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华 孙佳丰

[摘要] 运河文脉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是北京历史文脉、城市空间文脉的组成部分。运河古桥与大运河相生相伴，是运河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与大运河古桥相关的传说故事，在运河文化时空中生成与流传，它见证了漕运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城市的建设发展、讲述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运河文化记忆，是运河文脉的重要载体。运河文脉的传承是运河历史文脉、北京城市文脉的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守护，也是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接续，亦是文化建构下的空间生产。运河古桥传说在运河文脉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以记忆性叙事融合运河文化包含的多元内容，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存在的时空整体，是古都城市风貌恢复与保持的文化资源，也是凝聚民众价值共识的文化纽带，这是运河古桥传说及其传承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文脉传承;运河文化;古桥传说

[中图分类号]K928.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1）03004009

文脉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理论，最初借“脉”的“血理”[1]之意，指称文章结构的内在线索[2]。在中国传统风水学中，文脉与地脉相通相融，是古时人们行风水之法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之和谐的追求。如今，文脉的概念被延伸扩展并广泛运用：在建筑学、城市学、环境学等应用科学领域，文脉主要指城市文化特质的延续，突出了空间建设与规划理念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在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文脉意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强调了对历史文化、城市风貌、民俗生活等文化事象的记忆与传承;在由政府、学者与民众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文脉传承被视为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重要目标。总体而言，文脉既指文化的时间脉络，也指文化的空间脉络，它既是一种可知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可感的文化呈现，而文脉传承则意味着保持文化事象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以及在空间上的系统性。

大运河在北京地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悠久，它是一种流淌的文明、一种线性的文化遗产，是对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文脉概念的生动诠释。它集合了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文化，串联了运河沿线众多文化遗存与文化景观。这些丰富的运河风物遗存是北京地区元、明、清及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印记，见证了北京城演进的历史，反映了大运河动态发展的过程。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古桥是北京段大运河上具有代表性的风物遗存，是塑造着北京城市文化风貌、凝结着北京深厚历史意蕴的文化地理标识。而与运河古桥相关的传说故事，在民众中口口相传，承载了民间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和漕运兴衰的记忆与想象，在朴素的民间叙事中，生动地呈现出北京大运河久远而广阔的时空跨度与文化脉络。因此，从时空脉络中分析大运河北京段古桥传说，通过传说叙事探寻民众记忆的历史与生活，能够对运河古桥传说在文脉传承中的实际价值做出更为深入的阐释。

一、运河文脉：古桥传说的文化时空

运河文脉是北京历史文脉、城市空间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脈”在北京民间常以“龙脉”为代名词。明清时期的北京形成两条“龙脉”，其一为“陆龙”，它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东西长安街为龙须，故宫为龙身，景山与地安门为龙尾;其二为“水龙”，它以南海为龙头，中南海和北海为龙身，什刹海为龙尾。[3]北京民间的“龙脉”之说是北京百姓受传统风水理念及皇权文化长期影响而形成的文化认知，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民众对城市格局与水系分布等生活环境的关注。与之相比，运河文脉的时间跨度更长、空间规模更大。从时间维度来看，北京大运河文脉的形成始于元代。元至元九年（1272年），北京始为京都。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漕运水源和城市供水问题至关重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主持兴修并完成了白浮泉引水工程，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开凿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竣工，形成了自白浮泉，经高粱河、积水潭至通惠河的漕运河道。从空间维度来看，今天大运河北京段以白浮翁山河、南长河、玉河故道、通惠河与北运河为主线，串联起北京城的西北和东南，流经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这一广阔的大运河时空脉络，承载了北京数百年的文化发展史。

