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韩宾娜

关键词：平城京;恭仁京;长冈京;都城迁移

和铜三年（710），元明天皇由藤原京迁都平城京，由此开启奈良时代（710—794）的序幕。关于日本古代都城的研究，既往中日学者或从诸都城内部空间构造、1唐日都城形制对比、2唐日律令编纂与都城建设的关联性3等角度展开论述，而少有对都城空间演变及迁移过程的具体解读。本文以《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大日本古文书》《宁乐遗文》等文献史料为基础，结合近年来日本古代都城的考古发掘成果，对日本奈良时代都城迁移过程展开具体分析。

一、平城京的水陆交通

公元8世纪初，日本律令国家体制建立后，平城京作为“帝皇之邑、百官之府”的国都所在地，不仅其都城内部宫殿、寺院、住宅的营建有赖于周边地方诸国的木材、瓦片供应，且以粮食为中心的各类调庸物资每年亦需按时由地方诸国转运至京城，由此形成了以平城京为中心的用于物资运输、情报传递、人员往来的交通干线道路。

平城京定都后翌年，和铜四年（711）史载：“始置都亭驿、山背国相乐郡冈田驿、缀喜郡山本驿、河内国交野郡楠叶驿、摄津国岛上郡大原驿、岛下郡殖村驿、伊贺国阿閇郡新家驿。”1以平城京为中心的东海、南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六条交通干线道路的都城始发驿逐步建立。从平城京周边地形来看，平城京东临春日山、西接生驹山，北面翻过奈良山与木津川河港泉津相接，南面以大和三条古道（上津道、中津道、下津道）与旧都藤原京相连。结合前述都亭驿所在诸国位置而言，除南海道以平城京下津道为始发，经龙田道通往河内国外，其余五条交通干线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均由平城京北面越过奈良山丘陵经山背国境内分别通向东国、北陆、西国。另一方面，就平城京周边航运河道特点而言，南面大和川水系水量整体过小，泥砂大量沉积河道，造成河床高于两岸盆地的地形。又因大和川中段龟濑峡谷部段水流湍急、落差较大，所以大和川水系难以作为物资运输的内河航道使用。2由此，国都所需各类物资输送主要依赖于京城北面的木津川河道运抵平城京内。

综合史料记载和考古调查来看，木津川南岸的泉津作为平城京唯一内河港湾都市承担了调庸物资集散、木材加工、瓦片生产、货币铸造等诸多机能。据《大日本古文书·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材帐》所记：“相乐郡两处，一泉木屋并园地二町，东大路、西药师寺木屋、南自井一段许退于北大河之限。”3由此推知平城京大安寺木屋所北临泉津，西为药师寺木屋所，东为大路。除此之外，平城京东大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华寺、造东大寺司、冈田铸钱司、皇后宫职所属烧炭所均在泉津设置了木屋所（图一）。同时，对木津町周边各瓦窑群遗址的考古调查证实平城京北面、奈良山区域分布着大片瓦窑群，为建造平城京内宫殿、寺院提供瓦片。

平城京时代，大和国境内连接旧都藤原京与平城京的上津道、中津道、下津道三条古道以及定都平城京后新开辟的涩谷道的北面均起始于木津川南岸泉津附近。上津道通向平城京外京，中津道通向左京域，下津道通向平城宫，涩谷道通向右京域。6由此而言，四条干线道路基本实现了泉津向平城京内各区域的物资输送。地方物资经木津川河道在泉津附近卸货后，利用人力或牛马、车等穿越北面奈良山运抵平城京内，由朝廷所属官寺及诸大寺支付给役民相应搬运费用。据《宁乐遗文·造法华寺金堂所解》“申请用钱并杂物等事”条记载，平城京内法华寺金堂营建时，由地方诸国输送的建筑木材所支付运费为“六十五贯四百八十六文，伊贺、丹波、高岛三山材四千六百七十七物、漕桴一百六十四床”。1可知由伊贺国、丹波国、近江国高岛郡三地木材，皆利用漕运经伊贺国山川津—泉津、丹波国山川津—葛野井津—泉津、近江国少川津—宇治津—泉津三条水系运至平城京外港泉津，三条水路输送距离均为20公里以上，运费为65贯486文。与此相对，同条载“九十七贯六百八十五文，堂料杂材五千八百四物，自泉津运上雇车一千百五十六兩赁”。2由外港泉津至平城京雇用1156辆车，运费为97贯685文，而这段陆路运输距离约为5公里。综合两则史料，就所运输木材数量和运费对比而言，泉津至平城京内陆路输送费用约为伊贺、丹波、近江三条水路运费的1.5倍。

