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

2021-10-08孙凤君寇静娜徐泽阳刘钰欣马泽华

中国煤炭 2021年9期

孙凤君，寇静娜，徐泽阳，刘钰欣，马泽华

(1.太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省晋中市，030600;2.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长治市，046012;3.潞安化工集团古城煤矿，山西省长治市，046000)

近年来，国家煤矿事故发生起数大幅减少，但事故多发仍未得到有效遏制[1]。矿井事故的发生相当一部分起因于矿工的不安全行为[2]及其监管等方面[3]，其中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工作-家庭冲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恩(Kahn)[4]提出。工作-家庭冲突是由于个体工作与家庭角色转换困难而引起的一种角色冲突。矿工作为高风险职业，具有劳动强度高、需要高安全意识、易引发职业病等特点。矿工大部分工作时间较长，需根据生产安排随时接受调遣。往往个体在一个角色上投入精力越多，其余角色投入的精力就越少。由于矿工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性质，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往往难以顾及家庭，易产生工作-家庭冲突。海内外学者主要研究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职业倦怠的影响，林昕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煤矿工人职业倦怠有显著影响；丁宗广[5]等探究了工作-家庭冲突与高铁司机的安全行为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越厉害，高铁司机的安全行为越少；冯亚娟[6]等探索了建筑工人工作-家庭冲突与其职业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影响的研究还很少。

基于此，笔者从工作-家庭冲突角度，将矿工心理韧性与矿工自我效能感作为2个中介变量，构建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之间的SME模型，为研究矿工不安全行为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期有助于煤矿管理者从矿工工作-家庭冲突角度采用管理措施，减少安全事故的产生。

1 研究假设

1.1 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

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将导致工人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矿工的不安全行为[7]。在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倦怠和安全行为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工作-家庭冲突能够通过工作倦怠负向预测安全行为。工作-家庭冲突可分为压力、时间以及行为冲突3个观测因子[8]。由上做出以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H1)。

1.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定义为个人在面对压力时所展示出的应对压力机制。研究表明[8]，员工在工作角色或家庭角色上负载过重时，会产生来自家庭和工作的诸多压力，从而导致自信、专注、应对挑战等心理韧性品质降低，随着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升高，当心理韧性水平越低时，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也越低，自然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增加。由上做出以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H2)。

1.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指人对实现特定领域下的某个目标所需要能力的把握[9]。田润宇[10]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反向作用于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反向作用于职业厌倦；朱文月[11]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安全行为关系上有部分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与不安全行为间存在负相关。由上做出以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作用于矿工不安全行为(H3)。

1.4 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社会适应性产生某些作用，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之中起中介作用[12]。梁进龙[9]等认为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刘朝会[13]认为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在运动与不良情绪间起着突出的中介效应。根据上述提出以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以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为链式中介间接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H4)。

1.5 模型构建

综合上述假设，以矿工为研究对象，从工作-家庭冲突的角度出发，以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建立煤矿企业矿工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SME模型，并验证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量表设计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借鉴耿以凡[7]用于调查建筑工人的量，总计9个题项，包含时间、压力、行为3个方面冲突的测量维度。心理韧性量表借鉴贺萍萍[14]心理韧性量表，根据矿工实际情况改进。自我效能感借助刘钰欣[15]关于矿工自我效能感测量量表。矿工不安全行为量表使用薛韦一[16]设计的测试量表。

调查问卷共35个题项，分为8个部分：工作-家庭冲突部分3个因子，其中时间冲突3个题项，压力冲突3个题项，行为冲突3个题项；自我效能感部分6个题项；心理韧性部分3个因子，其中情绪调节3个题项，突发情况应对4个题项，乐观态度3个题项；矿工不安全行为包括10个题项。除个人信息外，均使用LIKERT的5等分法测量。调查问题要点如下所述。

(1)时间冲突。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放弃多与家人相处或联络的想法(X1)；必须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使我无法相应地分担家务(X2)；必须花大量时间工作，使我无法参加许多家庭活动(X3)。

(2)压力冲突。下工后，我经常觉得疲惫不堪，没有精力与家人相处(X4)；工作上的压力使我有时候在与家人沟通时脾气不好(X5)；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压力，有时下工后，我也因压力过重而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X6)。

