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在“十四五”时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和应用场景支撑，创造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系统性的应用机遇;数字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创造了有别于传统城镇化的突破路径。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发展目标和内在要求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统一性和一致性。本文梳理分析现有研究文献，总结提炼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探索性提出二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二者融合的现实表现，并结合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二者融合的实现要点。

[关键词]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6724917（2021）03011609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数字经济也日益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40万亿，数字经济蕴含的巨大发展动能已经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显而易见，数字经济与不同领域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一个大逻辑和大趋势。在此背景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不期而遇。在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则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一场超大规模、高速推进的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而且是一场与工业化、数字化等重要变革交织在一起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过程，不同的时代导致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模式、举措，以及思维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全球著名新经济学家塔普斯科特撰写的著作中，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由此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成型。自提出以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就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我国是全球最为重视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之一，将数字经济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积极发挥其在稳增长、转动能、促协调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到“数字经济”“数字中国”;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单设篇章，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明确要进一步发挥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在缓解疫情冲击、稳定居民就业、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转型、持续优化、持续向好的重要力量。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与重要标志，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了2020年的60%左右。但传统的粗放式城镇化发展模式也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和弊端，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成为普遍共识，因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质量与规模兼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持续发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新型城镇化单列篇章，提出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明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并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

“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与信息城镇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数字经济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发挥日益显著的头雁效应;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镇化领域的政策组合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以人为本、以质为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关于数字经济或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鲜有學者涉及数字经济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分析现有研究文献，总结提炼出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其次探索性提出二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深入分析二者融合的现实表现;最后提出促进二者融合的实现要点。

二、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一）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形态[1]，数字经济在数字科技的驱动下，推动数据要素与技术、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间实现协同共振和创新融合，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与升级。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性。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推动不同产业形成网络化大连接，在促进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对接、重构、融合过程中，能够促进实现产品、技术、业务与模式上的创新，因此创新性成为数字经济的天然基因[2]。第二，融合性。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有力推动不同学科、行业、领域的资源共享、互动交流和交叉融合，因此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化经济、是融合的经济[3]。第三，技术性。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曾经提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4]，而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的新经济。近几年，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新迭代步伐的不断加速，数字经济所呈现的新技术特征也日益显著。第四，平台性。平台型组织是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一种新型组织[5]，其不仅推动大规模供需活动实现高效对接和匹配，而且促进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实现高效联通和融合，形成显著区别于传统工业组织的新型组织特征。第五，生态性。作为开放型产业组织，业务流程的非线性化、网络化使数字经济呈现生态系统的各种特征[6]，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数字生态圈上流动和循环，推动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社群、个人等不同价值群落组成经济联合体。第六，赋能性。数据资源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重要支撑，而数据已经演化成为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抓手和微观着力点。伴随数字技术赋能过程的发生，使得大量分散化资源通过数字经济平台进行优化、集成、扩散形成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7]，拓宽产业发展领域、促进不同产业融合，赋能传统产业重塑交易方式、商业模式和业务空间。

（二）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是对我国过去城镇化道路经验教训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也是对欧美国家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种种问题的反思与调整，更包含了我国从人、环境、经济、社会等多维度对未来城镇化的整体思考和远景探索。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从城镇是人的自然聚集这一根本属性出发，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改变土地财政和低附加值工业的发展模式，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根本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本质核心，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的转变进程，提高整个社会的融合性，走聚集创新提高经济密度的发展道路[8][9]。第二，绿色低碳。伴随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城镇快速集聚了人口、产业、资本等发展要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也由此产生了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等城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绿色低碳成为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10]。第三，市场主导。新型城镇化改变了过去由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的政府主导模式，依托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高效的企业经营能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化建设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1]。第四，多维协调。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内涵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从区域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产业、人文等多领域协调发展，注重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最大程度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运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12]。第五，科技驱动。科技驱动是新型城镇化的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摒弃了过去以土地财政和资源损耗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驱动城镇产业升级，走向绿色生态、集约智能的发展之路[13]。

基本特征是事物本质的体现。从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较为新颖的时代产物。同时，二者在发展目标和内在要求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统一性和一致性，有着相互促进、共同升级的逻辑关系。