历史上，大运河北京段主线上的古桥是重要的交通建筑和地域标识。在白浮瓮山河下游入昆明湖处曾建有青龙桥，[4]由玉泉山诸泉水汇流而成的长河，则是经玉泉山东石桥[5]171和颐和园玉带桥流入昆明湖。西山诸泉自昆明湖流出，又经颐和园绣漪桥入南长河。绣漪桥是南长河的起点，南长河向东南方向流经海淀区中部的长春桥、海淀区西部的麦钟桥，过广源闸桥入西直门外以西的紫竹院湖，后经其东侧白石闸桥，及西城区与海淀区交界处的高梁桥后注入西城区积水潭。德胜桥将积水潭分为西侧西海与东侧什刹海两部分。运河在积水潭经德胜桥由西海入什刹海，再经什刹海与后海连接处的银锭桥流入后海，然后向东从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万宁桥进入通惠河玉河故道段。万宁桥是玉河故道的起点，玉河曾流经东城区东不压桥、东板桥、涵碧桥、皇恩桥、北玉河桥、中玉河桥、南玉河桥、泡子河桥，至元北京城东南角东便门外的大通桥。[5]27-33大通桥为通惠河主干线起点，通惠河向东流曾经过朝阳区二闸桥、双桥，至今朝阳区东南部永通桥后进入通州区。元通惠河故道（今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区张家湾村）上曾有通流闸桥、广利桥、东门桥、虹桥。[5]290-292通州城北门外近通惠河口处曾有通济桥。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漕运的兴盛与衰颓，运河古桥也经历了几多变化，许多古桥因其功能的丧失而被废弃、遗忘，也有一些古桥在经历历代的修葺或改建后仍保留至今。这些得以留存的古桥不仅继续延续其交通功能，也留下了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

记忆的存在与文化的延续密不可分，作为记忆载体的古桥传说与凝结时空脉络的运河文化正体现了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承载文化记忆的民间传说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体，其中真实的部分依托于历史事实，虚构的部分则源自思想意识。所以，大运河北京段古桥传说是基于历史或现实中运河古桥的客观存在，以及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民众主观意识塑造而形成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概念与图像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一体”，而“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实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6]也就是说，作为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知，通常要借助具体时空中的文化符号或文化事象才得以延续与表达。因此，运河古桥传说是民众将对于大运河文化的抽象记忆，凝结在对运河古桥这一具体对象的记忆之中而形成的叙事。也正是在有迹可循的时空场景中，运河古桥传说被民众不断回忆与讲述。可以说，古桥传说是运河文化记忆的叙事载体，运河文脉则构建起古桥传说的记忆空间。

二、古桥传说：记忆中的历史与生活

北京被人们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从运河上运来的漕粮供养着北京的皇室与百姓，也不仅是因为从苏州和临清运来的砖石建起北京辉煌的宫殿与牢固的城墙，更是因为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大运河在北京的开凿与发展。元、明、清三代，北京城市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通州至北京的运河开凿。大运河河道主线贯穿北京的城市中心，是北京漕运、防务和排水的主要河道，也是与民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城市水道。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更主要的是北京作为都城以来的几百年间，历朝对河流进行人工改造的结果。关于运河古桥的传说是一部生动的北京建城史、漕运发展史和民众生活史，它记录了北京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见证了北京漕运兴衰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北京居民的社会生活图景。

（一）漕运变迁的见证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段的开凿开启了由水道运粮至北京的历史。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发展为漕运中心，先后开凿萧太后河、金口河、闸河、漕渠等人工运河。元朝是大运河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元朝建都北京后，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于大都开通惠河，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元代形成的运河线路在明、清两代基本被沿用。明朝迁都北京后，首都物资的运输更加依赖于运河，因此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疏浚和建设。清代，大运河依旧是京城经济命脉所在，但水源问题更为凸显。不仅通惠河时断时续，北运河也时常面临河道淤塞、舟楫不通的困境。近代以来，铁路、公路的兴起对运河漕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替代漕运。