(3)行为冲突。我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做法，解决家庭问题时不起作用(X7)；我在工作中必须采用且十分有效的做法，在家庭中却起到相反的作用(X8)；在工作中十分有效的做法无法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子女、配偶或父母(X9)。

(4)自我效能感。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Y1)；在别人反对的意见下我仍有方法获取我需要的(Y2)；我会坚持自己的理想，努力达成目标(Y3)；面临某个难题的时侯，我通常能找出不止一种解决方案(Y4)；我相信自己应对问题的能力(Y5)；当我遇到麻烦时，我经常可以想出某些应对方法(Y6)。

(5)情绪调节。在困难面前，我能保持良好的心境(Z1)；我能找到宣泄口,缓解压力(Z2)；我把工作中出现的困难视为一种挑战(Z3)。

(6)突发情况应对。遇到突发情况时，我能冷静思考如何应对(Z4)；遇到突发事故时，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Z5)；遇到突发事故时，我能迅速做出对自己最安全的行为(Z6)；遇到突发事故时，我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Z7)。

(7)乐观态度。我有着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突发事故(Z8)；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其积极的一面(Z9)；在困难面前，我能坚持不懈的朝着目标前进(Z10)。

(8)不安全行为。我经常忽视安全警告标志语(W1)；我会随意拆除机械设备安全装置(W2)；我会防护装置保养不当失效(W3)；我会使用无安全设施的设备工具(W4)；我会用手代替规定用具(W5)；我会攀、坐不安全位置(W6)；我会不装备防护用品(W7)；我会因轻松违章操作(W8)；我无法正确识别错误作业(W9)；我会在危险场所冒险作业(W10)。

2.2 研究样本

笔者选用长治市潞安集团古城煤矿、王庄煤矿、章村煤矿和司马煤矿198位一线矿工的问卷为研究样本，共发放198份问卷，经过回收问卷、去除不达标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64份，有效回收率82.8%，满足进一步研究条件。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矿工基本信息分析

基本信息包括矿工的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工种以及家庭情况等。其中，一线工种包括综采队、综掘队、电器维护工、架棚工等等，二线工种包括配电工、观测工、通风队、瓦斯检察员、猴车队等。样本数据中，年龄方面，30～50岁矿工占总人数的大多数；工龄以5～15年工龄为主，占总人数61.6%；在受教育程度上，主要以大专及以下学历为主。借助SPSS 23.0分析不同分类下矿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冲突水平C值为不同分类矿工实际平均工作-家庭冲突值/45，取整)。

(1)年龄方面：30～40岁，C值72%；40～50岁，C值70%；其他年龄，C值30%。

(2)教育程度方面：中专及以下，C值55%；大专，C值60%；本科及以上，C值62%。

(3)工种方面：一线矿工，C值64%；二线矿工，C值50%；辅助岗，C值33%。

(4)薪资方面：小于6万元，C值75%；6～10万元，C值61%；大于10万元，C值30%。

(5)子女个数方面：无子女，C值38%；有1个子女，C值57%；有2个子女，C值70%。

(6)婚姻状况方面：已婚，C值60%；未婚，C值31%。

分析结果表明，矿工的年龄、收入以及家庭情况对矿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影响较大，工种、家庭情况对矿工工作-家庭冲突存在一定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对矿工不安全行为影响较小。

3.2 信度效度分析

借助SPSS23.0和AMOS22.0软件对获得数据进行分析。所有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都大于0.7，验证了该调查问卷结果可信。问卷结构效度的测验借助于因子分析法。KMO值为0.651，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计算出p值小于0.01。问卷结构效度检验指标见表1，表中成分1～5指的是提取的5个主成分因子，这5主成分是软件进行降维处理后得到的互不相关且可以基本反映原本变量所含有信息的新变量，若对应负荷值大于0.6，则说明结构效度良好，其中每个变量的因子负荷都大于0.71，方差贡献率均在60%之上，问卷结构效度令人满意。

表1 问卷结构效度检验指标

3.3 模拟拟合检验

在AMOS22.0软件的帮助下对假设关系检验，依据变量之间的路径显著性修正模型。修正之后的变量拟合值见表2。因各指标均在合理区间内，由此判断最终模型的拟合度优良。

