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佳维

[内容摘要]随着广泛的共和派——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的缔结，1931年4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宣告成立。左翼知识分子追求以教育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传统以及政府传播共和思想的需求，共同促使教育改革成为共和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声。凭借推动教育世俗化、培养先进的共和国教师、推广大众和乡村教育等举措，共和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由于共和政府对社会根本矛盾的忽视与处置失当，改革失去了群众支持，左翼联盟内部矛盾激化;另一方面，西班牙社会长期深受教权主义、君主主义与寡头政治的影响，右翼集团的阻挠与破坏不仅导致了改革的搁浅，也在随后颠覆了共和国的政权。教育改革的兴起与失败可视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兴废的缩影，与此同时，其作为西班牙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依然引发着回响。

[关键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教育改革;民主化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21）04-0073-10

19世纪，西班牙知识界围绕“两个西班牙”（las dos Espanas）的问题——即传统的、天主教的、保守的、右翼的西班牙以及与之相对的现代的、世俗的、自由的、左翼的西班牙展开了持续不休的争论。①与此相应，在政治上，以《1812年宪法》（Constitucionespanola de 1812）的颁布为开端，新兴政治力量开启了反对教权主义、君主主义与寡头政治的历史进程。1931年4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Segunda Republica Espanola ，19311939）宣告成立，左翼共和派一社会党联盟发起的针对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作为实现深刻社会变革的重要步骤，短短两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改革受到天主教会及保守势力的阻挠，并随着1933年右翼政府的上台出现了停滞和倒退。1936年2月，左翼的“人民阵线”（elFrente Popular ）在选举中获胜，政府试图重启改革，但这一意图因当年内战的爆发未能实现。1939年，西班牙内战（Guerra civil ）以共和国的失败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军事独裁的建立告终，独裁政府对共和国在教育领域的一切改革措施予以清除，并重新确认了天主教对国家教育的垄断地位。②

在我国，由于一手资料缺乏等原因，尚未出现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教育改革的专门研究，甚至针对第二共和国的研究也开展甚少。国外方面，相关研究起始于独裁结束的1975年，西班牙学者马里亚诺·佩雷斯·加兰（Mariano Perez Galan ）于当年出版了专著《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教学》（Laensenanzaen la Segunda Republica Espanola ），对第二共和国的教育立法与教学法进行了论述与归纳，这也是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早期研究中主要探讨的两个方面。此后，学者胡斯托·古诺·博尼托（Justo Cuno Bonito ）、曼努埃尔·德·普埃耶斯·贝尼特斯（Manuel de puelles Benitez ）、哈维尔·吉梅诺·佩雷略（Javier GimenoPerello）等对教育改革的过程与细节做出了进一步的考证与完善。①另一方面，第二共和国在推行世俗教育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天主教方面的阻力是西班牙学者关注的又一重点，如西尔维亚·莫拉塔利亚·伊萨西（Silvia MoratallaIsasi）、弗朗西斯科·迪亚斯·阿尔卡拉斯（Francisco Diaz Alcaraz ）、卡门·费尔南德斯·卢比奥（Carmen Fernandez Rubio ）等都在各自的论著当中详述了教育改革的推行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博弈。②然而，教育改革作为第二共和国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先声，其兴起与失败背后的社会根源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例如，第二共和国为何将公民教育视作“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民主制度完成其历史命运的唯一可能”？③共和派一社会党联盟如何试图通过全面规划国民教育的方式去建立新的社会？教育改革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其失败又由哪些复杂的因素造成？在“两个西班牙”的争论依然存在的今天，本文将通过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教育改革的兴起背景、主要改革措施和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索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第二共和国教育改革的兴起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教育改革虽然只进行了短短数年，其兴起和发展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根源。教育改革的启动是19世纪以来西班牙共和派力量持续壮大的结果，同时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教育改革的开启具体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一）共和派的发展与共和制度的早期尝试

从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1812年宪法》的颁布到第二共和国的成立，面对选择君主专制还是民主法制、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的问题，西班牙人进行了反复的实践与探索。在这一曲折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共和派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获得了第一次执政经验，也遭遇了改革的失败与随之而来的低潮。

18世纪末，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的影响，西班牙出现了最早的共和主义者（losrepublicanos）。他们以胡安·比科内利（Juan Picornell）为代表，多为知识分子，如作家、记者等。由于尚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他们各自孤立行动，在政治上依附进步派（elprogresismo），并在《1837年宪法》（Constitucionespanola de 1837）的制定中与进步派结盟，在议会中占据极少数席位。④

