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翔 王珩安

摘 要：探索优质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是我国新时代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攻关方向。对斯坦福大学“制度—课程—情境—项目”多维度交融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可归纳出优质工程伦理教育模式的四条实践经验，即倡导工程伦理的制度文化，融入工程伦理的课程体系，应用工程伦理的实践情境以及渗透工程伦理的科研项目。为探索适合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促进工程伦理教育优质发展，有必要完善工程伦理教育的顶层设计，建设多元的工程伦理课程体系，拓宽产教融合的实践教学渠道，并倡导在科研项目中升华伦理精神。

关键词：工程伦理教育;斯坦福大学;新工科;经验与启示

工程伦理教育是新时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优质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亦是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攻关方向。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2016年的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中明确提出，只有让工程伦理成为未来工程科技人才的一种强烈意识，并具体体现在工程实践中，才能让中国从“工程大国”真正走向“工程强国”。然而，现阶段“工程伦理教育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顶层设计中没有得到重视甚至缺位”[1]，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创新。要想推进我国工程教育的优质发展，必然要尽快解决工程伦理教育缺失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的工程教育享誉全球，其独特的“制度—课程—情境—项目”多维度交融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全面塑造了学生的工程伦理品格，培养出大量“掌握技术且恪守伦理”的工程型人才，是工程伦理教育的典范。成熟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是现阶段我国工程教育所欠缺的，斯坦福大学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推进以及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时代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价值分析

（一）完善工程型人才的素质结构

工程伦理是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核心素质。[2]现代工程项目日趋复杂，这对工程型人才的素质结构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也就是说，现代工程型人才既要提升工程技术，也要具备工程伦理。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工程类专业在培养工程型人才的过程中，相较于工程技术教育而言，“工程伦理教育很少被教育工作者所关注”[3]，对工程伦理教育的不重视直接导致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缺失。“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指出，新时代的工程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各高校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共识，因此，需要加紧探索适宜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改善当下工程型人才技术有余而伦理不足的现状。

（二）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程实践活动对自然、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工程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工程实践活动引发灾害和人身事故等问题。通过对工程所引发的风险进行反思，人们认识到这是由于工程伦理的缺失导致的。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工程已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技术系统，而是和自然、社会、人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工程—自然—社会”应实现和谐共生：工程项目既要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也要在社会子系统以及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共生互利的和谐关系。这就凸显了工程伦理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通过工程伦理教育强化工程实践活动中的伦理意识，约束工程实践行为，以确保工程项目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三）回应工程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

我国目前正处于科技创新革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优质的工程教育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建设工程教育强国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程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体量而言，我国工程教育规模庞大，这是我国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国工程教育仍然存在质量上的短板，多数高校均未建构系统规范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工程伦理教育直接关系到工程型人才正确把握工程实践活动的道德尺度，同时也是形成工程型人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基础。完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可以在现阶段有效促进工程教育优质发展，更好地服务“新工科”建设，促使工程型人才更好地使用工程技术为国家和社会谋福利。

二、斯坦福大学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践经验

（一）倡导工程伦理的制度文化

系统高效的制度体系是形成优质工程伦理教育的根本保障，斯坦福大学将宏观层面权威的工程伦理标准与各行业协会的工程伦理规范细化，并融入学校的工程伦理教育中，由宏观到微观、由通用到专业，层层细化、逐步落实，形成了完善的工程伦理制度体系（图1）。

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工程型人才培养的通用标准是由美国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ABET）制定的。作为工程技术领域的权威认证组织，ABET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权威认证，并以此评价学生的工程技术水平，其中着重考虑技术应用、引领技术创新等工程技术能力的问题，以及公众福利、安全需求、社会适应等工程伦理意识的问题。[4]具体而言，ABET要求工程类课程必须包含专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等内容，并且学生在设计或执行工程项目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社会、道德、健康、安全等伦理方面的要求。[5]同时，各行业协会也都制定了适合本领域的伦理守则，例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化学工程师协会（AICHE）、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都颁布了工程伦理准则，并一致将确保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作为工程师的首要职责，要求工程师坚持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恪守伦理规范开展工程实践活动。[6]各行会的专业守则与ABET的通用规范共同构成了宏观层面工程伦理的制度体系，为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权威参照。

