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珠

摘要近二十年韩剧中意识形态的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性变化，当前进入了与其文化产业出口大国相适应的“大国形象”诠释阶段。本文以热播剧《太阳的后裔》为样本，分析了《太》剧中叙事手法、传播技巧等意识形态构建策略的隐秘植入。认为当前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中，应对意识形态引领角色的具体含义进行清晰分析，并参照多元环境变迁，主动调试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阶段性变化。

关键词电视剧；意识形态构建；文化产业；阶段性变化；文化出口

2016年2月26日，军旅题材的韩国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在中韩同步开播，以强势姿态席卷两国：在韩国本土，24.1%的高收视率创下制片方KBS四年来的收视新高；在我国，独家平台“爱奇艺”同步首播后播放量即突破3000万，1-4集的播放总量为3.26亿次，第5集的流量近4亿，连续20小时位列微博热搜话题榜前三，刷新了韩剧在中国市场的播放记录。

与我国社交媒体持续掀起的“国民老公”、“撩妹”等等大众话题不同，韩国政府对于该剧的快速反应，寄托了从文化输出转向意识形态构建的明确目的：针对该剧引发的“入伍热”，3月21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会议上表示，“《太阳的后裔》不仅是对外宣传韩国文化的窗口，而且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月11日，朴槿惠对剧中传统饮食“参鸡汤”的出口事宜表示高度赞赏，称赞男主角的扮演者宋仲基为“真正的爱国青年”，并亲自委任其为新任“韩国旅游宣传大使”。

一部以“维和驻兵”与“无国界医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时刻充满着军队元素、人道主义、战友情谊、家国情怀等等严肃正气的价值观，描写军旅生活的韩国主旋律电视剧，何以在中韩两个国家同时掀起热潮，并引发30多个国家争相购买版权？应当说，这部情节转折与意识形态相互融入、文化效应与市场效应共存的韩剧，其成功并非偶发。

如果说90年代末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剧《星梦奇缘》、《天桥风云》以曲折紧凑的故事情节吸引了观众眼球，2005年《大长今》、《浪漫满屋》等韩剧以俊男靓女和华美造型引发了“韩星”、“韩餐”乃至“韩潮”的大众狂欢，那么，《太阳的后裔》则标志着韩剧意识形态构建中的政治泛化蜕变。

一、韩剧意识形态的阶段性嬗变

意识形态，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在著作《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中，将其概括为五种含义。无论是“某一特定人群所接合的观念系统”，或是“权力者利益与无权利者利益间发挥相互作用，用来歪曲现实图景而制造出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与政治维度，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都不可割舍。

韩剧不仅是文化消费产品，更是韩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载体。韩剧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经历了由塑造民族品格到彰显生活方式，再到国际姿态的三个阶段性转变，与当前韩国文化产业输出大国的角色转变相适应，符合韩国政府在经济风险变迁中不断调整的政治诉求。

（一）第一阶段：以“坚韧”为导向的民族精神诠释

2002-2004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韩国电视剧的海外市场销售额年增长率达到111%，纵观《星梦奇缘》、《冬日恋歌》、《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大长今》等这一阶段的韩剧，剧情中都有一位善良而顽强，逆境中成长的女性主角。

这些女性角色诠释了吃苦耐劳、坚毅勇敢的传统精神，以积极向上、逆境不屈的剧情发展塑造顽强拼搏、乐观勇敢的美好形象，在韩剧的大量出口中反复传播以“坚韧”为导向的民族形象。

（二）第二阶段：以“富足”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诠释

2005-2013年，我国热播的韩剧《继承者们》、《爱在哈佛》、《想你》等等，剧情空间已然转换到繁华的现代都市，俊男靓女们的爱情故事中少不了名车、手机、精致妆容与优雅服饰的相得益彰，拍摄地由首尔延伸到美国及英国，诠释了全然不同的现代化、舒适化、富足化的生活方式。

韩国统计显示，2011年“韩流”创造的附加值达到56.17亿美元，每多100美元的文化产业输出就会拉动412美元的产业增长，而韩国文化产业每100万美元的出口，就会带动14至15个人就业，而传统制造业却只能带动7至8个人就业。

（三）第三阶段：以“家国”为导向的大国形象诠释

2015年以来，以《来自星星的你》与《太阳的后裔》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开始推广一种以“家国同构”为中心的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家国”情怀。

在这样的情节演变中，女主角转换成“亚洲巨星”千颂伊，男主角转换成拯救世界和平、传递人道主义精神的国际维和特种兵，始终以“亚洲第一、世界中心”的全新姿态诠释“大国”形象。

