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曲晓辉

(1.南京审计大学 社会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318055)

一、引 言

投资是企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使其不能总是做出最优决策。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管理者经验、价值观以及个人特征在企业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1]虽然以往文献发现企业管理者可能出于提高个人财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非现金报酬、人口背景特征等动机而选择非最大化股东利益的投资项目，[2-3]但很少有文章关注CEO最鲜明的特质之一——自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自恋是复杂且多维的一种心理状态。Raskin和Terry对自恋特征的概括获得了普遍认同，他们发现自恋包括权威、爱出风头、优越性、虚荣、剥削性、主观权力和自负等七个维度的属性特点。[4]自恋者需要持续的养料以满足和支撑自我，即“自恋供给(Narcissistic Supply)”。[5]“自恋供给”可以来自内部，例如自恋者通过彰显权威和权力、剥削和贬低他人，以加强自我认同。但“自恋供给”更多来自外部，例如来自他人的持续关注、认可和赞许。因此，本文以“自恋供给”为切入点，从所有权性质角度探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简称国有企业，下同)自恋CEO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并更进一步地从政治地理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自恋高管投资偏好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在完美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水平仅取决于投资机会，[6]然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投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