综上所述，元明天皇将国都由藤原京北向迁都至平城京，不仅克服了奈良盆地内大和川水系无法展开内河航运的弊端，而且平城京与外港泉津的一体相连使得地方调庸物资进京方式由藤原京时期的陆路运输为主向平城京时期水陆兼备的运输方式转变。但是，尽管平城京与外港泉津是连为一体的都市计划，但由于北面奈良山的地形条件限制，使得泉津至京内的物资运输必须采取陆路运输的方式，耗费劳动力成本较大。因此，以国都平城京为中心的畿内水陆交通体系亟需进一步完善。

二、圣武天皇与难波京、恭仁京、紫香乐宫的营建

自和铜三年平城京定都后，经元明、元正、圣武三代天皇30余年的持续兴建，宫内中央区第一次大极殿院——四朝堂，东区内里——大安殿——十二朝堂等朝廷中枢机构皆在圣武天皇在位之天平十二年（740）前逐步建成。3至此，平城宫作为体现天皇至上权威的政治、礼仪空间，其宫内中枢部设施基本完备。此外，除前述平城京与外港泉津间的陆路物资输送道路相对不便外，圣武天皇作为奈良时代首位男性天皇，其即位后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在宫内部配置天皇、（元正）太上天皇的居所问题。由此，圣武天皇模仿唐朝复都制理念，以木津川水系为中心展开多都制营建方案。

首先，再兴难波京营建。根据考古调查，难波宫位于大阪市中央区法门坂町上町台地北端，分为前、后两期宫殿遗迹。前期难波宫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时期营建的难波长柄丰崎宫，宫殿主体部分于朱鸟元年（686）被焚毁，4

此阶段宫城周边尚没有形成完整的京域条坊。圣武天皇即位后，在前期难波宫原址上重建了新的宫殿即后期难波宫。与主都平城宫中枢部十二朝堂的配置相比，作为陪都的后期难波京宫城中枢朝堂院为八朝堂配置。同期，圣武天皇将原先河内国各地域散在分布的豪族邸宅统一于难波宫周边分配宅地，5由此正式形成了难波京。从难波京周边地形特征来看，难波宫所在的上町台地至淀川旧河口部附近，在8世纪之前就形成了多处港湾，而被统称为难波津。及至奈良时代，其中重要的港湾改称为御津，如难波御津、大伴御津、住吉御津等。御津作为奈良时代国家港津群，对应承担了外使招待机构难波馆所在地、西国调庸物资集散、水上交通中转港、西海道防人6集结地等职能。

其次，派遣遣唐使入唐东都洛阳城考察。唐玄宗时期，洛阳作为辅助长安的陪都，将核心都城和副都顺序化，正式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东西复都制。1圣武天皇即位后，国都平城京基本建成，由此营建多都制的时机、条件业已成熟。综合日、唐两方史料记载来看，天平四年（732）八月十七日，圣武天皇委任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遣唐使团出访唐朝，2翌年四月三日由难波津正式出港，同年八月于苏州登陆。唐朝方面派遣通书舍人韦景先前去慰劳。3时值开元二十一年（733），关中大旱引发长安城内粮食危机，4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迁居洛阳。5其后，日本遣唐使一行持国书于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由苏州出发前往洛阳朝见唐玄宗。6由此而言，遣唐使一行到访唐东都洛阳朝见玄宗，想必对于东都洛阳城郊龙门处卢舍那大佛造像、洛阳城内洛水由西向东贯流以及江淮地区租米以漕运方式运抵洛阳城内粮仓存贮诸景象印象深刻。天平七年（735）三月，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归国后受圣武天皇召见并将出使节刀奉还。7从后续圣武天皇营建恭仁京并下令在紫香乐宫处建造卢舍那大佛的种种举措来看，遣唐使团带回了唐洛阳城内洛水贯都、物资由漕运运抵洛阳粮仓以及洛阳城郊外龙门卢舍那大佛造像的具体信息。

