弟义与民族大义面前，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就连《大宅门》中的白老三，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既保住了个人晚节也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气节。这类书写尤以现代谍战剧、革命历史剧最为典型，其题材已先在地决定了表现爱国主义是其重要主题;除外，家族剧也是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表现为家国合一的深厚情怀;而古代历史剧《芈月传》《琅琊榜》等，虽然年代久远，但其中的大义却与现代的爱国情怀相通;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花儿与远方》《钢铁时代》等，虽已进入和平时期，但人物艰苦创业、奉献牺牲的精神却都是以爱国为前提，是传统民族大义的一种合理的必然的现代转化。其他传统文化精神，诸如仁爱、民本、诚信、和合等文化的影像书写同样如此，它们连接着过往，指向的却是当下，是一种传统的再造。从这个层面来讲，《老酒馆》以其对“义”的全方位演绎的确堪称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典范。相反，有些电视剧则陷入了“娱乐至死”的旋涡。比如宫斗剧，故事年代涉及传统，但也只是建筑、服饰等方面的视觉呈现，几无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而更多呈现的是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如争风吃醋、斗私泄愤等内容，将女性的奴性、人性的邪恶暴露无遗;还有以《宫锁心玉》和《美人心计》为代表的“宫”字系列剧和“美人系列”剧，一味追求爱情和唯美，对观众尤其是少男少女群体产生很大的麻醉效果，使其不切实际地做着“青春美梦”;再如一些家庭伦理剧《我的前半生》《蜗居》等，将嫌贫爱富、惟钱惟权、滥情插足等错误观念和做法合理化，传播了不当的价值观，对观众造成了错误引导。因此，从内容层面生产和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新世纪中国电视剧首要的责任。

二是传奇叙事方式。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善于运用传奇叙事方式，在很多方面显现出同《老酒馆》一样的传奇叙事特色。《琅琊榜》中的“麒麟才子”梅长苏，能够以病弱之躯搅动朝堂风云，步步为营，处变不惊，最终实现了赤焰旧案的昭雪，并扶持新君上位，验证了“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的预言。《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以吻合小说原著精神的做法被塑造成了一个能卜天下且顶天立地的真正仁者。《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勇敢的心》中的霍啸林也都属于具有全面才能和理想人格的人。正因此，这些主人公才可制造情节的反转。《勇敢的心》中，主人公霍啸林无论是刺杀赵金虎，还是较量沈三爷，抑或抗日，都与对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结果无一不是力量较弱的霍啸林获胜。实力与结果之间的这种反转之势，带有了“以少胜多”的传奇性质。这种斗争方式在《林海雪原》《中国地》等中也比较突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历史剧对传奇叙事模式的重要借鉴。在此叙事模式中，力量悬殊的战争双方（一般正义一方居弱势）中弱势一方获胜，以突显正义方之不可战胜”。再是悬念设置。《勇敢的心》中，霍啸林被执行枪决的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来电，枪下留人，这个电话是谁打的？特别是谍战剧，制造悬念更是其一大特色。《光荣时代》中，为何万林生接听了一个电话后就放掉了郑朝山，又为何遭到同伙郑朝山的割喉？郑朝山两兄弟，该如何处理兄弟情与信仰差异的矛盾冲突;凤凰到底是谁？桃园行动组的真正负责人又是谁？这些传奇叙事手法使电视剧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浪漫神秘色彩，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现实主义剧作的性质，传奇叙事和现实主义之间并不矛盾。即如《老酒馆》，从该剧的创作取材而言，据编剧高满堂讲，老酒馆的故事源自他祖辈，特别是他父亲的真实生活经历;从创作初衷和情感而言，他是满怀崇拜的心情对待这些人物，要把父亲以及当时来酒馆里喝酒的那些平凡百姓、英雄好汉们都写出来;从该剧内容和效果看，高满堂的愿望完美实现。而且，传奇叙事方式还有效地演绎了“义”这一传统精神，助力实现了对陈怀海理想形象的塑造。它不是离奇的夸大而带来失真，而是借用传奇的适度夸张和奇幻将“义”的精神适度放大，且以传奇的浪漫显现出“义”的理想化色彩。然而，新世纪也不乏这样一些电视剧，表面上可将其视为传奇剧，但却存在严重失真，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因此受到影响。比如抗日神剧。《抗日奇侠》中，奇侠用铁砂掌、化骨绵掌等神功消灭了日军;《利箭行动》中，男主角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毫发未损;此外，打枪不用看瞄准镜，手榴弹炸飞机，子弹会拐弯等离奇情节在这些神剧中俯拾即是。或许，其初衷是好的——弱化丑化敌军，突出革命英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剧中的主角纷纷跳出生理学、物理学原理的束缚，种种表现犹如‘跳大神’”的理由。这些“雷人”的情节叙述，事实上背离了历史真实破坏了革命英雄的形象，本该作为核心主题的爱国主义非但没有得到有效彰显反而被消解，因为，它们把中国军人浴血奋战的抗日斗争完全游戏化、戏谑化了，从而消解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革命英雄的崇高感。这类情节已经溢出了文学的创作性想象的范畴，也不属于真正的浪漫主义，而陷入类似于大跃进诗歌样的荒唐。