19世纪40年代，共和主义者逐步脱离了进步派，建立了政治团体，并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个人拥有自由结社、享受免费初级教育的权利，捍卫普选权和国家主权等，共和派由此成为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手工业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等阶层的政治力量。在“1868年革命”（Revolucion de 1868）中，共和派加入了推翻波旁王朝伊莎贝拉二世（Isabel II de borbon）君主统治的联盟，力量得到加强。当年年底，第一个共和派政党“联邦民主主义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Democratico Federal ）宣告成立，次年在马德里召开的国家制宪议会上，共和派获得了320个议席中的72个。①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Primera Republica Espanola ）的建立并非共和派发展壮大、水到渠成的结果。事实上，在当时的西班牙，以大资产阶级、地主寡头、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势力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依然占据优势，其赞成共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国王阿玛迪奥一世（Amadeo I de Espana）退位②造成的权力真空使他们陷入恐慌，其中的大部分人只得在1873年2月为解决西班牙政体问题而召开的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投票赞成共和。最终，大会以258票对32票通过了成立共和国的决议。可想而知，一个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与薄弱的民主基础之上诞生的共和政权是极度脆弱的。共和国仅在东部沿海和南部的中下阶层中获得了支持，勉强维持了十几个月即宣告失败。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民众对共和的失望使君主制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共和主义运动自此陷入低潮。直至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Guerra hispand-estadounidense）中遭遇惨败，其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的历史随着古巴的独立彻底宣告结束，君主制深刻的局限性暴露出来，西班牙人才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共和制。③

（二）广泛的左翼同盟的形成与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的“君主政体逐年明显地失去群众和社会的支持”，复辟的波旁君主统治主要依靠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寡头联盟在一战中削弱和分裂，与此同时，左翼政治力量——共和派、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则日益发展壮大。共和派方面，1907年，“激进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成立，开始谋求团结其他的左翼团体取代现有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益于国家采取的中立立场，西班牙从交战双方获利，经济生活趋向繁荣，人口大量增长，城市迅速发展，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利益的共和派在大城市中迅速扩大了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和组织以及地方共和党派纷纷建立——如知识分子创建的“共和国行动”（AccionRepublicana）、地方性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党”（PartitRepublicaCatala）等。⑤

与此同时，以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una）的纺织与巴斯克地区（Pais Vasco ）的钢铁为代表的工业蓬勃发展，使得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并开始有组织地向现有政府发起挑战：一方面，成立于1879年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ObreroEspanol，简称“工社党”，PSOE）及其领导的“劳工总会（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抛弃了先前的孤立主义，转而接近共和派，为后者提供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積极进行总罢工和反专制宣传。⑥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广泛的左翼同盟在共和派的倡导下得以形成。1929年7月，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组建了“激进社会主义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PRRS）;1930年3月，以《共和国情报宣言》（Manifiesto de inteligenciarepublicana）的发表为标志，联盟团结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加利西亚共和联合会”（FederacionRepublicanaGallega）等数个地方共和党派也纷纷加入联盟，其中包括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不仅如此，联盟还吸引了中间派的力量，包括共济会、军队以及前自由派人士创建的政治团体等。1930年8月，支持共和的各方力量举行集会，并签订了《圣塞巴斯蒂安公约》（Pacto de San Sebastian ），共和派一社会党联盟正式建立。①

尽管在联盟中不乏主张彻底革命的声音，但考虑到西班牙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同阶级、群体之间利益的敏感性，共和联盟最终选择了改革的方案—参加1931年4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最终，凭借在大城市中的绝对优势，共和派一社会党在选举中获胜。4月14日，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是“改造以寡头政治、神权主义、知识和教育贫困为特征的西班牙社会”。②

（三）教育改革：对现代化的追求与共和思想的传播

在1931年6月23日颁布的法令中，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强调要“将人民教育的相关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共和国渴望从根本上改变西班牙的现实，直至其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绝大多数人民由于无法就学而长期处于无知状态，那么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教育改革为何能在第二共和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中占据先决性地位？本文认为，这一方面源自西班牙左翼知识分子追求以教育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府传播共和思想的需求。