其三，模仿唐东都洛阳营建恭仁京。天平期遣唐使团归国次年，天平八年（736）三月一日，圣武天皇行幸山背国相乐郡甕原离宫，而甕原离宫的位置则位于其后恭仁京之左京域。天平十二年（740）九月，以藤原广嗣叛乱为契机，圣武天皇一行离开平城京前往东国行幸，经伊贺、伊势、美浓、近江国一路北上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迁居恭仁宫。9从恭仁京平面复原图来看，京域以鹿背山为界划分为左京、右京，都城内部木津川由西向东贯流，左京域东北方为宫城所在，因而相较于其前后都城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均采取中央北阙型的宫城设计有所不同，恭仁京内河川东西贯流、宫城偏在一隅的特点均与唐东都洛阳城相类似（图二）。同时，恭仁宫内首次采用了东、西双重内里的配置，其中东内里为圣武天皇居所、西内里为元正太上天皇居所。10事实上，圣武天皇迁居恭仁京后，国都平城京并未就此荒废。从史料记载来看，圣武天皇行幸至山背国不破郡境内后令从行的骑兵司返回平城京，11后又命民部卿藤原仲麻吕为平城留守，平城宫大极殿在移筑恭仁宫后又复建起大型遮蔽建筑，平城之狱也依然沿用。12同时，平城京内诸官寺也并未随迁恭仁京，平城京内贵族邸宅出土“天平十五年瓜进上”字样的木简皆可证实圣武天皇迁居恭仁宫期间，平城京依然延续了主都机能。

其四，于离宫紫香乐宫督造卢舍那大佛。天平年间，平城京及周边畿内诸国天灾、疫病不断，中央朝廷希望借助佛教力量抚慰人心，并起用早年因私自布教而遭朝廷镇压的僧人行基主持在恭仁京东北近江国甲贺寺附近建造卢舍那大佛。天平十五年（743）十月十五日，圣武天皇颁布大佛造立诏书，13同年十二月，因造立大佛用度所费不可胜计，恭仁京被迫停建。天平十六年（744）正月，圣武天皇令中央诸司及朝集使迁至难波京，并将天皇、太政官所掌之内外印、驿铃、高御座、宫门外所立大楯一并迁入难波京。至此，难波京成为朝廷政治中心。天平十七年（745）正月一日，以卢舍那大佛体骨柱的建造完成为契机，圣武天皇下令将难波宫门外大楯迁至紫香乐宫，并以紫香乐宫为“新京”。据推算，当时紫香乐宫附近集聚的中央官僚及其家族、役民、卫士、行基信奉者等共计有四万余人。2然而，紫香乐宫作为朝廷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历史十分短暂。同年四月，因紫香乐宫附近遭遇大地震且周边山火频发，圣武天皇召集诸司百官、平城京内四大寺僧人分别商议后，众人皆言以平城京为都。天平十七年五月，圣武天皇在出走東国五年后再次返回主都平城京，卢舍那大佛造像亦被移至平城京东大寺大佛殿。

综上所述，圣武天皇即位后，鉴于主都平城京与外港泉津间陆路交通运输不便的弊端，从而以唐长安—洛阳两京制为参考，以畿内木津川水系为依托，逐步建成以难波京为西海道防人集结、对外国交、西海道调庸物资集散的港口型副都，以恭仁京及其内港泉津的物资流通型副都，紫香乐宫为国家佛教圣地的一体化建设新方案。从实施效果而言，圣武天皇的多都制建设，因天平年间朝堂政局动荡、中央财力不足、地震、火灾、疫病频发等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在客观上加强了以平城京为中心的畿内中央首都圈的整体开发。