二、意识形态的隐秘构建：“大国心态”的全新演绎

可以说，这部蕴含了韩国主流价值观的电视剧，从一开始就贴上了面向我国文化输出的醒目标签，其意识形态的构建手法是值得斟酌的。在以“家国”为导向的大国形象诠释中，《太阳的后裔》借助人道主义、和平安宁的叙事主体，多元演绎了虚离迷幻的“大国心态”，表现出新时期更为隐秘的、与以往不同的的意识形态构建手法。

（一）规避现实冲突，构建虚拟景观

事实上，2012年以来韩国军队的贪腐丑闻持续发酵，从军费贪污到国防产业采购丑闻比比皆是，军队形象一落千丈。此外，年轻男性采用各种办法逃脱兵役的情况越来越多，“征兵荒”才是韩国军队的现实情况。

但是，《太阳的后裔》剧中巧妙借助了和平、人道主义精神等等人类普遍存在的普世价值，以维和部队的驻外任务为虚拟场景，借助“医生”与“战士”两类最具普遍情怀的职业为对象，刻意规避现实塑造“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军队形象、“国际医疗援助”的高尚情怀，割裂现实背景构建虚拟景观。

（二）塑造“强国”形象，表达政治隐喻

《太阳的后裔》因特殊的情节需求，置入了相比其他影视剧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但是，无论是剧中派兵驻地“乌鲁克”对韩国军队及医生充满感激的当地平民，或是韩国驻兵与美军派兵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是围绕离散家属问题交涉和谈的韩国与朝鲜双方，都能找到韩国国际关系的现实映射，有特定的政治隐喻。

比如，驻外派兵与医疗救助传递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地震灾害或是恐怖事件，医疗救助与和平维护不分国籍、不论贫贱，构建了“人道至上”的强国姿态；再比如，围绕离散家属问题进行的南北和谈，以韩国外交官员的积极回应与朝鲜外长谋取私利遭到逮捕作为结束，构建了“和平统一”的强国姿态。剧中此类情节不胜枚举，巧妙又隐含地传递韩国当前“富强”、“有力”的外交形象。

（三）经典叙事技巧，同构目标受众

从1998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21世纪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支柱，在将近20年的产业化运作里，韩剧已经积累出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叙事技巧：温情和幽默。委婉动人的叙事情节、平实幽默的生活展现，这些“小人物”、“小生活”的细腻刻画和传神描述，是追捧韩剧很多年的中国观众为之着迷的熟悉之处。

《太阳的后裔》在宏大的叙事题材下，沿用了经典叙事技巧，紧扣观众情绪。女主人公醋意十足地抱怨“找了个爱国是婆婆，国家是小姑子的男人”，男主人公也同好聚会酣畅酒醉，以及对于上司的小抱怨小牢骚……，这些平实又真切的叙事情节，拉近了与观众的交流距离，得到“他既是我”的广泛认同。

（四）静态符号传播，打造淫浸化空间

符号是传播的基本要素，在法国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生活就是符号化的过程，使用者通过与其社会等级以及群体社会秩序相符合的身份编码，进行符号化产品的消费，进而实现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

《太阳的后裔》剧中很少用“家国是什么”的台词对白或动态交流来表达男女主人公的价值倾向，而是借助无处不在的迷彩服、飘扬的国旗、医药箱的国籍标识、坚定的眼神，甚至不时补充体力的“参鸡汤”等静态符号来打造多维度、淫浸化的生活场景，同塑男女主人公坚定的爱国倾向和自强自豪的民族精神。

应该说，静态符号传播以碎片化、静谧化的手法，规避了台词对白式“家国是什么”令人生厌的空话套话，传递了富有感染力的生活方式，构建了平和真实的爱国情怀，极易得到观众认同及效仿。

（五）立足文化输出，扩大话语共鸣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第一部“零时差”、“真正意义上中韩同步”的韩剧，《太阳的后裔》采取了先拍后播的模式，解决了以往边拍边播模式中字幕无法同步的问题。客观地讲，《太阳的后裔》从筹划阶段就以中韩两国同时开播为目标，具有强烈的文化输出性质。

在营销模式上，对于中国市场的缜密策划值得重视。筹划阶段，《太阳的后裔》借助中国投资方爱奇艺视频网站的资本注入，成功回避了2015年4月1日我国实施的“限外令”，获得引进许可证号。播放之前，韩国片方借助上海举行的自由推介会等形式，做足了男女主人公、外景拍摄地的宣传工作。播放之后，有关男主人公“撩妹”等大众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相继投放，成功地将公众媒介移植成为“私域媒介”，营造了一场“你们老公”的全民幻想。