知识界方面，19世纪，对于西班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忧虑在知识分子当中催生了新的思想潮流——“再生主义”（regeneracionismo），其基本理念是通过文化和教育实现国家的复兴，改变由天主教主导的、“陈旧和反动的、回应了少数统治阶层利益”的教育状况。再生主义的创始人华金·科斯塔（Joaquin Costa ）及其支持者都是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家弗朗西斯科·吉内尔·德洛斯·里奥斯（Francisco Giner de los Rios ），他曾指出，“在所有涉及我国人民的政治和社会复兴的问题中，我不知道有哪一个问题像国民教育这样被低估了”，而其创建的“独立教育学院”（Institucion Libre de Ensenanza）、“国家教育学博物馆”（Museo Pedagogico Nacional ）等，为西班牙现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持续发挥了作用。⑤

19世纪末，西班牙社会还活跃着被称作“98一代”（Generacion del 98）的另一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因被西班牙人称为“1898年灾难”（eldesastre de 1898）的美西战争得名，成员包括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d），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阿左林（Azorin）等。由于深感西班牙社会在思想上的保守、教条与落后，他们试图通过文学、文化等手段“唤醒西班牙人的头脑”，让祖国“获得新的生命”。以再生主义和98一代的出现为标志，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关注国家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传统。因此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如乌纳穆诺被任命为国家公共教学委员会（Consejo de Instruccion Publica ）的负责人，数百名知识分子则成为旨在开展公众教育与农村教育的“教育使团”（Patronato de Misiones Pedagogicas）的中坚力量。①

另一方面，右翼保守势力的强大使得共和派在执政之初便意识到传播共和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31年当选共和国总理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na）在当年的讲话中曾说：“共和国没有深入国家的内部：既没有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主人，也不曾渗透到各个地方，从首都到各省、从省会到乡村，共和国的存在逐级淡化，直至消失。”②面对上述情况，共和派多次公开表示，政治社会化是年轻的第二共和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并敏锐地意识到教育改革对于传播共和主义、鼓励民众认同共和制度的合法性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教育改革由此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准备因素”，即“共和主义革命必须从学校本身开始，以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人的全面形成”。④

二、教育改革的措施、特点与成果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班牙的教育“一直处在从属于天主教的状态”。甚至在共和国成立后，右翼在谈及儿童教育问题时仍公开宣称“怪物国家⑥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儿童的精神，以造就一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军事化公民队伍…教会在教育任务中占据优先地位是合理的，因为人类行为的基础是道德法则，而除了宗教思想，没有任何东西能为这一点提供坚实的支持”。⑦在这一背景下，共和国的第一个两年期（el primer bienid），即1931—1933年共和派一社会党执政时期，公共教育与艺术部（Ministro de Instruccion Publica y Bellas Artes ）在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Fernando de los Rios）和初等教育总干事鲁道夫·略皮斯（Rodolfo Llopis）的领导下，制定并开展了多项改革措施，力图破除天主教对国家教育的垄断，建立统一的世俗教育。

（一）通过立法限制天主教的权利

第二共和国初建的1931年4月，《政府公报》（Gaceta de Madrid ）便通告了起草教育改革法案的决议。这项工作的成果被纳入当年9月颁布的、体现了共和国政府最基本关切的《1931年宪法》（Constitucionespanola de 1931）当中。⑧《1931年宪法》从根本上限制了天主教的权利，如第3条宣称“西班牙没有官方宗教”，第26条又将宗教教派定义为“受特别法律约束的社团”，并禁止其从国家获得任何形式的补贴。一切不服从国家权威的宗教团体将被解散，其财产将被国有化;而得以留存的团体则须遵守各项禁令，其中包括不得开展教育活动。与此同时，宪法确立了国家建立统一的世俗教育的原则—主要集中在第48条，包括规定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须通过一个统一的教育系统进行传播”，确认“教育应是世俗的，并将受到人类团结这一理想的激励”，承认教育是免费的、义务的等等，第49条则规定“颁发学术和专业学位的权力完全属于国家”。⑨与此相对的是，《中小学教育基本法》（Ley de bases para la primera y segundaensenanzas）于1932年底获得颁布，明确了中小学课程设置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连同次年出臺的大学教育相关法令，共和国初步建立起自身统一、完备的教育体系。

1933年5月，《宗教团体法》（Ley de Confesiones y CongregacionesReligisoas）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实现教育世俗化的期限。自1933年10月1日起，将禁止宗教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面向非宗教人士办学（小学除外），而1933年12月31日开始，此类小学亦将禁止开办。培养神父的教会专门学校由国家加以监督，所有教堂、寺院、修道院、主教宅邸和宗教学校的房屋都被宣布为国有财产。①虽然随着1933年10月右翼上台执政，该法令未曾得到实施，但教育世俗化的改革对西班牙社会的保守思想和神权观念造成了切实的冲击和动摇。