运河古桥传说，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大运河的形成，以及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在“八里长桥不挽桅” [7]36-40传说的开篇，就描述了南方漕船过八里桥进京城时的场景：时逢北方大旱，京城急需粮食，粮船隊伍从永通桥一直排到通州西门。《通州志》记载：“永通桥，在州城西八里，明正统十一年（1446 年）敕建。”[8]八里桥建成以后，就成为京通粮道上的重要交通建筑。据史料记载，辽金以前，通州至燕京要道为通惠河河畔大道，元代京杭大运河形成之后，通州张家湾为运河北端码头，由码头至大都必须穿过通惠河。因此“尝架木为桥，或比舟为梁，以通往来，数易而速坏，舆马多至覆溺，而运输者尤为艰阻，劳费烦扰，不胜其患。”[9]171“土桥镇水兽”[7]63-65传说中的土桥，其正式名称广利桥是因近广利闸而得。通惠河上的广利上闸与广利下闸，是元代大运河二十四闸中的最后两座闸，都在张家湾镇内，上闸就在土桥村中。通惠河入潞河处正是张家湾下码头，建设北京的木材、供给北京的粮米以及各种物品都在此卸船上岸储存，或从通惠河“梯航入京”。从下码头车运百货或木材去北京，要穿过横在土桥村中的通惠河，因此便有了木架结构的土桥，后因重负难当改为石制桥。可见土桥在大运河北端码头到京城的交通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明代迁都北京后，此地更为京通之要塞，遂建此石桥。通州漕运繁忙时实有“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9]234的情景。可见元明两代大运河码头人群熙攘、车水马龙，可以想象当年漕运之繁盛。

“银锭观山水倒流”的传说，则反映了运河漕运在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银锭桥初建于明正统年间。辽金时期银锭桥一带水域广阔，驳船可直达积水潭，这里建有木便桥。元代营建北京大都时，这里已有千帆万船往来，两岸商事繁荣。明代初年木桥的形状为半圆形，像一个倒扣着的银元宝，桥因此得名。明正统年间，木桥被改建为一座单孔石拱桥，银锭桥的名字就沿用下来。明代史籍《燕都游览志》记载：“银锭桥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此城中水际看两山第一绝胜处也。桥东西皆水，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南望宫阙，北望琳宫碧落，西望城外千万峰，远体毕露，不似净业湖之逼且障也。”[10]可见清代时银锭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清朝人吴荦曾作《过银锭桥旧居》：“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似境笙簧岁月间。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峭暮鸦还。”以此形容桥周围的美景，从侧面体现了运河河道之通畅，源头水源之充沛。1918年银锭桥大修，把穹隆形面改为有纵坡的平缓桥面，彼时由于政府更迭，军阀混战，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什刹海无人管理疏通河道，从积水潭由西向东，从后海流向前海，年复一年，水底淤积渐厚。当银锭桥东侧水底淤泥高于西侧时，后海南流的李广桥下河道也堵塞，这时当积水潭水量少时，前海水面高于后海水面，前海水就会由东经过银锭桥向西流，形成了“银锭观山水倒流”的特殊景观。[5]55如今，“银锭观山”的美景已被现代建筑所包围，“水倒流”的奇景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了。

（二）城市建设的记录

北京漕运的发展与城市的建设几乎是同步的，且二者总是在相互影响中进行，与运河相伴相生的运河古桥就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从建造年代上来看，大运河源头区白浮翁山河上的青龙桥[4]，南长河上的广源闸桥、白石闸桥、高梁闸桥，以及玉河故道澄清上闸的万宁桥、东板桥，通惠河上的二闸桥、双桥，以及通惠河故道上的广利桥等古桥建造于元代;南长河上的麦钟桥，积水潭一带的德胜桥、银锭桥，玉河故道上的东不压桥、涵碧桥、皇恩桥、玉河三桥、泡子河桥、大通桥，以及通州八里桥、通流闸桥、通济桥等古桥建造于明代;而西郊昆明湖一带的玉泉山东石桥、玉带桥和绣漪桥则建于清代。这与元、明两代对北京漕运终点位置的设定，以及明清时期运河上游引水线路的调整有关。

在北京城市兴建之前，历史上曾多次引永定河的水作水源，供应北京城市的用水。但是永定河的洪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控制。[11]所以元朝定都北京后，开通通州至大都运道，运河漕粮可从江南运抵通州，但是其运输能力仍不能适应漕运需要。为了运输方便，至元三十年（1293年）按元朝都水监郭守敬的规划，由张家湾至大都之间凿通了通惠河，漕船可以由张家湾直抵大都积水潭。而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通桥以上河段全部圈入皇城之内。这样通惠河玉河故道段便穿过皇城的“子午”方位，为了不破坏皇城“龙脉”风水，所以不再沿用元代的积水潭，而在通州土坝、石坝建港[12]。通州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运河北起点，通州的经济与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徐达一箭射出中轴线”[13]“吴仲建闸遇鲁班”[14]“东不压桥西压桥”[15]和“高亮赶水”[16]的传说都是以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为背景，讲述运河古桥的来历。