三、桓武天皇废止难波京与迁都长冈京

自圣武天皇还都平城京后，其后孝谦天皇、淳仁天皇、称德天皇、光仁天皇在位期间，平城宫内西宫、内里、第二次大极殿、式部省、兵部省、东院内杨梅宫、春宫坊均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同时，平城京内东大寺、西大寺、西隆寺、唐招提寺等国家官寺亦陆续建成，并正式形成了“南都六宗”为主导的佛教寺院势力，由此平城京在奈良时代前期的政治礼仪型国都的基础上成为政教一体型的佛教型国都。同时，难波京作为河内豪族的聚居地、西海道调庸物资集散地、外国使节来访登陆港口则保持了陪都的功能。然而，及至桓武天皇在位期间，面对由天武系皇族创建的主都平城京、陪都难波京的复都制体系，逐步采取了停建平城京、废止难波京、中迁长冈京、再迁平安京的一系列举措。对于桓武天皇由平城京迁都长冈京的原因存在4种观点：

（1）纬学革命思想影响说。1桓武天皇为证明自身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参照中国古代谶纬学说内甲子革令、辛酉革命说之影响于辛酉年（781）即位，甲子年（784）宣布迁都长冈京。（2）皇统转变说。2桓武天皇（天智天皇曾孙）迁都长冈京是为彻底摆脱平城京内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天武系皇族势力羁绊，而长冈京与天智天皇陵墓山科陵同屬山背国境内，由此象征着律令国家皇统由天武系向天智系的复归。（3）南都佛教统制说。3桓武迁都长冈京且一并禁止平城京各大官寺随迁至新京，从而排除南都佛教寺院势力对桓武新政权的影响。（4）重用渡来系氏族说。4桓武天皇其母高野新笠为百济系氏族和氏出身，长冈京地处古代渡来系氏族秦氏聚居地山背国葛野郡、百济王氏聚居地河内国交野郡之间，迁都至此有利于桓武天皇进一步笼络、扶植渡来系氏族成为朝堂新兴政治势力。以上诸说分别从桓武的革命思想、皇统转变、佛教政策、中央豪族势力分布范围等视角论述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的历史背景，然而对于桓武天皇迁都决策与平城京、难波京、长冈京的都城选址、空间构造的相互关联性仍缺乏具体分析。就日本古代都城发展过程而言，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不仅正式终结了日本古代复都制的局面，也使都城内部空间构造发生显著变化。

除上述政治性因素影响外，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的原因与奈良时代后期难波宫所扼守之难波津河流入海口处泥砂堆积导致港湾机能下降形成相互关联。如前所述，国都平城京兴建宫殿、官衙、寺院、贵族宅邸等建筑所需大量木材主要依赖于畿内五国及周边近江、丹波诸国的森林资源供应，进而导致平城京周边山地、丘陵地区的森林长期被大量砍伐。同时，国都周边因过度开采瓦用黏土亦造成水土流失现象进一步加剧。平城京周边南、北两大水系大和川、木津川河道内大量泥砂顺流而下，最终在大阪湾河道入海口汇流形成水下沙洲堆积型地貌。5史载天平宝字六年（762）四月十七日，“遣唐使船一只，自安芸国到于难波江口，着滩不浮。其柂亦復不得发出，为浪所摇，船尾破裂”。6遣唐使船搁浅一事侧面反映出难波津作为大型船舶停靠港湾的功能逐渐丧失，其作为主都平城京之陪都地位亦有所下降。