三、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表现

（一）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新型城镇化不再是政府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推进，而是市场主导下的产城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基于数字科技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新经济模式，通过发挥网络平台生态系统对生产要素的聚集、优化、分配作用，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源要素配置提供助力。换言之，数字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动力源，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业态与现代城镇结合创造了全新的、宏大的实践场景。二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为城镇产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数字经济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我国城镇产业发展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影响。在传统的工业时代，伴随工业化的推进，中小型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是逐步扩大的，而数字经济为传统城镇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崛起给城镇产业发展增添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翅膀，从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四个维度推动传统产业链组织形态的重构，有效促进城镇产业链强度提升，极大改变了城镇产业发展的资源供需匹配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14]。另一方面，在数字科技的驱动下，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向互联网化、服务化方向发展，有效拓展了城镇产业发展空间，推动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平台式服务体系，更加合理的工业和服务业规划与布局[15]。与此同时，农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对象，数字经济在与农业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效。《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55%，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为238%，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为10%。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依靠信息技术创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依靠信息网络平台扩大了农村产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依靠大数据信息系统优化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通道，有效促进了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16]。

2.数字经济助推城镇建设方式科学化转变

数字经济是城镇化的新经济内容，是城镇产业升级和城镇功能提升的新引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且关联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尤其是在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上，新型城镇化可谓是一次城镇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当前，全球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数字科技产业正在加速崛起，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了历史机遇。第一，增强城镇化发展动力。伴随数字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传统产业边界和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宽与加深，数字科技加速通过技术创新赋能产业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有力增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第二，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基于数字科技手段，通过网络平台生态系统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合理流动，促进形成城乡产业发展与实体空间更加合理的匹配模式。如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宜君县，属国家扶貧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通过打造县域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推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与县域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了人工智能标注产业和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逐步把一个西部县城从“数字洼地”变为“数字高地”。第三，提升城镇化发展内涵。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意味着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阶段，与以往的城镇化相比，新阶段的城镇化被赋予了更高的质量内涵。数字经济是一系列生产函数由低级向高级的范式变革，在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可以助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

3.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城镇化建设的资源配置方式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科技为主要支撑，以技术应用为有力抓手，实现技术链、创新链、产业链、就业链的高效衔接，有力推动城镇建设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创新。第一，数字经济扩大了资源要素的使用和配置范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推进过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打破区域壁垒、产城分割的困境，不仅可以更好地利用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全球的优势资源，也能更好地提高城镇生产要素汇集整合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极大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配置效率[17]。第二，数字经济业态的兴起打破了过去依赖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大规模粗放投入的传统道路。在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驱动下，数字经济业态能够改善传统生产方式、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18]，在生活方面大大节省用户的搜寻成本和时间成本，持续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城镇居民充分享受日益便捷的数字化生活[19]。并且，微观建设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直接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变化[20]，有效重构了传统城镇发展的要素聚集整合模式，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上相关主体和要素的动态联动[21]。第三，数字经济推动了特色资源的聚集。特色城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独特”担当和重要路径选择[22]，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特定的生产集聚和生活集聚。传统的特色城镇一般受地域资源限制较为突出，数字经济助力特色城镇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生产要素与创新资源配置，推动其有机融入区域和全球市场以及产业分工，探索高度契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模式。典型代表如山东曹县，长期以来，曹县的特色产业汉服产业虽然规模较大，但以小作坊为主。在数字经济的支撑下，曹县创新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将基底深厚的汉服产业打造成为产业链闭环，拥有了从辅料、布匹、加工、绣花、销售、物流的完整产业链条。2020年，曹县汉服网络销售额高达156亿元，电商企业超5 000家、千万级店铺超100家。[23]

（二）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表现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离不开数字经济这一重要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是一种起源于现代都市的经济活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现代都市”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支撑[24]。二者融合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表现。