（二）实行教师培训计划，推广世俗教育

为了对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教育传统，第二共和国大力推广世俗教育，因此，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培训被视为实现其教育目标的前提条件。正如公共教育与艺术部在1931年9月颁布的法令中所宣称的：“创建学校是紧迫的，但更加紧迫的是培养教师;令学校具备履行它的社会职能所需要的条件是紧迫的，但更加紧迫的是将教师培养成有能力履行这一职能的‘牧师;提高学校的地位是紧迫的，而同样紧迫的则是提高教师在新的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并使他们的素质与所获得的地位相匹配。”②

在这一观念的驱动下，1931-1933年，鲁道夫·略皮斯主持启动了教师培训计划（PlanProfesional），旨在“将平庸者从教师行业中清除出去，为新生的共和国提供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代教师”，并通过对教师的改造，为西班牙的学校教育带来彻底的变革。③这一计划规定，成为中小学教师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培训：首先是文化常识课程的学习，毕业后获颁高中学位。随后，毕业生将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进入师范学校，并接受长时间的专业培训。在最后一个阶段中，他们将被派遣至公立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有偿教学实践，顺利完成后即可成为具有公职身份的共和国教师。为了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1932年1月，政府在马德里大学⑤设立了教育学系（Seccion de Pedagogia de la Universidad de Madrid ），并责成其对师范学校教师和中学教师进行培训，同时进行有关教育学的学术研究。⑥

在以上政策的支持下，从1931年4月到1935年4月，共和国教师从37500人增长到了50500人。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在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制度，因此培养了西班牙历史上首批女性高中教师。这一时期的女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主动参加“教育使团”，活跃在成人夜校、大众图书馆等教育机构;不仅如此，她们还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倡导开设专制制度下被禁止的科目，如性教育等，致力于传播世俗文化，宣传思想自由。共和国教师队伍的壮大使得西班牙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教师队伍也成为传播共和思想的先锋力量。⑦

（三）打破教育垄断，推进公众与农村教育

天主教在教育方面的长期垄断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截至第二共和国成立时，西班牙是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在乡村地区，男性的文盲率达到70%，女性则更高。①为改变这一状况，1931年5月，第二共和国政府颁布法令创建了上文提及的“教育使团”，并明确其任务是“在村庄、城镇和其他地方传播文化常识、现代教学方法和公民教育，特别关注农村人口的精神利益”。②

教育使团依托公共教育与艺术部开展活动，总部设在国家教育学博物馆，由曾在独立教育学院任职的再生主义教育家曼努埃尔·巴托洛梅·科西奥（Manuel Bartolome Cossio）担任主席。其成员超过500人，多为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包括著名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哲学家玛丽亚·桑布拉诺（Maria Zambrano ）、剧作家亚历杭德罗·卡索纳（Alejandro Casona ）等文化名人。③

教育使团的工作内容和模式贴合广大乡村与大众的实际需求，涵盖多个服务群众的文化项目。其一是大众图书馆计划，包括固定及流动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在交通不便、缺乏获取文化产品途径的村庄设置固定图书馆，委托当地的小学教师进行管理。例如在最偏僻、人口最少的乡村，教育使团寄送的一个装有100本图书并附借阅卡、包书纸、书籍保管说明和登记册的箱子便能支持一个简易图书室的开办。图书馆白天供在校学生使用，夜间则向村镇居民开放，同时提供借阅服务，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流動图书馆则与流动剧院、流动博物馆、流动电影院、流动合唱团、流动音乐会、健康和公民教育主题讲座、乡村教师教学指导等项目共同构成了教育使团流动文化服务的主体内容。其中流动剧院项目不仅领导着一个主要由业余演员组成的剧团“人民剧院”（Teatro del Pueblo ），还邀请著名诗人、剧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 ）领衔组建了专业剧团“巴拉卡”（LaBarraca），在当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成为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事件。④

