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海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在奄蔡人、阿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源自两汉时期中国的器物，这说明它们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结合史料记载可知，两汉时期中国与奄蔡、阿兰曾一度存在直接交往。奄蔡人和阿兰人甚至可能直接参与了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奄蔡、阿兰也存在间接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应是它们与中国往来的常态。持续的交往甚至影响到了奄蔡、阿兰的文化习俗，他们生活中逐渐习惯于使用带有中国元素的器物。毫无疑问，奄蔡、阿兰是丝路北道的重要参与者，它们通过多种方式的对外交往连接起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奄蔡;阿兰;两汉器物;丝路北道;交往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21）04-0107-07

奄蔡与阿兰都是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西域国名。奄蔡乃汉时西域一大国，其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阿兰最初见于《魏略·西戎传》，是由奄蔡改名而来，或是其一别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二者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且多依靠中西文献来考证其地理位置、族属以及二者关系等，而对二者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和交往关注甚少。然而，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政府曾遣使至奄蔡;近代以来在奄蔡、阿兰曾经活动的地域发现了大量源自两汉时期中国的器物，这说明它们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本文根据中西史料的记载，结合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在追溯奄蔡与阿兰活动轨迹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二者与两汉时期中国的交往。

一、奄蔡、阿兰的地理位置及迁徙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所载略同。由于史料所记参照系的模糊和不确定，学界对奄蔡的具体地理位置聚讼纷纭。目前，学者们主要以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和临“北海”来推断奄蔡的地望，现有黑海东北、里海北、咸海周围、咸海和里海北等几种说法。据《史记·大宛列传》可知，康居东与匈奴相邻，南与月氏相接，东南是大宛，西北是奄蔡。由此，一般认为康居此时活动于锡尔河中下游地区。康居西北二千里断不至黑海以北地区，而只可求之于咸海、里海之北。对张骞所记“无崖”，有学者理解为“远望不见高崖”，言奄蔡人居于大平原之上。③然《旧唐书·贾耽传》记有“奄蔡乃大泽无涯”，④可见“无崖”应通“无涯”，即无尽、无边之意。在咸海、里海二者中，无涯“大泽”似指里海更为合理。因此，笔者认为西汉时奄蔡当活动于里海以北之地。

据斯特拉波记载，在亚速海与里海之间分布着一些游牧部落。其中，上奥尔西人（the upper Aorsi）统治着里海沿岸大部分地区，奥尔西人（Aorsi）沿顿河东岸分布，西拉齐人（Siraci）居住在库班河沿岸。在法尔纳西斯（Pharnaces）统治博斯普鲁斯（Bosporus ）的时候，西拉齐王阿贝库斯（Abeacus）派出两万骑兵，奥尔西王斯巴迪尼斯（Spadines）派出20万人，而上奥尔西人派出更多人马。斯特拉波的记载反映的应该是公元前2—前1世纪的情况。《史记》《汉书》关于奄蔡的信息应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获，记述的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奄蔡的情况，从中可知奄蔡是“控弦者十余万”③的大国。一般认为，奄蔡就是古代西方文献中的奥尔西人。④但更确切地说，奄蔡应是斯特拉波提到的上奥尔西人，因为二者存在的时间与位置，以及所拥有的实力都非常契合。从里海以北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公元前2世纪一公元1世纪期间南乌拉尔的人口明显少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很明显后一地区应是当时强大部落联盟的中心。⑤综上可以推断，西汉时奄蔡人很可能活动于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里海北岸地区。

据《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载：“（郅支）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师古注：“胡广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国名奄蔡，一名阖苏。然则阖苏即奄蔡也。”普林尼《自然史》記述里海地区部分时提到一名为阿布佐伊（Abzoae）的部落联盟。海峡（伏尔加河口）“一侧是游牧人和萨夫罗马泰人（Sauromatians），另一侧是阿布佐伊人，后者与萨夫罗马泰人一样，都由若干不同名称的部落组成”。⑧阖苏与“阿布佐伊”的发音及其活动时间、地点上很相近，因此现代学者主张“阖苏”等同于“阿布佐伊”。据普林尼知阿布佐伊人活动于伏尔加河以东的里海北岸，又据胡广知阖苏在康居北一千里，因此可推断阖苏很可能居于里海以北的南乌拉尔地区。胡广之所以认为阖苏即奄蔡，可能因阖苏隶属于强大的奄蔡人（或居住于曾是奄蔡人地域）之故。