1.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经济治理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作为劳动力、生产要素、各种产业的集聚空间，城镇集中呈现了现代国家治理运行的方式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推进新型城镇化就难以实现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就是失效的城镇化”[25]。与此同时，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融合，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通过将数字科技融于政府决策、公共服务、监督导向等制度供给，运用科技手段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可以系统性降低行政成本、推进城镇管理方式变革，所涌现的数字政府、智慧政务、“大数据+政务”等数字化服务手段可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提供更加精准化、差异化、具体化的服务内容，实现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地为广大城镇居民提供服务。江苏省张家港市以数字经济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新赛道”，不断强化城市数字化转型场景，持续推进城市智能体建设，实现了95%的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日均受理城市治理相关问题4 000件，处置率超过99%。[26]第二，促进经济社会运行系统重构。新型城镇化在推进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实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互动[27]，有序重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进而形成一系列匹配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社会秩序、社会功能的调控管理制度，不断满足城镇复杂多样的发展需要。第三，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作为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一项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28]。从长远意义看，智慧城市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而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可以直接推动不同领域的算法、算力和数据的相互结合，促进技术应用、城市建设、产业组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先行联动与交叉协作，打造城镇多领域综合集成的敏态系统，可以为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社会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

2.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城镇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数字化、智慧化也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二者融合可以更好地支撑和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第一，合力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伴随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日益面临严峻的交通、就业、住房、就医、教育等一系列城市难题。数字科技的深入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29]，通过数据赋能不断推动公共卫生、社会治理、食品医药、消防安全等领域的智能化发展，将城市生活与基础设施建设相融合，推进办事效率、业务透明度、数据公信力等相关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促进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思维、管理方式上的创新，有效解决“民生之痛”。广东省清远市积极通过5G技术手段提升乡村地区的医疗诊疗能力，通过实时传送的高清B超影像，使得城市医生可以为乡村患者提供及时的检查和诊断服务。第二，合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数字经济对各行各业的深入影响，已经逐步将城镇经济生活的不同场景与人连接起来，实现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在城镇服务行业的融合协同，对传统的出行、餐饮、购物等服务行业有着颠覆式的影响。第三，合力满足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居住、劳动和休息是城镇建设的三项基本任务，在数据要素的驱动下，数字经济极大拓展了城镇相关产业的业务边界和应用场景，潜移默化地融入生产生活，逐步打破工作、生活、娱乐、行业的固有边界，满足不同人的多重职业发展需要，既能让城镇居民充分享受生活上的乐趣，也可以獲得不同职业发展所必需的专业技能。

3.减小城乡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科技与城镇建设的不断结合推进了城镇升级，并赋能乡村发展，推动城乡深度融合，为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助力。传统视角看待城乡关系多是从产业、人口、经济、土地等视角出发，缺乏技术视角上的分析。数字科技与新型城镇化融合是以崭新的技术视角重构城乡关系，数字科技赋能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型且重要的着力点。第一，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伴随新基建战略在乡村地区的不断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将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实现数据和信息跨城乡快速交换，有效突破地理空间和城乡业态的限制，推动网络零售、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通用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展开和广泛应用。以远程医疗为例，截至2019年7月，“微医”所搭建的远程医疗协作平台，已经覆盖了全国2 700多家重点医院、29万多名医生，有力提升了乡村的医疗服务能力。[30]第二，推进农村农业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程度的逐步加深，为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巨大机遇。数字技术应用和服务不断向农村农业延伸，融入农业生产、加工和流通的不同环节，加速农业生产方式数字化变革，加快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并催生出一大批适宜农村发展和推广的新业态、新模式。第三，推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伴随数字科技在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领域应用程度的逐步加深，教育、医疗、安防、政务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不断走向数字化、智能化，为乡村地区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成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如以基层综治信息化为支撑的“雪亮工程”已经覆盖了我国667%的行政村，为筑牢乡村治安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4.创造新就业形态、拓展就业发展空间