北京的中轴线是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载体，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过皇城后门地安门、万宁桥、钟楼、鼓楼[17]106，是元、明、清历代王朝城市建设的结果。元代，大运河北京段的全线开通，为北京城市的发展奠定了最基础的条件，北京旧城中轴线的确定时间便是在元大都时。[17]19“徐达一箭射出中轴线”传说中的万宁桥始建于元代（1285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第一桥，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桥，因其建在玉河通往什刹海的入口处，所以俗称“海子桥”。又因在皇城后门外，又俗称“后门桥”。据传说，20世纪50年代，后门桥曾出土石鼠一对，在桥两侧，与正阳门瓮城内石马组成北京城市中心的“子午线”（鼠在地支中为“子”，马为“午”）。另一传说是桥下刻有“北京城”三字，每当夏季雨水多的时候，水位上涨到“北京城”三字时，就表明北京积水多了。[17]129所以，在北京流传着“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的古训。

水闸是通惠河上的重要建筑，是漕船能够随运河水在北京城畅通的关键设施。通惠河闸的修建与两位人物有关，一位是元代的郭守敬，一位是明代的吴仲。元代开凿通惠河时，为控制漕运的水量，自上游河口至通州的通惠河上设二十四闸，节水行舟，解决了北京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难题。“高亮赶水”传说中提到的广源闸位于海淀区万寿寺东侧，横跨长河，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桥闸，素有“通惠第一闸”之称。早年间该闸具有调水、桥闸、码头等多种作用。[18]广源闸桥就是广源闸上的梁桥，它兼有控制水流与方便通行的功能。“土桥镇水兽”传说中的位于张家湾元代通惠河故道上的土桥，官方名称为“广利桥”，就是因近广利闸而得名。“吴仲建闸遇鲁班”传说则讲述了明代官员吴仲重修通惠河，建通惠河五闸的故事。明代朱棣改建北京城，南城墙相对于元大都往南扩展了二里，文明闸至惠和闸段通惠河被包入城中。正统三年（1438年），以东便门外大通桥作为通惠河的新起点，从此通惠河即指大通河至张家湾河段，也被称为大通河。因上游水源不足、河道淤塞等原因，一直到嘉靖初年，通州至京城的货物运送大多依靠陆运。嘉靖七年（1528年），吴仲疏浚玉泉、瓮山泊等上游水源，弃元代通惠河经由通州城至高丽庄的下游故道，直接向东接入白河，修通惠河大通桥闸、庆丰闸、平津上闸、平津下闸、普济闸五闸。[19]通过五座船闸，提升航道水位，以解决运粮漕船负重逆行进入大都的难题。

“东不压桥西压桥”传说中西压桥和东不压桥名称的变化，就是在明代扩建城墙时，根据城墙与东、西布粮桥的位置关系而形成的。明代北京城的修建是在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大都的改建，首先是缩减北城，然后开拓南城，形成北京内城的轮廓。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加筑南面外城。在改建大都城的同时，皇城和宫城也进行了改建。宣德年间，皇城北墙、东墙外推，将相邻的通惠河引入皇城，船只无法驶入积水潭码头。传说中提到的刘伯温，是明代的开国元勋。事实上，刘伯温在洪武八年（1375年）就逝世了。那时的北京城还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建。后人把北京城的修建归功于刘伯温，大概是出于人们对他的敬重，所以难免对其人有神话传说的渲染。[20]这一传说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在元代基址上改建北京城的历史。

大运河不同区位河段上的桥梁不仅建设于不同的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功能。与运河下游河段相比，运河上游段的玉带桥与绣漪桥更多地体现出御用性和园林造景的审美意趣，而不是漕运通航与行人往来的一般交通功能。颐和园玉带桥与绣漪桥的结构与造型基本相同，皆为单孔高拱券桥，其桥拱高耸，形态灵秀，雕栏玉砌，颇具苏杭韵味，且便于皇家游船从其下驶过。与之相关的“慈禧骑驴过玉带桥”[21]365-366和“罗锅桥”[22]传说也都是内容与皇室相关的趣闻逸事。瓮山泊是大运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元代时期昌平白浮泉一带水源充足，白浮翁山河一线有泉百眼，明清两朝则逐年减少。明代北京城规模扩大，城市水源主要依靠西山诸泉，所以玉泉山和瓮山泊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明代瓮山泊一带种稻植荷、风景秀美，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钓鱼取乐。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兴建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将瓮山泊拓宽，形成今天的昆明湖。颐和园中的各式古桥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修建的。