《后汉书·西域传》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改名后的奄蔡似乎与之前不同：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居地城”表明奄蔡人有了固定的居所，“多桢松、白草”表明奄蔡人可能居于森林草原地带，“属康居”则表明奄蔡国已失去独立地位，隶属于康居。据托勒密《地理志》记载，在伊毛斯山内侧的斯基泰亚（Scythia ）“沿未知之地南缘分布着Alani -Scythae，Suobeni和Alanorsi”在同一章托勒密还提到一座名为阿兰尼（Alani ）的山，它位于“伊毛斯山与北部山脉的东部之间”。这里的伊毛斯山应指帕米尔高原及其向各方伸展的山脉，北部山脉应是阿尔泰山脉。所以，这座阿兰尼山很可能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天山。在Alani -Scythae，Suobeni和Alanorsi三者中，Alani -Scythae应更靠近阿兰尼山①，三者很可能是自天山北麓始，沿未知之地南缘由东向西分布。由此推知，Alani -Scythae应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新疆准格尔盆地一带，②Alanorsi应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或南乌拉尔地区。阿兰聊国（奄蔡国）和Alanorsi的位置非常靠近，并且奄蔡改名的时间和托勒密描述的Alanorsi的情况在时间上非常接近③。因此，“阿兰聊”与“Alanorsi”应是同一个名字的两种音译。既然阿兰聊与Alanorsi等同，那么阿兰聊应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或南乌拉尔地区。又考虑到生活方式和环境，阿兰聊人应是活动于乌拉尔山森林草原地区的半游牧人。他们很可能是康居人的一支，在征服西方的阿布佐伊人后，占据前奄蔡国的部分领土。于是，中国史料中便有了奄蔡国改名阿兰聊的记载。

上文论及阿兰斯基泰人（Alani -Scythae）起初位于天山以西的中亚地区。到公元1世纪中期，在匈奴人的压力下他们走上向西的迁徙之路。⑤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聊人，也就是“西部阿兰人”⑥，然后兵锋继续向前推进到顿河、亚速海和北高加索地区。以上情况可以得到古代文献和近现代考古数据的证实。据约瑟夫斯（Josephus ）记载，韦帕芗四年（约72/73年），居住在顿河和亚速海一带的阿兰人，经高加索山区入侵米底和亚美尼亚。这表明阿兰人已由中亚进入顿河和北高加索地区。又据塔西佗载，公元49年克提斯（Cotys）与其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 ）争博斯普鲁斯王位，前者与奥尔西人结盟，后者由西拉齐人相助。由此可知，公元49年时顿河、北高加索地区仍由奥尔西人、西拉齐人占据。因此，阿兰人控制高加索以北地区的时间当在公元50—72年之间。

对于阿兰人扩张的范围，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述，⑨可知已越过顿河，西达多瑙河。又据《魏略·西戎传》：“奄蔡国一名阿兰……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这可能表明阿兰已征服阿兰聊，独立于康居，并且至少到公元3世纪左右疆域仍在里海北岸至黑海地區。考古学证据显示，公元1世纪中期之后，黑海地区至南乌拉尔草原的游牧人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窄坑偏室墓成为主流，墓主人大都头向北，适合“匈奴式”长弓使用的大号箭镞占主导，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来自中亚的颅骨人为变形的习俗①在顿河以东广泛流行。②这表明以上地区确实有新的来自东方的人群进入。但是顿河以西的变化不如其以东明显，窄坑偏室墓和头向北安葬方式的比例小于后一地区，变形的颅骨更是非常少见。这可能又表明阿兰人的势力主要在顿河以东地区。阿米阿努斯之所以称所有多瑙河以东的游牧人为阿兰人，可能果如其所说是“因为他们的习俗、野蛮的生活方式和武器均颇相似”③，而不是阿兰人进入或统治以上所有地区。第聂伯河与顿河之间，属于公元1世纪中期之后的墓葬与之前当地墓葬相比有新的变化，明显带有伏尔加河下游的特征。因此，这些墓葬的主人应是源自伏尔加河下游及以东草原，④他们很可能是上奥尔西人或阿兰人的亲族——阿兰聊人。

综上所论，奄蔡人起初活动于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里海北岸地区。公元1世纪中期，阿兰人由中亚草原向西迁徙，后来占据顿河以东，高加索山以北的整个里海北岸地区，奄蔡人受其所迫迁徙至顿河以西，第聂伯河以东的黑海北岸之地。

二、奄蔡、阿兰与其活动地域内发现的两汉器物的关系

考古学家在奄蔡、阿兰曾经活动的地域内发现数量众多源自两汉时期的中国器物，如铜镜、丝绸、武器和漆器等，它们主要出土于萨尔马特文化中期（公元1至2世纪中期）和晚期（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3世纪中期）墓葬。⑤下面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进行论述。