值得说明的是，教育使团是1933年10月右翼政府上台之后，唯一能够持续开展的教育改革计划，这得益于其工作人员的志愿性质，也得益于其相当一部分经费和物资来自共和派人士的捐赠。据统计，1931年到1936年内战爆发之前，教育使团共开辟了196条文化服务路线，覆盖了近7000个城镇和村庄。截至1937年3月31日，共建设了5522个固定图书馆，分发图书60余万册，放映电影2395部，举行演出286场，在179地举办巡回展览。⑤除此之外，教育改革在短暂的第一个两年期内取得的成果也足以引人注目：1931—1933年，共和国共建造了13570间教室，超过了专制政府之前四分之一世纪的建造总量。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仅初中一年级学生数就从70876人增长到130752人。⑥不仅如此，以共和国教师为代表的世俗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成为潮流，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尽管教育改革在不久后遭到保守势力的全面破坏，其取得的成果依然在西班牙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教育改革的失败与反思

如上文所述，1933年10月，随着右翼政治团体组成的“西班牙权利自治联盟”（Confederacion Espanola de derechasAutonomas，CEDA）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共和国第一个两年期制定的教育改革计划陷入了全面停滞。本文认为，教育改革及其失败的过程反映了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内部的矛盾以及西班牙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第二共和国兴起与失败的缩影。

（一）教育改革的失败

1936年2月，西班牙左翼通过“人民阵线”（elFrente Popular ）联盟重新掌权，但政府重启改革的意愿被随之而来的内战打断。以佛朗哥领导的“长枪党”（Falange Espanola de las JONS ）为首的叛军试图消灭共和国的文化，在三年内战中不断对共和政府的学校、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进行破坏。与此同时，共和国教育使团则延续了先前的大众图书馆计划——以成员特蕾莎·安德烈斯·萨莫拉（Teresa Andres Zamora ）为首的“国家大众文化委员会图书馆部”（Seccion de Bibliotecas del Comite Nacional de Cultura Popular ）将宣传共和思想的书籍运往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先后在阵地建立了900余个图书馆，鼓励“人民保卫文化”，号召士兵“用书籍和文化打败法西斯”。①

1939年，在内战中获胜的佛朗哥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随即对共和国的文化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清洗与镇压。一方面，独裁政府焚烧书籍，实行文化审查制度，摧毁教育机构，如马德里大学在内战时便曾遭遇轰炸，独立教育学院则在战后被宣布违法;另一方面，共和国教师遭到监禁、判刑或流放，成为“受佛朗哥惩罚最为严重的群体”。根据对9个省份的清洗运动所进行的统计，这一时期有54所公立中学被关闭，25%的共和国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10%被终身取消了教师资格，另有250人被处决。学者弗朗西斯科·莫伦特·瓦莱罗（Francisco Morente Valero ）指出，法西斯政府对共和国教师的惩处带有示范性和威慑性，其目的是将共和思想彻底扼杀，并禁止西班牙人效仿共和国教师所代表的世俗的、民主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正如在佛朗哥政府担任“国家中高等教育服务处”（Servicio Nacional de Ensenanza Superior y Media ）负责人的何塞·佩马尔丁·圣胡安（Jose PemartinSanjuan）所说，“也许75%的官方教师已经背叛——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隐蔽的，他们对于国家的事业来说是最危险的”。②值得说明的是，与男性教师相比，女性教师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在专门针对共和国教师的“教师队伍净化委员会”（ComisionDepuradora del Magisterio）看来，女教师扮演着教师和新女性的双重角色，因而对其进行清洗将更具震慑性。③

佛朗哥政府对教育系统的“净化”得到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廣泛响应，其中天主教会更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1940年出台的高中教育改革计划取消了部分科学类科目，新增了“宗教与神圣历史”（Religion e Historia Sagrada ）、“宗教与道德”（Religion y Moral ）两门课程。1953年，西班牙与梵蒂冈签订协议，明确了天主教对西班牙教育的垄断地位，⑤试图将共和国教育改革带来的影响彻底清除。

（二）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

教育改革的全面失败折射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各种内部问题与社会矛盾，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反思改革失败的因由。

一方面，主要由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共和政府没能理清文化革新与社会、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教育改革无法孤立于社会的总体变革而自行开展的事实。因此，虽然共和政府在革新教育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出色的尝试，但由于未曾有效地回应当时的西班牙民众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阶层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问题以及民族多样性问题等等，教育改革的开展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最终陷入停滞与失败。