（三）民众生活的讲述

北京漕运的文化记忆附着于运河及其遗存之上，并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运河古桥作为漕粮运输和城市交通的重要建筑，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古桥是静止的建筑，传说却是生动鲜活的记忆。人们关于漕运文化的历史记忆与生活记忆很多都是通过运河古桥的传说得以保留并传承的。

“高亮赶水”的传说中提到北京曾經是一片苦海，叫作“苦海幽州”，因为高亮在战龙王时，只刺破了盛着苦水的鱼鳞篓，而盛着甜水的鱼鳞篓被逃跑的龙公带去了玉泉山，所以北京城里的井里大部分是苦水，玉泉山的水则是甜水。事实上，传说中的“苦海幽州”确实是历史真实的投射。北京地区古时称为幽州，处于永定河冲积扇中部，历史上曾有良好的地下水。但北京市区的地下水水质，因受人类长期活动的影响，生活污水渗入地下，从而使表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质变硬，水中硫酸盐等矿物质提高，总含盐量上升，形成所谓的苦水，不适于饮用。[23]而深层地下水及山泉水则矿化度较低，成为所谓的甜水。旧时北京的居民都是用老式的水井，而甜水井很少，大部分是苦水井，也有半甜半苦的二性子水。北京的水井随着时代的更替，如今大都无处可寻，不过关于苦水的生活却成为北京居民的记忆。那时候，一般人家都预备三种水：苦水、甜水与二性子水，人们用苦水洗衣服，二性子水做饭，甜水则用来喝茶。而皇宫中皇室成员则直接用玉泉山之水。明清时期，西直门是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的必经之门，因此有“水门”之称。由于那时候北京苦水多，甜水珍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生活记忆，所以“高亮赶水”的传说也就流传开来。

历史上，随着漕运的繁荣，大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沿着运河自南方而来的漕船、商船推动了沿岸的商品贸易，随之在运河一带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集市，如积水潭一带、通州城、张家湾镇等。通州流传着乾隆帝下江南的奇闻逸事。传说乾隆帝途经通州北运河沿岸时念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随行的纪晓岚见运河沿岸商店、餐馆、当铺颇多，街市甚为繁华，于是对道：“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此对联虽出于传说，但据此可以想象，北运河沿岸城镇经济发展之盛，以及桥梁在沟通运河两岸商品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民间传说片段式地记录下了运河沿岸居民的经济生活。“扒拉桥”传说中，贡献建桥砖石的是八里桥边上卖茶水的老妪;“八里长桥不挽桅”传说中，启发人们改装桅杆的是跑大棚的厨子;“东不压桥西压桥”传说则说东不压桥一带在元代曾是交易布匹和粮食的集市;在“吴仲建闸遇鲁班”传说中，在通惠河疏通工程的工地旁，成百上千的工匠聚集，一时间形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不论是传说中推动传说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的身份，还是关于故事场景的描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运河沿岸人们的经济生活。所以，关于运河古桥的修建历史和原初样貌，大多能从史料文献中找到记载，但要真正理解运河古桥与北京历史空间的文化关系，以及漕运文化影响下运河古桥与民众生活的内在联系，需要从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中寻找答案。