伴随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数字经济既降低了许多行业的就业创业门槛，也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以抖音平台为例，从2019年8月到2020年8月，抖音直播带动就业机会达到3 617万个数据来源：2020年9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城镇是就业的主要聚集地，而新型数字经济就业形式有新的城镇发展模式与之匹配。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从事新的工作，其与数字经济结合既可以为进入城镇的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也能为数字经济引致的新就业模式提供落地条件。第一，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是新增就业的主要容纳器，然而相对其他业态而言，服务业又是效率较低的产业。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推动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进一步提升了城镇服务业的比重，让更多进城农村居民在快递业、餐饮业等行业得到一份工作机会。河北省肃宁县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全国率先实现淘宝镇全覆盖。2020年，肃宁电商平台注册网店超过2万家，发单量达7 000万单，年销售额超百亿元，电商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31]第二，推动城镇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小型城市、特色小镇、乡镇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依托网络平台更容易获得资金、技术以及专业化服务，高度整合地区优势资源，抓住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实现城镇产业的科技化、绿色化发展[32]。第三，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我国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形成时期，而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创新创业的主战场。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影响市场规模、要素组合等增加创业机会，而且可以通过信息交互、思想传播等途径丰富创业资源[33]，推动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创新红利的释放;新型城镇化则为数字经济产生和形成的创新创业要素和资源的集聚落地提供重要载体。嘉善县紧扣浙江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通过产业创新联盟、创新创业基地和省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实现了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2020年，嘉善县规上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完成产值47701亿元，同比增长1357%。[34]

四、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的实现要点

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进入深入推进阶段，数字经济也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这些都为二者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应把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统一起来，推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将数字科技广泛应用于我国现代城镇建设之中，让新型城镇更好承载数字经济的发展，发挥二者合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者融合的实现要点如图1所示。

（一）全力做好规划工作，有序推进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互为支撑和动力，需要充分做好规划工作。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最大限度地将不同城镇所独有的产业结构、地理状况、人口结构、地域文化等要素融入城镇规划中，前瞻考虑城镇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快打造数字生活和培育在线新经济，为城镇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加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依托专用网络，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规范，构建统一集成平台，贯通现有各分散的社会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打造动态跟踪、资源共享、联管联动、科学高效的城镇管理平台，推动城镇教育、卫生、交通、民政等多领域实现创新升级。三是加强智慧平台建设规划。加强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推动数字城市管理系统建设，增强对问题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推进公共服务平台与社会参与共享的网络平台有机交融，打造动态化、网格化、精准化的综合性城市智慧平台。

（二）加快破除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融合红利释放

推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破除一批制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一要构建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协同关系。要发挥市场和政府协同作用，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鼓励发展不同类型的交易平台，进一步提高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主体的参与度，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行政服务效率和质量，在生态文明、公共安全、数字化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二要打造新型城乡关系。要坚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整体统筹谋划，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协同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增强数字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畅通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渠道，协调推进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三要继续深化城镇化相关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探索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需求相匹配的保障机制，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继续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有效破除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三）深入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支撑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由打赢脱贫攻坚战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将是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动力源。数字经济对我国农村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正面影响作用，不断优化改善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为促进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是加强数字科技应用。要树立以数字科技推动农业创造价值的应用理念，积极推广集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推动种植、加工、营销、销售、配送等环节的数字化重塑，切实以数字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的全过程、全要素、全系统。二是加快构建智能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加快整合农业农村数据，深化现有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增强农业信息服务能力，构建具备动态感知、实时监控、智能辅助等特征的智能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深度挖掘不同乡村的特色产业优势，精确定位不同产业在网络生态链上的位置，形成同质企业协调发展、异质企业紧密配合的城镇产业新生态，形成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乡村现代农业。三是加速完善乡村物流网络节点建设。乡村物流是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要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与已经形成的物流网络的对接和融合，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进一步打通村镇最后一公里物流运行体系不畅的症结，加快补齐农村物流短板;推进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的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于大数据的农业农村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加快建立融合畅通的城乡物流体系，促进乡村消费潜力释放，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四）加强数字城镇建设，打造高水平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逐渐成为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我国处于数字化加速发展时期，移动终端呈爆发式增长，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突飞猛进，诸如智能导航、电子政务、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智慧生活方式早已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对此，第一，要树立智慧城市发展理念。智慧城市以科学治理为基础，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旋律，是以智慧型服务政府为引导的未来城市发展模式，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方向。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加强智能化基础设施普及力度，完善精细化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第二，要加強城镇数据整合共享。加快打破不同部门、城乡、层级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完善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机制，探索构建异源数据协同治理机制，推进数据资源深度整合与开发，形成对数字城镇建设的有力支撑。第三，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大数字感知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存算一体基础设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力度，加快全光纤网络城镇推进步伐，扩大城镇5G网络覆盖面，以新一代城域网为基础，推动物联网进家庭，打造家居物联网系统。第四，以智慧城市为契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智慧城市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也对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产生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综合协调各项城镇发展主体，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全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五）强化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减小城乡差距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离不开金融支持，尤其是日益崛起的数字金融支持。一要完善农村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支付方式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要鼓励中小银行、支付机构各显其能，根据地区不同按需投放ATM等金融自助设备，积极推广扫码支付、刷脸支付、指纹支付、数字货币等新兴支付方式，积极推广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在保证支付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满足不同村民金融以及相关增值服务需求，稳步提升农村地区支付服务能力。二要打造农村供应链金融。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地区，鼓励不同领域龙头企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布局，丰富和拓宽资金进入乡村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大力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配套设施建设，建立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中心、服务上下游的供应链融资体系，为上游种养户提供生产经营贷款、为下游销售厂商提供营销和采购贷款，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同时要发挥好电子商务平台对农业产业化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提高农村数字经济占比。三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加快金融科技在乡村应用，避免产生新的金融数字鸿沟;发挥好商业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助农作用，积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在传统银行网点的基础上，搭配新型数字金融配套设施，推动建立一站式农村金融服务中心;发挥大数据平台的信用甄别作用，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提高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力度，积极打造乡村便民服务金融生态圈。