斯坦福大學将宏观层面的工程伦理规范细化、落实，形成了工程人才培养的伦理制度体系。首先，斯坦福大学将ABET的伦理要求细化，在学校层面确立了工程型人才培养的具体伦理规范，细化了学校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通用规则。斯坦福大学认为，有知识、有技巧的人能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为了避免危害的出现，就必须通过伦理道德对其进行约束。具体而言，斯坦福大学要求工程型人才必须重视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伦理和道德推理技能，并拥有宽容、慷慨和同情心等伦理品格。[7]其次，根据斯坦福大学的通用规范以及行业协会自身的准则，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各个专业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微观伦理制度，凸显工程伦理在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例如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强调，其基本准则就是要为公众的健康谋福利，进而为本专业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规范化的参照。

基于这套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斯坦福大学在工程伦理教育中形成了特定的伦理规范，工程伦理成为斯坦福大学培养工程型人才的文化符号，这为斯坦福大学优质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融入工程伦理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教育活动的基本载体，斯坦福大学将工程伦理教育融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共同促进学生工程伦理素质的养成。

首先，斯坦福大学将人文素养教育融入通识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工程伦理素质培养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斯坦福大学认为，工程型人才需具备的伦理素质，包括通用型的道德素养以及专业化的伦理品格，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为此，斯坦福大学开设了诸多工程伦理基础课程，例如伦理的边界：商业、非营利组织、政府和个人（Ethics on the Edge：Business，Non-Profit Organizations，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s），在技术和人类的主观认知与客观法律赛跑的过程中，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伦理挑战，该通识课程广泛探讨了各个领域存在的工程伦理问题，譬如遗传学、人工智能等，辩证地分析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揭示各个行业伦理缺失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实现道德决策框架的分析与搭建，以此夯实学生伦理和道德的根基。[8]

在通识性的工程伦理课程基础上，斯坦福大学在各个工程类专业中开设专业课程，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工程伦理品格，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斯坦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计划（STS计划）中的工程伦理课程。世界一流的工程类院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制订了STS计划，旨在将工程科技与社会紧密联结，帮助学生塑造工程伦理品格。[9]斯坦福大学的STS计划主要包括五个工程领域，均把工程技术和工程伦理结合在一起开展教学。以生命科学与健康（Life Science and Health）这一领域为例，核心课程（Core Courses）中有三门工程伦理必修课程，分别是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生物工程伦理学（Ethics in Bioengineering）和全球医学伦理（Medical Ethics in a Global World），三门课程都致力于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如何应用新的生物工程技术或医学技术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如何规避新技术（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与实践教学，通过已有的案例分析以及实际的操作帮助学生探索、评价工程技术，将伦理准则贯穿在专业课程中，全面塑造学生的工程伦理品格。[10]

（三）应用工程伦理的实践情境

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斯坦福大学最突出的教育方式，学校认为，只有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学生才能更加直观、深入地理解工程技术的复杂性与工程伦理的必要性。为此，斯坦福大学实施BEAM（Bridging Education，Ambition and Meaningful Work）计划，搭建教育和工作之间的桥梁，为工程专业的学生提供大量工程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

BEAM采用“设计—探索—追求”（Design & Venture &Persue）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在这三个阶段，BEAM会以不同形式将工程伦理的培养融入工程实践的情境中。首先，在设计阶段，BEAM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为其安排合适的社区实践活动，同时让学生自由选择职业导师、工程实验室以及基础工程项目。在实践活动中，BEAM帮助学生树立了一个基本的伦理观念：有意义的工程实践活动能对世界产生积极作用。[11]在此基础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合作，在探索阶段给学生提供大型企业的实习实训机会。在实践导师（Mentor）的带领下，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参与硅谷知名企业的工程实践项目，企业将工程实践中的伦理要求更加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例如Google和Facebook的实训着重考虑技术伦理等要素，Microsoft的主要实习内容包括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强化学生对工程伦理的认知。[12]在最后的追求阶段，BEAM建立“握手资源”（Handshake）平台，为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大型实践项目。在这一阶段，斯坦福大学主要通过“以评促教”的形式，进一步帮助学生完善工程伦理素质结构。在申请“握手资源”以及最终的考核阶段，斯坦福大学都将道德素质、伦理要求等作为重点，间接巩固学生对工程伦理的认识，也从侧面推进学生工程伦理品格的养成。