三、文脉传承：古桥传说的当代价值

从隋唐时期永济渠开凿，到辽金时期北京始为漕运中心，到元代大运河进入繁荣时期，再到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建设，大运河在北京经历了悠久的历史。虽然北京的漕运已随着清末现代铁路的兴起而终止，但大运河在北京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时空脉络，已成为北京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传承延续下来。作为运河文脉载体的运河古桥及其传说，在运河文脉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运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以记忆性的叙事构建文化遗产存在的整体时空;它在重构过去的同时组织着当下与未来的经验，为北京城市建设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凝聚民族精神，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一）促进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大运河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大运河北京段作为运河的北起点，是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内与国际均得到充分肯定。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此后，北京市也积极投入到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当中。2012年，作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工作，北京文物局制定并发布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2014年，卡塔尔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包括了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31个组成部分，共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 011公里。其中，大运河在北京市有河道遗产2段，分别是通惠河北京旧城段和通惠河通州段，有遗产点4个，分别为玉河故道、澄清上闸（万宁桥）、澄清下闸（东不压桥）和什刹海。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及成功经验，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运河文化遗产时间性与空间性认识的加深。在时间性方面，大运河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和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活着的、流动的文化遗产”;在空间性方面，大运河是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形成的“文化空间”，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线性文化遗产”。[24]这些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进步认识，是对运河文脉及其传承的阐释与实践。运河文脉的传承，既意味着运河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接续，又意味着与空间上的连续性，即运河沿线各文化遗存与事象的联结，更重要的是，运河文脉的传承要实现时间文化与空间文化的结合。只有实现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与互动，使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文化事项相结合，运河文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活态的、流动的文化线路，呈现生动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从而实现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大运河古桥传说，正是运河时间文化与空间文化结合的产物，它的传承对运河文化时空的构建与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提出以元至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作为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核心，以元代白浮泉引水沿线、通惠河、坝河和白河（今北运河）一线河道作为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主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桥梁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德胜桥、银锭桥、永通桥、通济桥遗址、广利桥、通运桥、张家湾东门桥和虹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经典的八里桥的故事——“扒拉桥”和“不挽桅”传说。可以看出，随着对大运河文化的挖掘与保护，运河古桥的文化价值也受到关注。但从保护现状来看，包括运河古桥在内的运河风物，其景观、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民间流传的许多运河古桥传说的文本，远比规划文件所列名单中的文本内容更为广泛。虽然这些文本趋于碎片化，但其内容朴素而生动、贴近生活、符合大众审美趣味，承载了丰富的运河民间记忆。同时，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运河古桥本身又是古桥传说的实物载体。从运河古桥传说的文本内容与传承情况来看，古桥本身的现存状况与相关传说的流传程度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传说中出现的古桥，都有相关的实物遗存，如高粱桥、广源闸桥、八里桥、通运桥、万宁桥、银锭桥等橋梁及其传说。这与民间风物传说的传承特点有关。风物传说是对风物的来历、特征、命名原因等进行说明解释，所以风物的存在就为相关传说提供了讲述的语境，这是风物传说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条件。也正因如此，古桥传说对于唤起人们保护运河文化的意识，可起到重要作用。

（二）提供北京城市建设的文化依据

大运河是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其遗产的分布具有点、线、面结合的特点。北京段大运河流经北京市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串联了北京西郊、北京老城区、北京东南郊的历史风物，形成具有历史性、空间性的文化脉络。作为重要的运河风物，运河古桥是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上的标志性节点建筑，在古都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承载城市记忆的运河古桥传说，具有延续运河文脉的历史价值，是传承城市文脉的记忆基点和文化依据。

2015年，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包括“运河文化带”在内的“三个文化带”的保护利用规划，并写入2016年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做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7年6月习近平对中央《调研要报》第48期“打造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若干思考”一文作的重要批示。。根据这一指示，2017年9月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再次强调要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在2019年发布的《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大运河北京段构建“一河、两道、三区”的文化带发展格局。“一河”即以大运河北京段为轴线，组织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两道”即全线滨河绿道和重点游船通航河道。“三区”即运河文化展示区、运河生态景观区和疏解整治提升区。[25]近年来，北京也不断创新大运河保护利用发展模式，将运河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有机结合，在进行运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风景名胜区建设的同时，推进沿线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

