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 李少军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反贫困斗争中，展现了矢志不移上下求索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根本政治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领人民自力更生、重整山河，为摆脱贫困打下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改革带动减贫，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在新时代，精准施策、打赢脱贫攻坚战，整体消除了中国的绝对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经验如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注重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减贫制度体系，实现“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反贫困斗争;绝对贫困;扶贫开发;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D261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1）03001408

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曾经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灿烂文明。吃饱穿暖住好，本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级制度、剥削制度异常残酷，加之经常的战乱和天灾，广大劳动人民饱经苦难，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历朝历代，无数仁人志士多方努力，尽管有儒家提出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287的大同世界之梦，也有法家提出的“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2]140的观点和主张，一代又一代人胼手胝足，也没有让劳苦大众改变总体贫困的状态，即便是所谓的“太平盛世”，也没能真正实现百姓丰衣足食。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山河破碎，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领导反贫困斗争的历史重任，把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贯穿百年奋斗历程，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脱贫史诗，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一、破旧立新，为摆脱贫困创造根本政治条件（1921—1949年）

经过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洗礼，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俄国人的路”，着手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轰轰烈烈的反贫困斗争实践中。

从认识上看，1925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阐述了工农大众贫困的制度原因。他逐渐明确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断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3]631。在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贫困痼疾。

从实践上看，大革命后，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继续探索人民长期贫困的根源，另一方面发动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通过土地所有制变革消除贫穷。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过程中，除了领导土地革命等经济斗争、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反贫困探索，可以看作是后来在全国执政后反贫困斗争的实践雏形。比如，在苏区所能进行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小孩普及教育，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扫除文盲。在中央苏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主要进行因战争和灾荒而产生的难民的救助工作。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遗漏一个人，不失落一个人”[4]317。在陕甘寧边区，将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第一位的任务，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除赤贫者免税外，一切阶级均需要按照累进原则向政府交税;建立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拨专款用于救助灾荒，安置难民。[5]为了逐步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党中央于1946年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总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贫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站在反贫困斗争的最前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破旧立新”的斗争，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二、自力更生，为摆脱贫困打下坚实基础（1949—1978年）

推翻“三座大山”，只是消灭贫穷的第一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此时的国家依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总体处于贫困状态，乡村贫困的基本面貌并没有改变。

在党的领导下，1950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有序在全国铺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千年理想终于变成现实，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

1953年1月，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确定了在优先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消除贫困的发展思路。同时，面对落后的生产力和普遍贫穷的社会状况，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从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入手来迅速摆脱贫困。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6]267，“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3]683。1955年7月，毛泽东在谈及改造小农个体经济时指出：要“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7]437。引导广大农民通过互助合作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以此来推动生产的大发展，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探索。到1956年，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8]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和向社会主义迈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生存资料统一分配，加之建立了五保户供养、储备粮救济等制度，为绝对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重整山河，大力推进农田、水利、交通、教育、卫生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全方位的反贫困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从1957 年至1978年，我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152%;文盲率由1949年的80% 下降至1978年的22%。[9]“赤脚医生”队伍发展壮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

总体而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明确了贫困问题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路径，不但带领人民使国家贫穷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党领导后来的反贫困斗争积累了经验。

三、“加减”并举，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之路（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聚焦发展经济的良性现代化轨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改革带动减贫，在持续做好促进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加法”的同时，努力做好消除绝对贫困的“减法”，由“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向“开发式扶贫”为主，不断拓展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较低水平。在人口快速增长和粮食供应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总体生活水平依然较低。1978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贫困发生率975%。[10]严峻的贫困现实、群众的脱贫愿望，促使我们必须尽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为全体人民早日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此前提下，党和国家实施了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大大拓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见表1）。

其一，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广大农村恢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政府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革购销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体现了由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向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为主的扶贫工作理念。同年，国家设立以工代赈专项资金，组织项目区贫困群众开展基本农田、小型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发放勞务报酬，在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的同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在多措并举中，农村经济改革和农业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减贫效应。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在短短7年时间内减少了一半多，上亿极端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