总体而言，斯坦福大学通过产教融合的形式，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开展工程伦理教育，通过直观的工程实践活动，进一步完善学生的工程伦理素质结构。

（四）渗透工程伦理的科研项目

工程伦理的核心就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公众谋福利。斯坦福大学认为，科研项目能够更加有效地搭建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不仅可以向社会弘扬斯坦福大学的工程伦理精神，还能让参与项目的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工程伦理精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

斯坦福大学认为，工程类的科研项目应更加重视对社会及人类的影响。为此，斯坦福大学联合硅谷大型企业与社会评价组织，从科研立项、研究内容以及成果转化三个维度对工程类的科研项目进行全面把关。以斯坦福大学和赛诺菲（Sanofi）共同开展的生物之星（BioSTAR）科研项目为例，第一，在立项阶段，斯坦福大学采用的是社会监督、校企合作的立项机制，与赛诺菲进行协商，初步设立生物制药项目，并接受社会评价组织的监督，在初步确认其成果能够为人类健康谋取福利后，再进行正式立项研究。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生物之星致力于把医学、药学的先进工程技术转化为先进的治療方法，为全球最紧迫的医疗难题寻找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种药物对多种疾病的多目标疗法，针对流行病探索更有效的组合疗法，研发新型生物药剂，开拓基因治疗的新路径，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型数字技术帮助患者管理慢性病症等。[13]也就是说，在研究内容上，生物之星无不致力于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医学、药学研究。第三，在成果转化阶段，斯坦福大学和赛诺菲合作建立了成果转化的专项渠道，生物制药的科研成果都将用于创新疗法、新型药剂等方面。同时，斯坦福大学和赛诺菲双方会对科研成果对人类健康的积极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形成伦理自检报告，并接受专业组织的评估与考核，分析其对社会、人类的有益性，在确认合格的前提下才会投入市场。同时，转化后的成品也要接受公开监督，以确保新型生物药剂和创新医学疗法能够对人类健康产生持续的积极作用。[14]

斯坦福大学每年通过夏季研究学院（Summer Research College）、荣誉研究项目（Honors Program）等多种形式，召集相应工程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科研项目，在项目中加深学生对工程伦理的理解，进一步发扬工程伦理精神，使其内化为工程专业学生的基本素养。

三、斯坦福大学工程伦理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制度细化：完善工程伦理教育的顶层设计

斯坦福大学完整的制度体系为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权威、专业的指导，根据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现状，需要“制度化地确认工程伦理在工程教育、工程职业建设中的地位”[15]，也就是要完善工程伦理教育的顶层设计工作，充分发挥其权威指导作用。由于我国的行业协会、社会评价组织等并不成熟，若简单借鉴斯坦福大学的制度体系，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权威性也会有所缺失，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本土特色，建立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

第一，国家层面全面强化工程伦理意识。国家应颁布相关政策，将工程伦理纳入制度规范，对工程伦理的建设目标、核心内容与发展路径做出长远规划，将工程伦理精神传递到社会各界，提升社会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将工程伦理与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联动效应，为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综合性的制度支撑。

第二，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大型企业及各工程协会制定工程伦理规范。虽然我国行业协会并不成熟，但各行各业的大型企业与工程协会也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与资政能力，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制定并细化工程伦理的规范标准。具体而言，可从责任感、职业道德规范、人类安全与健康、公众福祉、社会影响、公私利益权衡等多个维度出发，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制定专业的工程伦理规范。

第三，高校要将工程伦理纳入人才培养与评价的标准体系。高校承载着工程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工程伦理的制度规范最终必须要落实在具体的人才培养工作中。高校必须把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工程类学科建设的重点，将上层的工程伦理规范融入学校的人才培养标准，探索适宜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在毕业生评价、教学评估、学科评估等环节，将工程伦理相关要素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完善工程伦理教育的制度链。

（二）伦理入课：建设多元的工程伦理课程体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将工程伦理纳入公共课。随着工程教育的纵深发展，独立的工程伦理公共课程难以全面塑造工科学生的伦理品格，因此，可以借鉴斯坦福大学工程伦理课程的设置模式，将工程伦理教育融入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并分别选择适宜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融合工程伦理的思想并形成一种整体的课程观，渗透在不同类别的课程之中，进而在整个工程类专业课程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16]，形成多元化的工程伦理课程体系。