通惠河玉河故道曾是北京城重要的運河水道，它北起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万宁桥，向东南流，过东不压桥后沿今正义路南流，于南玉河桥（江米桥）东流至东便门大通桥处汇入通惠河。历史上，玉河故道一带市井繁华、人口密集，运河之上除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万宁桥、东不压桥、南玉河桥、大通桥外，还建有东板桥、涵碧桥、皇恩桥、北玉河桥、中玉河桥和泡子河桥等大大小小的桥梁。后来随着明代皇城的扩建，明清两代北京城内的通惠河段（即今玉河故道）失去了水运功能，变成排洪排污的渠道。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玉河桥以南河段首先被砌为暗沟，两侧建成马路，就是今东城区的正义路;北玉河桥以北的河段后来也被改造成暗沟和马路，就是今东城区的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北河胡同、东不压桥胡同等。[26]这些地名记录了通惠河玉河故道曾经存在的历史。如今在东城区政府2006年开启的“北京玉河历史文化恢复工程”中，位于什刹海东的万宁桥到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玉河故道已从暗河变为明河，两岸修建为城市公园。东不压桥遗址作为玉河故道上唯一的运河文物遗迹，与其相关的传说为玉河景观增添了生活化的历史文化元素。而除了大运河流经的颐和园、紫竹院和动物园外，海淀区南长河段、西城区积水潭至什刹海一带和通州区通惠河、北运河段也分别建成了南长河公园、什刹海-汇通祠-西海湿地公园、后海公园、西海子公园、运河公园和大运河森林公园等以大运河为主题或突出运河文化的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中，运河古桥传说为恢复北京的历史风貌提供了记忆支持。

2018年《大运河文化带旅游规划及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实现大运河文化带旅游的突破性发展，即“一核心、两主轴、三区段、九组团”的空间布局 。“一核心”是指以通州大运河旅游核心（区）作为大运河文化带旅游发展的核心，成为发展空间上的重点突破;“两主轴”包含通惠河轴线和北运河轴线;“三区段”分别是河源区段、都市区段、通州区段;“九组团”有白浮泉水源文化与乡村旅游组团、昆明湖水上休闲与皇家文化组团、什刹海历史街区与滨湖休闲组团、高碑店运河民俗与文化创意组团、通州运河历史文化与水城休闲组团、城市绿心生态观光与文化体验组团、张家湾古镇文化旅游小镇组团、漷县历史古镇与湿地观光组团、潮白河民俗休闲与滨河度假组团。在这一建设规划中，运河古桥及其传说应当发挥传承与传播运河文化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应当保护古桥实体及周边环境，以保护古桥传说的实物载体。同时，应当在旅游项目的设计中，通过展示板、导游词等创造传说的讲述情境，促进运河文化的传播，使运河古桥传说的传承，成为北京城市文化保护与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

（三）系牢民众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运河文脉的核心在于文化，它包含了漕运历史文化、运河文物古迹、民间传说故事等文化事象，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传统、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识的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众的历史文化认同、地域文化认同、多元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认同。运河古桥传说则体现了文化、记忆与认同三者的互构关系，成为民众文化认同的叙事表达，并以记忆的形式在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

北京城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缩影，北京的大运河文化亦是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尤其在元、明、清时期，北京文化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特点，大运河则在北京包容性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元代通惠河的竣工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成为南北经济交通的大动脉，来自南方的漕粮和物资直达都城。明代紫禁城建造之初，大量的建材与工匠也都是从运河而来。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多次顺大运河南下，吸取南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才、各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都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城。因此，大运河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北京的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说，北京民众所认同的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本身具有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属性。而北京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具有物质与精神两种形式，包括建筑、工程、器物等可见实物，可以通过遗迹或遗存的形式留存;而民间信仰、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往往通过传说或故事的形式传承下来。

鲁班信仰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化，它源于古代工匠的历史记忆，并在中华各民族文化间不断重构与丰富，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民间信仰文化。鲁班是一位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因其在发明创造及土木建筑方面成就突出，故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人们把很多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集中到他的身上，于是就诞生了有关鲁班的诸多传说故事。尤其是鲁班造桥的故事，更是有诸多版本。在北京流传的大运河古桥传说中，鲁班式的形象十分普遍。在“扒拉桥”[7]35-36传说中，鲁班化身为白胡子老汉，在八里桥建造工地旁终日凿打石块，凿好后便默默离开了。最后，鲁班凿打的石块刚好填补了桥洞处的大窟窿，解决了工匠们的燃眉之急。“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是怎么修成的”[21]107的传说也讲述了鲁班帮助修十七孔桥的故事，情节与八里桥修建传说十分相似。“八里长桥不挽桅”[7]36-40的传说异文中，在故事的结尾强调做饸饹提醒船员们改造桅杆的厨子就是鲁班，或是鲁班的儿子、鲁班的徒弟。“吴仲建闸遇鲁班”[14]传说则讲述吴仲在疏通通惠河工程中因地势落差陷入困局时，鲁班化身为卖炸糕的白发老翁，以谐音启发吴仲采用建闸之法的故事。总之，这些传说都直观地反映出民间社会对中华民族文化精英鲁班的感激与崇拜，反映了民众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普遍认同。