表2 变量拟合指标

3.4 验证结果分析

用AMOS22.0软件对拟定模型假设检验，获取工作-家庭冲突、矿工不安全行为间的关系模型和变量间路径系数，如图2。其中，X1～X9代表工作-家庭冲突观测变量；Y1～Y6代表自我效能感观测变量；Z1～Z10代表心理韧性观测变量；W1～W10代表不安全行为观测变量；e1～e35代表各观测变量残差；err1～err3分别代表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和不安全行为的偏差。

图2 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关系模型检验结果

(1)全部潜变量与其所对应观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均大于1/2，由此反应问卷测量效果良好。根据潜变量之间路径系数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间存在明显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等于0.35，假设H1得以证明。

(2)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韧性间存在明显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是-0.20，心理韧性对不安全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57，根据中介影响公式，算出心理韧性作用下，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应为-0.46，证明假设H2成立。

(3)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求得标准化系数-0.48，矿工自我效能感对不安全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求得标准化系数是-0.51，根据中介影响公式，算出自我效能感作用下，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应为-0.59，即假设H3得以证实。

(4)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间有着正相关关系，两者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37，即假设H4被证实。

4 研究结果分析

(1)调查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生产一线矿工由于其工作压力大、家庭责任重的特点，较容易产生工作-家庭冲突。其中，异地工作者与年龄较大矿工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更高，若不能及时缓解，易导致矿工情绪低落与工作倦怠。

(2)结果显示，心理韧性越强，矿工发生不安全行为的概率越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增加会对矿工的身心产生不良影响，但假若矿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与较强的心理韧性便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从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与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类似，工作-家庭冲突同时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发生。高自我效能感的矿工往往对生活的态度更加乐观，抗压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利于兼顾工作任务和家庭职责，弱化工作-家庭冲突发生带来的影响，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3)不同分类的矿工工作-家庭冲突程度差异显著。30～50岁矿工由于其家庭责任大且往往在单位承担主要工作任务导致普遍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更大，其中子女数更多的矿工以及已婚矿工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明显更高。此外，工种的不同对矿工工作-家庭冲突程度也有较大影响，很大原因是由于一线矿工普遍工作强度大且需要的安全意识更强，耗费更大精力，因此往往难以顾及家庭角色，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程度的提高。

5 建议

(1)煤矿工人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等职业特点极易造成过大的工作压力，从而无法协调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极易产生工作-家庭冲突。因此，煤矿企业应更加重视矿工的家庭困难，对家庭负担重的矿工给予关心和慰问。同时，企业应注重矿工的心理疏通[17]，为员工进行心理咨询；适当开展心理韧性教育与提高心理韧性的实践，针对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较强的矿工适当减轻其工作强度，同时做好企业与矿工家属沟通工作，例如举办矿工-家属联谊会、建立企业-矿工-家属多方交流群等。多渠道为员工提供心理韧性提升培训课程，以人为本、积极倡导相互合作、互帮互助的组织文化。

(2)在煤矿企业中如果构建多层次预防体系，并且各个层次的预防体系对于可能发生的缺陷相互拦截，这将增加系统的弹性，从而使该系统不会因为单一的不安全行为而发生事故。具体到实际生产中，煤矿企业应增加生产活动中各个环节的跟踪与完善，从组织影响到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监督机制、不安全行为发生的前兆观测等等要素的完善，增加系统的容错率。例如实际生产中，调度室可以提前设置每日危险源管控台账并由各队长填写，当日三班班前会值班队干传达到位，作业过程中跟班队干和班组长时刻管控，形成调度室—队组—作业现场的多层次预防体系。

(3)响应国家煤炭智能化发展政策。煤矿智能化与井下少人化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可以减少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煤炭企业管理者应响应号召、积极深入推动多元管理创新，建立智能化环境下人、物料、设备和信息等参数所组成的集成系统并对其进行确认、预测和评价。突出生产模式、人才模式、劳动组织模式等多元创新和调整优化，深层次变革传统的矿井管理模式，实现矿井管理优化、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