目前，东欧地区发现且已确定的汉朝铜镜及其仿制品有17枚，按镜背所饰铭文主要分为“日光”“铜华”和“昭明”三种类型。⑥顿河以西顿涅茨克地区丘古诺·克雷平卡（Tchuguno-Krepinka）墓地出土一面锡铅含量较高的铜镜。圆盘，直径9.8厘米，厚0.3厘米，圆钮，钮座上有一孔，座外有同心圆圈，然后是十二内向连弧纹，外饰两周短斜线纹，斜线纹间有22个汉字铭文，宽素缘。此镜属昭明连弧纹镜，在中国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及新莽时期。顿河中游河谷特累特亚吉（Tretjaki）墓地发现一枚铜镜，与上述铜镜略有不同，铭文内容为“湅冶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去不羊”。此镜为典型铜华连弧纹镜，在中国流行于西汉中晚期。顿河下游河谷维诺格拉诺（Vinogradnoe）墓地出土一枚铜镜，其上铭文“见日之明，长不相忘”。此镜为典型日光连弧纹镜，在中国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此外，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Shevchenko ）墓地发现一枚铜镜。圆盘，直径7厘米，圆钮，钮上有一孔，外有同心圆圈，圆圈间饰竖线纹，低缘，缘沿断面呈三角形。研究者认为这枚铜镜是当地的仿制品，竖纹很可能是在模仿昭明连弧纹镜上的汉字铭文。东欧地区发现的此类仿制铜镜，一般圆钮变为环钮，镜背装饰简化。这些仿制铜镜应产自中亚和塔奈斯（Tanais）①，因为两地都发现了生产此类铜镜所用的铸模。②也许正是汉朝铜镜在东欧游牧人中广受欢迎，才促使邻近的定居者仿制汉镜。

顿河以西卢汉斯克地区斯瓦托娃·卢卡（SvatovaLuchka）墓地出土一件短袖深红色丝绸连衣裙，裙子下沿缀有薄金牌饰，出土墓葬年代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到2世纪初。丘古诺·克雷平卡墓地出土一些紫色和黄色的丝绸残留物，从其出土位置判断墓葬的整个地面应覆盖着丝绸，墓葬年代在公元2世纪上半期。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一些中期和晚期萨尔马特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残存的丝织物。相比铜镜，丝绸只在富有的墓葬中偶有发现，数量较少，这可能不仅与材质也与丝绸的昂贵和稀有有关。以上证据表明，汉时中国的丝绸很可能已远输至黑海地区，并在其居民中使用。

除铜镜和丝绸外，奄蔡人和阿兰人活动地域内也出土了来自两汉时期中国的漆器。顿河三角洲地区沙尔斯基（Tsarsky）墓地出土一些红黑相间的漆料碎片。特雷斯特（M.Treister）认为它们是一件中国漆器的残片。根据残片上的纹饰（尤其“对凤纹”）判断，这件漆器应是汉时的一种漆耳杯，此种漆耳杯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150年）开始生产，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约公元80年）。伏尔加河下游奥克佳布里斯基（Oktyabr'skiy）墓地也有出土一些中国漆器残片，墓葬年代在公元1到2世纪上半期。⑤

东欧出土两汉器物的墓葬年代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上半期，文化背景相似，主要集中于伏尔加河、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与顿河地区毗连的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出土两汉器物的墓葬的考古学特征不同于之前的当地墓葬，而是与顿河及其以东的类似。⑥该区域出土仿汉铜镜的墓葬年代主要在公元3世纪，其文化特征与之前顿河以东墓葬大致相同。⑦因此，无论从出土墓葬的时间、地点，还是文化特征上看，以上地区发现的两汉器物及其仿制品（铜镜）的使用者都非常可能是历史上的奄蔡人和阿兰人。

三、两汉时期中国与奄蔡、阿兰交往的路径与方式

上文已论，在可能是奄蔡人和阿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源自中国两汉时期的器物。那么这些器物是通过什么路径与方式到达奄蔡人和阿兰人手中的呢？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两道，其中“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⑧由此可知，西汉之时确有中国腹地通向奄蔡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畅通与西汉政府对西域的持续经营密不可分。武帝在位时期，汉王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击破匈奴右地，建置酒泉、武威、张掖和敦煌四郡，以及玉门和阳关二关，控制河西走廊。贰师将军伐大宛后，汉王朝威震西域，势力扩展至葱岭以西。为沟通西域便于商旅、使者往来，汉政府自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沿途修筑亭障，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至尉犁一带）驻兵屯田，并设置使者校尉领护外国使者。到宣帝时，日逐王叛匈降汉，匈奴僮仆都尉遂罢，汉王朝尽并西域（今塔里木盆地地区），于乌垒城（新疆轮台东北）设都护，掌管西域事务。到元帝时，汉王朝驻屯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一带），匈奴东蒲类（今新疆巴里坤一带）王率众降都护。至迟到汉元帝时，塔里木盆地北道归西汉王朝直接控制。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汉王朝在葱岭之外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推进。元帝后，匈奴称臣于汉，西域诸国服从，沿北道通向奄蔡的道路更加顺畅。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汉时之北道）合龟兹，为新道。”①这条“新道”（五船道）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就已存在。《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②当时由于车师后王姑句的反对，徐普开通此道的愿望未能实现。“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③可见车师后国因处于交通要冲，深受往来使者、军队的盘剥。此种情况似可证实在新莽之前上述“新道”已经开通，并在一段时间内要经过车师后国。五船道在车师前王国与上文“北道”合，可通奄蔡。