天应元年（781）四月，桓武天皇即位后援引中国儒教王朝交替理论，意欲脱离天武系皇族所建平城京另迁新都。延历三年（784）五月十六日，桓武天皇派遣藤原小黑麻吕、藤原仲继、佐伯今毛人等一行视察山背国乙训郡长冈村，为下一步迁都做准备。同年十一月，桓武天皇迁居长冈宫，国都由大和国正式迁往山背国，史称“山背迁都”。从《续日本纪》记载来看，长冈京“以水陆之便、迁都兹邑”，7“水陆有便、建都长冈”，8可见新都长冈京周边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是桓武迁都至此的重要原因。从地理位置来看，长冈京南面门户山崎津不仅是山背国淀川、木津川、桂川三大水系的河道内港，也是长冈京连接西海道大宰府的山阳道之都城始发驿所在。因此，山崎的进一步开发对于长冈京与周边地方诸国之间的物资输送、情报传达、人员流动至关重要。延历三年七月四日，朝廷下令南海道所属阿波、讚岐、伊予三国提供改建山崎桥所需建筑资材。山崎桥的改建为其后拆解的难波宫、平城宫内建筑资材，沿淀川、木津川输送至长冈京提供了便利。延历四年（785）正月十四日，朝廷又命摄津大夫和气清麻吕负责主导在摄津国神下、梓江、鰺生野三处同时开凿人工运河三国川。9三国川的顺利贯通使得原本由西海道、南海道诸国沿濑户内海航道输送的调庸物资不再于难波津口岸处卸货，而是通过海运联结舟运的方式由濑户内海——三国川——淀川直达山崎津。1伴随着山崎津周边的系统开发，中央朝廷在此地新设迎宾机构鸿胪馆以接待外使朝觐并提供飨宴、宿泊。长冈京的外港山崎由此取代了此前难波宫的陪都功能。延历八年（789），摄津职所掌公私船运勘察、检校职能被废止。2延历十二年（793）三月九日，难波宫停建，其后宫内建筑资材被整体拆除移筑长冈宫。同日，摄津职被废止，改置摄津国。3至此，作为港湾都市、外交机构难波馆所在地的难波京的陪都属性彻底丧失。

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后，围绕都城内部宫城、条坊建设及国都周边区域的整体规划逐步展开。从长冈京内部空间构造来看，长冈京的宫城、条坊、宫外诸司、离宫、官市、寺院、天皇陵墓的设定均较平城京进一步发展，而为其后平安京基本继承。

一、宫城。与奈良时代后期的平城宫内里外郭包含大极殿的配置不同，长冈宫内天皇所居的西宫（前期内里）、东宫（后期内里）与大极殿相互独立存在。西宫作为迁都初期天皇的临时内里整体规模较小，与皇后宫相互独立，位于宫域的西北面。延历八年二月，桓武天皇由西宫移居宫域东北的东宫，4西宫被改建为飨宴空间，而与其后平安宫丰乐院的机能相对应。东宫作为桓武天皇的正式内里，不仅在内里北半部增设了皇后、嫔妃所居住的后宫空间，而且内里正殿取代中央区大极殿成为天皇日常处理朝政、召见官员的政务空间。5长冈宫内中央区八朝堂配置由陪都难波宫整体移建而成，并在朝堂院南门东、西两侧增设了由步廊连接的双阙楼式建筑物，与朝堂院南门共同组成平面呈凹字形的门阙配置，由此推定长冈宫南门仿照唐大明宫正殿含元殿两侧翔鸾阁、栖凤阁配置所建。6此后，长冈宫朝堂院正门双阙楼阁式建筑为平安宫正门应天门及其两侧翔鸾楼、栖凤楼所承袭。

二、条坊。从长冈京周边地形特征来看，受东南部桂川低湿地以及西北部向日山丘陵地的地形条件限制，条坊施工在上述地区并没有完全展开便再次迁都，因而长冈京整体条坊形制并不规则（图三）。7就京内条坊分割形态而言，宫城南面街区与宫城东、西两面街区条坊规格为350尺×400尺的特别地域，主要为宫外诸司、天皇离宫、贵族宅邸的集中分布区。长冈京内二条大路以南，东（西）一坊大路以东（西）条坊则统一以400尺见方的条坊布局，9由此改变了平城京以各条大路中线为基准划分条坊所造成的面向大路的条坊面积较小、条坊内各町面积不一致的弊端。长冈京条坊规格的统一化趋向反映出京内都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此后，平安京内条坊均统一采用400尺见方的条坊划分基准。