其二，接续出台开发式扶贫的“政策链”。邓小平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1]1209他还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要改变单纯“输血”式的救济，更主要的是帮助农民学习科技，改善经营，开辟致富门路，增强自身“造血”功能。[12]换言之，走开发式的扶贫道路，就是要将国家扶持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结合，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专项扶贫计划，拉开开发式扶贫的序幕。从198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开发式扶贫包括为贫困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给予优惠经济政策、提供优惠贷款等。1994年，国家确立了以贫困地区为重点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针对当时全国农村8 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1994—2000年）基本予以解决。经过不懈努力，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1985 年的125 亿减少到2000 年的 3 209 万人，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3]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要关注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更要关注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发展。这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反贫困斗争进入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举的新阶段。

其三，发挥科技在扶贫开发中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科技扶贫”，同年批准实施“星火计划”。1996年，国家颁布的《1996—2000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强调要在扶贫中提高科技水平与劳动者素质。2001年，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制定了《“十五”科技扶贫发展纲要》，提出要加强科技对扶贫的政策指导。[14]17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也继续强调科技扶贫。实施科技扶贫，具体措施有：强化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系;帮助贫困地区提高干部科技素质和能力;对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大科技扶贫的资金投入;树立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人的理念等。

其四，适时调整贫困标准，及时配套惠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扶贫对象的划定，总体上经历了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过程。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为了适应新的贫困状况的变化和巩固扶贫成果，国家适时调整贫困标准。1986年，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206元，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有125亿。1986年至1993 年间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1994 年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标准，“国家级重点扶持县”数量增加到592 个。2000 年将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群体纳入扶贫对象，2001年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有9 4228万。2001年确定了148 万个扶贫工作重点村，2011年又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1年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 300元，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有122亿。[15]70在惠农政策方面，及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退耕还林、种粮直补、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或制度，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开发进入了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衔接的阶段。

四、精准施策，打赢脱贫攻坚战（2012—2021年）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丰硕的脱贫成果。但到2012年年底，全国还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依然任重道远。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设想，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如何“切好蛋糕”，进一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党执政过程中的重大挑战。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2月，他的第二次国内考察就选择了河北省阜平县革命老区，进村入户看真贫。2013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以脱贫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015年，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发出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2020年，党中央要求打好收官战，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可以说，脱贫攻坚的“战场”充满着“战斗”气息。

关于反贫困斗争的路径，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依靠制度化变革和规模化建设推动减贫。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普惠性的改革举措推动减贫。到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贫困问题呈现分层、分块等新特征。党的十八大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剩下还没有脱贫的地区成为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不同地区、不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发展能力、发展需求各不相同，以往那种“大水漫灌式”扶贫已经很难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强调，要创新减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实施精准扶贫脱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扶贫工作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脱贫工程。在实践中，各级党委政府注重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力求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一是通过产业扶贫，发展乡村旅游、光伏发电、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增强脱贫内生动力。二是通过生态建设、易地搬迁、退耕还林等，实现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双赢。三是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和整体面貌。四是通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提高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能力。此外，还推进“互联网+”扶贫，实施资产收益扶贫，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经过8年接续艰苦奋斗，在党领导下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见表2）。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质量全面提高，脱贫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1990年至2015年，全世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亿减少到836亿，新增减贫人口10亿，总体上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16]从区域上看，减贫进展并不平衡，新增的10亿减贫人口大约7亿生活在中国。2020年中国绝对贫困的消除，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7]，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脱贫成就，在矢志不移的上下求索中展现了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也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总结百年来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斗争的理论宝库，为未来的减贫事业提供参考。归纳起来，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斗争方向，在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找到了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实现路径，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绘就了反贫困斗争的“中国篇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及由此造成的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一切贫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8]25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贫困斗争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阶段，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理所应当是其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確宣布，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同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贫困，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不断践行社会主义的本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3731999年6月，江泽民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将消除贫困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都鲜明地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虽然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但我们要努力去做、不断推进。

放眼全球，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减贫事业。但根据2019年度联合国开发署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全球仍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21]，“有八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近六百万孩子在五岁前夭折，近六千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22]697。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警告，疫情可能导致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如果疫情持续恶化下去，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想根治贫困——“丰裕中的贫困”。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办法是政府干预。这种学说风行几十年，但一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直到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序言中仍然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23]在实践层面，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财产和收入不平等引致的相对贫困问题也一直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立志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出了“向贫困无条件开战”的号召。此后，政府有关扶贫的大动作不断增加。但无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还是实施所谓的社区行动，都没能解决这一社会难以自愈的顽症。1964年，美国贫困率是19%，到2018年，贫困率是118%，贫困人口仍有3810万。[24]应该说，贫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近年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受到了被援助国家的普遍欢迎。当然，要使贫困现象绝迹，必须朝着扬弃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