三是电视剧视听传达手段方面。电视剧《老酒馆》，剧前的“酒”漫画，剧中的“老”“酒馆”的空间设定，“山东”老酒馆的地域安排，都自带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意味，且这些因素作为重要的视听传达手段有效演绎了“义”的文化精神，做到了影视表达形式和剧情主题的“内搭”。新世纪以来，也有不少电视剧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有研究者指出，书法、国画、曲艺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当代电视剧片头中的现象。即如书法，电视剧《老中医》片头采用了大量书法元素——以写满字的宣纸作为背景，用墨汁滴落到宣纸上晕染开来的特效展示剧情与人物，最后出现行书体的片名。这种用书法缓慢铺展的方式恰与传统中医的慢功夫相契合;即如音乐，电视剧《都挺好》，虽然是现代都市伦理剧，却将古老的富有地域特色的苏州评弹艺术运用于片头曲的制作。琵琶和三弦相互交融，声音清脆悦耳，细腻悠长，舒缓之间道出剧中的人生百态。《大宅门》的片头曲不仅歌词内蕴深刻，且唱腔类似京韵大鼓又融合了京剧的元素，与该剧的题材、故事的发生地及主题构成了统一和谐之势。即如绘画，《大宅门》的片头用写意的手法绘制了白家大门、白家大院等数个剧中经典场景，《琅琊榜》则采用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水墨画片头。除此之外，电视剧的命名作为视觉上的一种传达，也别有一种传统意味。《乔家大院》《大秧歌》《老农民》《老酒馆》等冠以“大”字和“老”字的电视剧，其剧名的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有一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大气磅礴之象，同时也符合中国人崇尚深厚圆满的传统文化心理。然而，总体而言，在视听传达方面，包括新世纪在内的中国电视剧做得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在于没有重视电视剧的视听传达，而把传统再造的功夫更多地放在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上;另一方面在于电视剧创作人员存在某种程度的传统文化缺失。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一些历史剧或年代剧中。剧中，往往有很多由民族服饰、房屋建筑、茶酒美食等构成的历史场景，它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可以展现中华民族丰富辉煌的物质文明，它是内容，同时也是艺术传达的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应与电视剧的主题和整体风格相吻合，而不能出现常识性的偏差和失误，如此，即便主题再宏大鲜明，电视剧的整体质量也会大打折扣。这也是此类电视剧需有历史顾问的重要原因所在。《琅琊榜》《芈月传》等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成功。服饰方面，《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往往身着以白色为主的素色衣服，这种淡雅的颜色有效地突显了梅长苏高雅脱俗的气质;《芈月传》中，楚国尚赤，楚宫服饰以红色调为主;秦国尚黑，秦宫画面整体转为黑色为基础的深色调。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使视听传达能融合和突显中国传统特色客观上确有难度，也是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意境和意会，而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影视则强调影像的具体呈现，这就决定了有些内容不便于做视听传达。而这恰恰也是未来电视剧需要突破的一个难题。当然，又不可陷入惟传统而传统的刻意，而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切合不同电视剧的具体情形。在这方面，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是要切合剧情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即如前述诸多电视剧，《大宅门》《都挺好》等剧中传统音乐的运用，分别与老北京、苏州文化相应和;《芈月传》《大秦帝国》等剧中的影像再现，则与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相呼应。而《老酒馆》中的片头漫画则既有山东特色，又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直达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和历史故事。最终目的是希望在视听这些有形的具象层面上更直观地展现中华传统的风采，如此就可以从内而外，从精神到形式，全面发现传统，呈现传统，实现传统的再创造。

可见，有效运用传统来创作电视剧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特色。其中，《老酒馆》无论是从内容、叙事，还是从视听传达等方面，都充分彰显了传统的色彩和魅力，它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处在新时代的今天，重提传统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这里的自身文化就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使民族文化负起文化自信的担当，必须首先挖掘传统，使传统重新焕发强大的活力。而电视剧又是“第一故事载体”，因此，通过电视剧对诸多传统文化因素的表达和运用，也即“传统的再造”，将其直接诉诸人的感官和心灵，是弘扬和传播传统的有效方式。这种传统的再造充分体现了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华文化立场”和“民族的”特色。“‘中华性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立场上的主体站位;‘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属性上的族群标记。”秉持这种立场，以《老酒馆》为代表的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实践将给未来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使电视剧艺术在传统的再造与文化的担当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②③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中学习时的讲话要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60页、第161页。

④⑤2014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中学习时的讲话要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63页、第164页。

⑥⑧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9页。

⑦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13页。

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15—316页。

⑩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中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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