[参考文献]

[1]易宪容、陈颖颖、位玉双：《数字经济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

[2]杨佩卿：《数字经济的价值、发展重点及政策供给》，《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3]任保平：《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与路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4][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5]李勇坚、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改革》2020年第8期。

[6]孟方琳、汪遵瑛、赵袁军、姚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与演化》，《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2期。

[7]刘征驰、邹智力、马滔：《技术赋能、用户规模与共享经济社会福利》，《中国管理科学》2020年第1期。

[8]徐选国、杨君：《人本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质、特征及其可能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9]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0]毛雁冰、原云轲：《绿色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1]倪鹏飞、董杨：《市场决定模式的新型城镇化：一个分析框架》，《改革》2014年第6期。

[12]李佐军、盛三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隐忧与应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3]贺建风、吴慧：《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当代经济科学》2016第5期。

[14]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吗？——基于1987—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面板数据》，《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15]黄天龙、罗永泰：《互联网服务业平台式泛服务化创新内涵与模型构建》，《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16]温涛、陈一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7期。

[17]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18]姜爱林：《21世纪初用信息化推动城镇化的战略选择》，《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9期。

[19]姜英华：《新型城镇化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3期。

[20]何大安：《数字经济下内循环为主战略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21]王建冬、童楠楠：《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电子政务》2020年第3期。

[22]李柏文、曾博伟、宋红梅：《特色小城镇的形成动因及其发展规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23]《关于曹县电商产业发展的访谈》，曹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caoxian.gov.cn/art/2021/5/20/art_14596_1043.html。

[24]童中贤、胡守勇：《新型城鎮化与科技创新创业的融合发展：逻辑机理、实践维度与推进路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5]陈晓彤、何泰然、李泽妤、杨雪冬：《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治理的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26]《华为：共筑县域城市智能体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 2021年6月24日。

[27]高卫星：《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中州学刊》2015年第6期。

[28]宋刚、张楠、朱慧：《城市管理复杂性与基于大数据的应对策略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8期。

[29]韩志明：《技术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反思》，《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30]《厦门与微医集团携手打造数字医疗产业新高地》，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9-07/26/c_1210215928.htm。

[31]《肃宁县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肃宁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suning.gov.cn/view/detail.aspx？id=20143。

[32]裴长洪、于燕：《新型城镇化中的产业发展趋势》，《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10期。

[33]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34]《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助力全县经济提升》，嘉善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jiashan.gov.cn/art/2021/1/30/art_1229268736_59027490.htm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ng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WANG Chang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riod of“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vides spatial carrier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largescale and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brings investmentdriven and innovationdriv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creating a breakthrough path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unity and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goals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a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analyzed; finally，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propos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new urbanization; internal mechanism

（责任编辑刘永俊编辑）

[收稿日期]2021-05-27

[作者简介]王常军（1973—），男，河南濮阳人，北京邮电大学后勤处处长、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