三、宫外诸司、京内离宫。平城京时代，中央朝廷所属官司、天皇离宫多集中于宫内设置，而宫城邻接条坊多为五位以上贵族宅邸所在地，占地面积均在一町以上。对比而言，长冈宫内平地空间有限，因而中央官衙机构及附属诸司厨町、1京内离宫2等在宫城周边的邻接条坊大量设置。同时，以长冈京为肇始，长冈京、平安京周边均设定了多处专供天皇游猎的郊野地，3从而使得日本古代都城的空间范围由京内向京外周邊扩展。

四、官市。由于平城京内条坊面积并不十分统一且右京西半部丘陵地形的存在，使得平城京东、西市的位置并不对称。东市位于左京八条三坊，西市位于右京八条二坊，且均为四町的占地面积。长冈京时代，随着宫内中轴线与京域中轴线的两者统一，长冈京东、西市以都城中轴线朱雀大路为轴东西对称，推测东（西）市位于左（右）京七条二坊一、二、七、八町。长冈京东、西市的对称布局为平安京所沿用。同时，长冈京东、西市周边聚集了大片官营工房、市人宅地区域，东、西市的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平安京东、西市外町4 的原型。

五、寺院。迁都长冈京后，桓武天皇一面禁止南都天武系皇族所建寺院迁入新京，一面在长冈京内及周边区域建立京下七寺，进一步增强新京的庄严性。由此，长冈京所属京下七寺与南都平城京诸寺在空间、职能上进一步分离，前者以供奉天皇祖灵、护佑皇族平安体现天皇个人意志，后者以祈求国境安宁、镇护国家代表朝廷官方属性。5

六、天皇陵墓。平城京时代，天武系皇族陵墓多分布在平城宫北郊奈良山丘陵一带。延历五年（786），桓武天皇将其父光仁天皇陵由平城宫北郊广冈山陵（后佐保山陵）改葬至平城宫东面田原东陵，从而与施基皇子（光仁天皇父）的田原西陵相对，以表明其承继天智天皇——施基皇子——光仁天皇之皇统身份。长冈京时代，长冈京北郊丘陵地区被设定为新的天皇陵空间，从而与奈良山天皇陵空间相分离。6桓武再迁平安京后，长冈京北郊的天皇陵空间意识依然延续。

综上所述，以奈良时代后期难波津的港湾机能逐渐下降为背景，为进一步便利西海道、南海道诸国调庸物资转运至京城，坐拥水陆之便的长冈京之地成为桓武向山背迁都的重要原因。长冈京定都后，以山崎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进一步开发，由此统合了难波宫所在地的船舶停靠、物资集散、外使接待的陪都机能。另一方面，与其前后都城平城京、平安京相比，长冈京内部宫城、条坊、宫外诸司、官市、寺院配置的变化均体现了其作为由日本奈良时代进入平安时代的过渡性国都。

四、长冈京废都原因分析

自延历三年十一月桓武天皇由平城宫迁居长冈宫西宫（前期内里），至延历十三年（794）十月桓武天皇再由长冈京的宫外离宫东院迁居平安宫，长冈京作为国都的历史仅仅维持了10年时间。关于桓武天皇废弃长冈京的原因，既往中、日学者基于文献史料的记载，有早良亲王怨灵畏惧说和京内洪水灾害说两种观点，在此基础上根据近年考古发掘的新成果，长冈宫地形条件的缺陷以及京域条坊规划的不完全性进一步证实了其作为日本奈良时代向平安时代过渡性国都的短暂性。

据《续日本纪》记载，长冈京定都后，皇太后、皇后相继病故，皇太子安殿亲王亦久病不愈，由此长冈宫的内部被认为是桓武天皇胞弟早良亲王怨灵作祟的不洁之地，桓武天皇遂移居长冈宫东北面之离宫东院以避之。1同时，其后延历十一年（792）六月、八月长冈京内两度爆发大规模水患灾害，又造成作为朝廷中枢机构八省之一的式部省南门被冲毁。2由此，早良亲王怨灵畏惧以及京内洪水灾害均为长冈京废都之重要因素。