三、独特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

从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扶持电视剧成为韩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排头兵；2005年韩剧《大长今》席卷亚洲带来的“韩餐热”、“韩装热”，再到2013年文化产业达到韩国GDP额的15%、出口总额达50亿美元。不难发现《太阳的后裔》的成功，是依附在当前韩国文化产业出口大国的地位及影响力上的，是20多年来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到渠成的阶段性胜利。

我们甚至可以推断，韩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将韩国历史及文化构建成世界史叙事，通过娱乐化叙事构建出全新的韩国景观，并将其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产品行销全球。

没有一种娱乐是单纯的娱乐，电视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消费品，它更是文化和思想，与工业、贸易逆差、意识形态紧密相联。这也表达了韩国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价值观念，具有强烈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有其独特性。

（一）宏观调控与商业形态的双重作用，易于接受的意识形态灌输

韩剧中易于接受的意识形态灌输是针对亚洲文化圈的，是借助亚洲“儒学文化”的共有基础来实现的，比起西方的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天然亲和力。

这种意识形态植入又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商业推手双重作用的合力。一方面，韩国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调控相当密集，向上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1963-1979）时期，此后，七任总统和历届政府都对文化产业相当重视，启动了政策、法规、资金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持，才得以走向迅猛发展的轨道。

另一方面，韩国的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已经过市场洗礼，拥有较为成熟的成功模版，完全能够毫无违和感地在“偶像剧”中巧妙植入意识形态。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韩国前十部最卖座影片中，就有多达5部是极具主旋律色彩的影片。从《太极旗飘扬》到《鸣梁海战》，无论是军旅题材、历史题材或是沉重的慰安妇题材，韩国影视剧总是借助“小人物、大时代”的叙事手法，用不一样的韩式主旋律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

（二）与文化治理能力的变化相适应，不断调整的意识形态构建

客观地说，没有前20年韩剧在我国的风靡与流行，没有从“韩流”到“韩潮”的广泛肆虐，没有“韩迷”、“韩粉”的强烈追捧，就没有《太阳的后裔》的中国式成功。

有报道称，2015年起，乌克兰电视频道引进了韩剧取代俄罗斯电视剧和电影，重要原因是“从俄罗斯引进一集电视剧需要2万至2.5万美元，而从韩国引进只需200至300美元”。有学者指出，韩剧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亦得益于90年代末“日本电视剧成本上升，韩剧的低价攻势”，韩国政府对于文化治理特别是影视剧出口的低价帮扶政策行之有效，助推其形成覆盖全亚洲的“韩剧圈”。

从扶持发展到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广泛的受众基础与巨大的粉丝效应，为这一阶段韩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中的植入奠定了良好基础。韩剧中的意识形态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其文化治理能力以及文化产业角色的阶段性变化，做出的适应性调整，经过了长达20余年的漫长周期。

四、些许反思：我国电视剧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构建

学者赵月枝认为，90年代以来，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导向、不断调节的政治调控体系、资本的利益诉求以及转型期社会中活跃的电视观众，使得电视剧成为当下中国最活跃的媒体产业形态与意义生产场域，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的重构与意识形态整合，并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中产阶级文化优先取向以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

于炳贵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文化真空状态”，“传统文化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新的文化体系尚未形成，影视产品领域美、日、韩各国相继各领风骚就是明证”。

随着文化工业跨越国界，信息技术推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文化辐射能力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与文化产业阶段目标相吻合基础上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的。当前我国电视剧发展中较为含混和笼统的意识形态导向，是否需要更为清晰、明确的界定？我们提出如下反思：

（一）厘清主流意识形态在电视剧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实现文化产业渗透合理性的自我确认，其重要角色与定位毋容置疑。但是，主流意识形态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引导产业发展，又该以何种方式融入产业发展发挥现实影响力，尚未得到明确界定。

（二）主动适应多元环境变迁，调试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阶段性变化。应当说，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嫁接融入当下的电视剧是不可取的，往往存在话语体系陈旧、传播形式单一等等问题。且不说转型期社会内生环境的复杂变革，仅仅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国际环境的频繁变迁等等外在环境的多元变迁，客观上就要求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构建应当是变化着并与之调整适应的。

因此，电视剧产业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构建也应当是多元适配、不断递进的。或许如同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文化产业大国，需要长达几十年的适应期，依靠量的积累实现质的转变，借助市场、政府的多元推手探寻高速发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