《后漢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由此可见，东汉时通西域还有一条伊吾道。一般认为，此道始辟于汉明帝时期。同传可证：“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⑤伊吾道应与五船道在中途有相交，前者开通后，后者可不再绕行车师后王国，而可直至高昌壁。伊吾道亦可在车师前部与上文“北道”相合，继而通向奄蔡。然终东汉一代，匈奴常与汉争伊吾、车师，伊吾屯田时设时撤，车师时叛时附，故伊吾道时通时阻。

《魏略·西戎传》又载：“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北新道应是之前北道过车师地区后延伸出的一条新道。此条线路在西汉时可能就已存在。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昭帝时，（解忧）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匈奴入侵乌孙所走的路线应该就是这条“北新道”。北新道在东汉时期应已开通。据《后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北新道具体路线应是沿天山北麓出准噶尔盆地，经中亚草原、南乌拉尔至里海、黑海之北。此外，北道与北新道应有支线相连。据《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载：“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今新疆乌什一带），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西。”可见，由北道温宿发，北越天山至乌孙，可汇北新道至康居。

综上所述，西汉时，通西域已形成南、北两道主要的交通路线，其中北道西出帕米尔高原，经费尔干纳盆地，沿锡尔河北岸继续西北行，可至奄蔡。东汉时，通西域虽三绝三通，但之前两条主要路线依然畅通，并且支线不断增多，更加便捷，其中北道更是相继出现五船道、伊吾道和北新道。

两汉时期，中国与奄蔡、阿兰应存在直接交往。“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由此可见，张骞通西域后，西汉每年可能有多批使团、商团携带大量礼品、货物前往奄蔡。出现于东欧地区的两汉器物可能作为外交礼品输入，也可能作为商品交换而来，亦可能是中国使者、商人的过境费、护送费或运送费。

奄蔡人、阿兰人墓葬中的两汉器物还可能通过部落、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转运而来。两汉时期，中国与匈奴、大宛、乌孙和康居等存在不同形式的交往（外交、商贸、战争、和亲和质子等）。奄蔡、阿兰与其以上邻国也应存在不同形式的交往。据《汉书·西域传》载：“然三国（匈奴、乌孙和康居）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②作为邻国的奄蔡、阿兰定不能置身事外。康居曾一度统治奄蔡地区（阿兰聊）便是证据。又据《魏略·西戎传》载：“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由此可见，至晚曹魏时期康居商人常经奄蔡到短人国行商。如此，康居与奄蔡、阿兰交往在情理之中。又据斯特拉波记载，上奥尔西人（奄蔡人）可经中亚输入印度和巴比伦的商品。这表明奄蔡人与中亚地区存在贸易往来。锡尔河中游与费尔干纳谷地也出土了上文提到的各类铜镜，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公元1世纪，比出土同类铜镜的奄蔡人、阿兰人墓葬略早。⑤这表明东欧地区的汉代铜镜可能沿丝路北道经中亚转运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东欧出土汉代铜镜的墓葬年代在公元1—2世纪，而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年代在公元前2—前1世纪，出土时间比生产时间晚了一个多世纪。这有可能是因为铜镜的传世使用或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延迟，更有可能是因为奄蔡人、阿兰人在原居地获得后迁徙携带而来。上文已论阿兰人曾居于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位置靠近车师、匈奴、乌孙和康居，故他们很容易获得来自中国腹地的商品。张骞通西域后，里海之北的奄蔡、阖苏和阿兰聊也有获得汉朝商品的可能。

结语

张骞二使西域，丝路南北道开通，之后，经两汉王朝的不断经营，主线不断延伸，支线不断增多。两汉器物在里海、黑海之北的发现，证实当时丝路北道的畅通。如史料所载，中国与奄蔡、阿兰之间曾经一度存在直接交往。奄蔡人和阿兰人甚至可能直接参与了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奄蔡、阿兰也存在间接交往，他们可通过各种形式的部落联系获得中国物品。间接交往应是中国与奄蔡、阿兰交往的常态。持续的交往对奄蔡、阿兰的文化习俗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生活中逐渐习惯于使用带有中国元素的器物。奄蔡人、阿兰人活动于欧亚大陆的枢纽之地，他们通过人口迁徙、使者互访、商旅往来、军事战争和官方和亲等多种方式的交往使丝路北道成为连接古代东西方、中国与罗马两大文明世界的重要桥梁，大大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