综合近年来考古发掘看，长冈京作为桓武由大和向山背迁都的首选之地，一方面是意欲脱离天武系皇族所创建的平城京，另一方面与难波津的港湾机能低下，陪都难波宫的拆除、移建相互关联。然而，就长冈京的宫域及其周边地形条件来看，宫城中枢部构造之西宫（前期内里）、东宫（后期内里）、朝堂院所在位置的地形条件均存在明显缺陷，加之后续的改造工程并不顺利，使得其最终为桓武天皇所废弃。具体而言，长冈宫内西宫、东宫、朝堂院的地形条件缺陷主要表现为：

一、长冈宫前期，天皇内里西宫与皇后宫相互独立的设置，较光仁、桓武朝平城宫天皇内里包含皇后宫空间的形制布局出现倒退。3因此，西宫仅作为桓武迁都初期的临时内里，后被后期内里东宫所取代。延历八年二月，桓武天皇由西宫迁往东宫，东宫作为桓武天皇的正式内里，较西宫增设了前庭及后宫空间。限于宫域整体为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造成东宫所在地区较西宫地势低近30米，较中央区大极殿、朝堂院地势低近10米。4因此，东宫作为天皇内里不仅在视觉上难以显现皇权的至上性，而且存在雨水侵入的风险。5

二、从长冈宫中央部朝堂院构造及位置来看，与前代正都藤原宫、平城宫的十二朝堂配置相比，八朝堂配置最初由陪都难波宫朝堂院移建而成，因而在迁都之初是作为取代难波宫的陪都功能而设置的。6长冈京后期，宫域整体向南面扩展了二町域面积，造成京内二条大路的中段部分被正式纳入宫内，从而丧失了作为京内东西横向大路的通行机能。

三、长冈京前期，仅以朝堂院南门作为宫域正门，除却宫域东面位于向日丘陵的断崖地形外，宫城的北面、东面与邻接的京域条坊呈现半开放状态。延历十年（791）九月，“坏运平城宫诸门，以移作长冈宫矣。”7而考古调查在长冈宫域周边迄今没有发现宫门设置的痕迹，结合延历十二年正月桓武天皇由东宫移居宫外离宫东院，并拆解长冈宫内建筑资材的史料记载推断，平城宫诸门被拆解、移运长冈京贮存后，实际是被用于后续平安宫诸门的营建。

由此可见，长冈宫虽历经前、后两期的营建，但限于宫城整体地形条件的诸多局限，以致后续宫城及京域条坊的改建过程进展缓慢，其京域条坊整体规划实际仅完成六成左右。8延历十三年十月，桓武天皇由长冈京东院迁居平安宫后，不仅正式恢复了宫城内部十二朝堂配置，而且将平城宫东区第二次大极殿拆解、移建形成平安宫丰乐殿，使之与内里、大极殿、朝堂院相互独立。2至此，桓武天皇历经十年的两度迁都最终完成了律令国家都城由大和向山背迁移之全过程。

结论

奈良时代，从平城京至长冈京的都城北向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由天武系皇族创建的国都平城京与外港泉津间的陆路物资输送道路相对不便，由此圣武天皇模仿唐朝长安、洛阳东西复都制体系，进而以木津川水系为中心先后展开了难波京、恭仁京、紫香乐宫的多都制营建新计划，然终因政局动荡及财力不足等原因并未完全实现。桓武天皇即位后，一方面为彰显其承继天智系皇统的意识，另一方面以陪都难波京的港湾机能逐渐丧失为背景，迁都长冈京不仅正式终结了难波京的陪都功能，而且新的内河航道三国川的贯通使得列岛西面濑户内海水系与东面的琵琶湖水系相互连接，从而正式形成了以畿内山城国为中心、沟通地方诸国的完备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然而，长冈京作为日本奈良时代向平安时代的过渡性国都，由于受早良亲王怨灵作祟的传说、京内的水患灾害频发、宫域地形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最终造成桓武天皇废弃长冈京，再迁新都平安京。至此，日本古代都城完成了由畿内大和向山背北向迁移的全过程（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