文化认同也表现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观念。运河古桥传说中，对英勇、智慧人物的歌颂与赞美，和对奸诈、贪婪之人的讽刺与唾弃，体现了中华民族共通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在“高亮赶水”传说中，人们将高亮描述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面对敌人英勇无畏、为造福人民而舍生忘我的英雄。而在“卧虎桥”传说中，人们则借严嵩饿死桥上、化为饿虎的故事，表达对陷害忠良，压榨百姓之奸臣的痛恨。此外，“徐达一箭射出中轴线”传说中，徐达张弓弩箭的武将气势，刘伯温运筹帷幄的军师智慧，“罗锅桥”传说中刘墉机智过人的才子之气，“吴仲建闸遇鲁班”传说中吴仲运河建闸的贤官之能，都表达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而在人们对这些传说的不断回忆与讲述中，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朱棣、水利专家郭守敬等北京大运河修筑的决策者和设计者，以及为修河筑桥工程挥洒汗水的千万工匠和无数奔忙于运河及沿岸的船工与百姓，都集合了民众所认同的中华民族智慧、勇敢、勤劳、务实的品格与美德，体现了民众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共识。而在运河古桥传说的传承与传播中，这种文化认同也被不断强化与巩固，并在更广的时空范围产生影响。所以，古桥传说承载的运河文脉，也是民众文化认同的纽带。

总而言之，运河古桥传说的传承，就是运河历史文脉和北京城市文脉的传承。古桥与运河相生相伴，它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发展，见证了北京漕运的兴衰变迁。从山水秀丽的西郊，到热闹繁华的市井，再到京东要道通州，运河及其串联起的古桥，勾勒出一个底蕴深厚、水气灵光的北京城。从这一意义上说，运河古桥承载了大运河文化的时间脉络与空间脉络，是北京历史名城的文化符号与地理标识。而文脉的传承重在文化心理的延续，它通过记忆的方式与传说的形式来实现。传说使作为运河古迹的桥梁生动起来，使北京运河文化的历史鲜活起来，使大运河风物遗存的景观价值、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统一起来，将宏观的历史叙事与具体的生活细节相融合，使悠久而广阔的运河文脉成为人们内心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坚守。文脉传承意味着在守护传统文化根脉的同时，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城市发展迅速、文化日新月异的今天，古桥传说更凸显出其在文化传承、遗产保护、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这是运河古桥传说独特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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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尹钧科：《北京古代交通》，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The Legends of the Ancient Bridge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Context

WANAG Weihua1，SUN Jiafeng2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canal context takes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as its core and has dual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Beijing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urban space context. The ancient canal bridges are accompanied by the Grand Canal， and they are the witnesses and recorder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nal culture. The legendary stories related to the ancient bridges of the Grand Canal are generated and spread in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canal culture. They witne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canal transportation， recor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tell about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They bear rich and vivid memories of the canal culture and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canal context. The inheritance of canal context is the inheritance of cana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Beijing urban context. It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the space production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The legends of the ancient bridges of the Grand Cana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anal context. They integrate the multiple contents of the canal culture with memory narratives， and construct the spacetime integral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They are the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urban style of the ancient capital， and also cultural bonds that consolidate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people. This i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e legends of the ancient canal bridges and their inheritance.

Key words：inheritance of cultural context; the culture of the Grand Canal; the legends of ancient bridges

（責任编辑孙俊青编辑）

[收稿日期]2021-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运河流域民间文学资源传承与区域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BZW168）;北京市委宣传部重点委托项目“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及民俗文化志编纂”（批准号： 京财科【2018】86 号）。

[作者简介]王卫华（1969—），女，山东临沂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佳丰（199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