以农民问题为例，共和政府致力于通过大众教育与乡村教育在农民中传播共和思想，却迟迟未能解决这一群体最为关注的土地问题。政府虽在1932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方面的法令，但并未推动其实施，以致法令不曾为农民带来切实利益。截至1934年4月，只有约1万农户获得了国家分拨的土地。1936年初，人民阵线代表左翼重新上台执政，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根据1932年的法令又进行了部分改革，然而直至1936年7月长枪党发动叛乱时，全国也只有10万农户获得了70万公顷的土地，仅占地主寡头拥有总量的6%。仅就土地改革一项来说，共和国的政策对农民的吸引力甚至不及长枪党。①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农民对共和国深感失望，损害了大众教育与乡村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工人群体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当中。如前所述，这两个群体是组成共和派一社会主义联盟的重要成员，在当时的西班牙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全国劳工联盟，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超过了工社党组织的劳工总会。1931年4月，无政府主义者在市政选举中没有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支持共和派的举动也为左翼共和联盟带来了大量选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共和政府在教育改革层面对上述两个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通过开办成人夜校、兴建公共图书馆等方式提升工人的文化与思想水平;在制定教育改革法令时充分考虑地方教育权利，承认西班牙是“一个具有语言差异的多元国家”，允许小学使用当地方言进行教学并规范双语教学制度等。②然而在社会经济层面，却未能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保障上述两个群体的根本利益工人及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改善，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族主义者早在1930年《圣塞巴斯蒂安公约》缔结时便提出的有关地区自治的诉求则持续处在研究与讨论当中，不曾付诸实践。③由此可见，教育改革与社会、经济层面的改革出现了严重脱节，必然会失去其开展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在“两个西班牙”的对立当中，传统的、天主教的、保守的西班牙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给左翼共和派以建立现代的、世俗的、民主的西班牙为目标而进行的教育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共和国推行的教育改革计划不断遭受天主教会、君主主义者、地主和金融寡头等右翼团体的破坏，例如，教育使团在乡村开展的大众图书馆项目经常受到当地保守势力的阻挠，负责图书馆具体工作的乡村教师遭遇报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33年，《宗教团体法》的颁布彻底激怒了天主教会，当年5月，西班牙主教团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信徒以非暴力的形式反抗该项法案，并谴责民众前往世俗的、公立的学校接受教育的行为。⑤

综上所述，共和政府对社会根本矛盾的忽视和处置失当，以及右翼保守势力的阻挠与破坏共同导致了教育改革遭遇搁浅。在此基础上，若我们尝试通过教育改革的失败管窥第二共和国的倾覆，则不难发现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随后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共和国的根基。具体来说，一方面，在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内部，共和政府未能有效回应部分成员的利益诉求，导致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无政府主义者对共和国的态度转向了排斥与反对，并在1933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采取弃权政策，成为左翼失利的重要因素;①而加泰罗尼亚地区与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则将关注重点日益投放在对地区自治权利的争取上，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不断加深，加速了共和联盟的瓦解。另一方面，在左翼共和联盟内部出现危机的同时，以天主教会、君主主义者、地主和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出于反对共和国的共同利益，彼此间迅速消除分歧、结成同盟，不断对共和国推行的改革计划实施破坏，积极谋求颠覆共和政权，最终迫使共和派追求的现代的、世俗的、民主的西班牙让位给了传统的、天主教的、保守的西班牙，并一直持续到1975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改革的兴起、开展与失败可视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发展与倾覆的缩影。

尽管如此，第二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仍是西班牙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依然引发着回响。1975年，西班牙进入了民主转型期（transicionespanola），开始从独裁统治向议会君主制和平过渡。而早在1970年，教育改革便被首先提出，为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在当年出台的《普通教育法》（Ley General de educacion）中，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法案与措施成为了重要的参照目标，正如学者特蕾莎·冈萨雷斯·佩雷斯（Teresa Gonzalez perez）所指出的，在民主转型期，“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恢复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的教学传统”，因为“这些传统是西班牙教育的标准”。②与此相对地，2012年9月，西班牙部长会议（Consejo de Ministros de espana）批准了《教育组织法提升计划》（Proyecto de ley organica para la mejora de la calidadeducativa），取消了初中唯一一门不含天主教色彩的道德伦理课程——四年级的“公民道德”（EticaCivica）课，同时取消的还有初中三年级的“经典文化”（CulturaClasica）课，这意味着西班牙文明中的希腊拉丁传统被淡化，基督教传统则得到加强，从而引起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与警惕。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有关“两个西班牙”的争论与对立仍深刻影响着西班牙社会，而教育系统作为两种观念交锋的前沿，值得我们持续予以关注。

（责任编辑：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