第一，拓宽工程伦理与课程的融合面。从工程类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本就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交融，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斯坦福大学等一流工程类高校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必须把工程伦理教育贯穿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以单独课程、与技术课程和非技术类课程融合的形式展开。因此，在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只针对其中的一个环节进行改革，而是要多管齐下，在三类课程中都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精神，实现工程伦理教育的全面贯通。

第二，分类细化工程伦理教育的课程内容。工程伦理内涵丰富，为了系统地帮助学生培养工程伦理品格，可将工程伦理的标准分别落实在不同类别的课程中。例如，责任感等要素可以融入公共课程，职业道德规范、公私利益权衡等要素可以融入专业基础课程，而社会影响等要素则可以融入专业选修课程中。在不同种类的课程中融入合适的工程伦理要素，增强工程伦理教育的针对性，才能科学、高效地提升工程伦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第三，探索多元化的工程伦理课程教学方法。伦理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授受，教师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来看，10周体验10种职业（10 Jobs in 10 Weeks）课程运用了情境教学法，帮助学生直观地感受工程伦理;技术与国家安全（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課程则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也应积极探索建构式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吸纳工程伦理知识的效率。

（三）情境熏陶：拓宽产教融合的实践教学渠道

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专业实践是工程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斯坦福大学BEAM计划的经验同样表明，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工程伦理的价值。因此，开展优质伦理教育、培育一流工程人才必须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实践教学渠道。[17]

第一，完善协同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政策。产、教两大系统之间的壁垒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实际效果，为了打破这种壁垒，要从政府层面进行宏观调控，建立资源共享、合作育人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同时，对积极参与工程教育产教融合的学校、企业、行会等各方组织，可适当实行财税补贴、技术专项申报等激励措施，调动社会各界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借助政策激励的力量帮助高校拓展更多的工程实践教学渠道。

第二，高校内部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斯坦福大学的“握手资源”平台能够精准、快捷地帮助师生找到实践教学的机会，实践教学的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我国高校在这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可先借助政府等外界力量，建立合作企业清单制度，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同时，为合作企业提供科研人员与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巩固合作关系。进而将企业纳入对接平台，建立实践教学的精准对接关系，根据学生的专业、未来的研究（工作）方向等要素，匹配合适的企业开展工程伦理实践教学工作，更高效地帮助学生在工程实践中感受工程伦理的精神内核。

第三，对实践教学结果实行校企共审制度。学生在接受实践教学后是否具备相应的伦理素养，需要学校和企业双方的共同鉴定，但目前企业在这方面仍有缺位现象。实行校企共审制度，高校须将人才评价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企业，以评促学，进而促进学生对工程伦理的认知以及工程伦理素质的养成。

（四）项目强化：倡导科研项目中升华伦理精神

工程实践活动本身带有一定的研究和设计性质，在工程教育的改革创新中，“學生的科研能力至关重要”[18]，可以说，科研能力是新时代工程技术人才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在工程技术设计、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发扬工程伦理精神，可以有效地深化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在未来参与工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也能够敦促其重视、应用并发扬工程伦理精神。

第一，建立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多方监督的工程立项机制。高校虽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但缺少对市场的敏感度，企业则更加了解何种工程技术能对社会产生直接的价值，并以此为高校提供科研方向，开展合作研究。同时，立项也要接受政府和社会的全面监督，以确保科研成果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全，尽可能发挥工程实践活动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的作用。

第二，在项目内容中融入更多的伦理要素。现阶段我国的工程科研项目主要强调工程设计和技术研发，而技术本身是没有价值取向的，如果缺少伦理要素的约束，技术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在研究中着重考虑、调研并分析科研成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科研内容中加入人类安全与健康、公众福祉等要素，时刻重视对技术成果和伦理要素的整体分析，以强化新工程技术对社会、对人类的积极作用，规避应用不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建设规范有序的成果转化渠道。为了使研发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有必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首先，确立成果转化的规范标准，确保研发成果在转化过程中有据可依，同时，必须多方评估，深度分析科研成果的价值，以保证其能为社会、为公众谋得福祉。在成果转化、评价与应用的过程中，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什么样的工程技术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进一步巩固学生对工程伦理的正确认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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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春阳）

收稿日期：2021-01-13

作者简介：肖凤翔，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珩安，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工科建设的实践逻辑模式研究”（2018JWZD35）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