（二）注重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鲜活实践，在革命时期为党赢得了稳固的阶级基础，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为党赢得了坚实的执政基础。领导脱贫事业成绩斐然，关键在于我们发挥了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方面，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百年来，党中央将消除贫困放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减贫战略部署，确保在各个历史阶段反贫困斗争的正确方向。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引领作用、汇聚各方力量，锚定一个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20多个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主题涵盖放活农村工商业、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取消统购统销、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用新理念发展破解“三农”新难题、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期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均涉及农村扶贫政策方面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统筹做好“三农”工作与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顶层设计，其贯彻落实也体现了党的政治优势。当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脱贫中表现出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通过强化政治领导实现的。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贫困地区各级党、政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应从实际出发，不强调上下对口，尽量做到简政便民”[25]543-544。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协调。1994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省长扶贫负责制开始实行。进入新世纪，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和成效考核机制稳步推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按现行标准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以超乎过往的力度和强度调动扶贫资源，打响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党中央建立健全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实施“贫困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稳定”的创新举措;制定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等因村因户帮扶措施;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的工作机制。总之，发挥党对反贫困斗争的领导作用，就是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一系列部署推动形成了全党动员促脱贫的生动局面，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百年历程中，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克了各种艰难险阻，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脱贫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各方力量有序参与、合力减贫，在构建大扶贫格局中创造了令世人称奇的脱贫业绩。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凝聚了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筑了强大合力，持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减贫的显著优势。一是政府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始终发挥着主体和主导作用。每年新增脱贫攻坚资金、脱贫攻坚项目、脱贫攻坚举措，都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各项财政资金的投入逐年增加，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改造和产业发展，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二是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三是开展定点扶贫，畅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扶贫脱贫工作的渠道。四是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中央企业开展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帮扶行动，重点聚焦老区村的缺路、缺水、缺电问题;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实施产业扶贫和公益帮扶。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

（三）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减贫制度体系

实践表明，构建长效机制是消除贫困的有效办法，可以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持久动力。然而对世界各国而言，最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结合我们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实践来看，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为摆脱绝对贫困奠定了制度根基。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免除农业税、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不断消除导致贫困的制度性因素。经过不断的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减贫制度体系逐渐成形。这一制度体系包括责任、政策、帮扶、动员、监督、考核评估体系等。关于制度的执行，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负责制定脱贫大政方针，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由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的脱贫工作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由市县级的党委和政府做好精准识别、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在基层，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动态管理，解决“扶持谁”的问题;通过派驻扶贫工作队、加强一线攻坚力量，解决“谁来扶”的问题;通過因人因地制宜，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解决“怎么扶”的问题;通过严格执行退出标准和退出程序，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四）实现“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良性互动

明确反贫困为了谁、依靠谁，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反贫困斗争各个历史阶段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反贫困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基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始终把“为了人民”作为减贫的根本动力，实现了“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良性互动。

在党领导反贫困斗争取得辉煌成就的实践中，从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把减贫作为重要工作;从温饱不足到迎来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始终坚持减贫目标立足人民、扶贫力量来自人民、扶贫成就归功于人民。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经过全党全国上下同心，脱贫事业终于取得决定性成就。除了始终坚持“为了人民”，我们党还非常注重“依靠人民”，激发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贫困群众既是反贫困工作的对象，更是反贫困斗争的主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和培育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摈弃“等靠要”的思想，主动与贫困“开战”。1987年，国家明确优先扶持有志气、肯努力的贫困户。贫困并不可怕，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萎靡。所以，扶贫必先扶智，治贫必先治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鼓励贫困群众辛勤劳动脱贫致富。如果说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首先靠的就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干。在全国各个脱贫攻坚主战场，一批批干部群众不屈从于命运、不甘心于贫困，立愚公移山志，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生动展现了无私奉献、忘我牺牲的境界和追求，1 800多名党员、干部为反贫困斗争献出了宝贵生命[17]，矗立起了一座座人类减贫史上不朽的丰碑。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和感召下，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在反贫困斗争的“双重革命”——物质革命和思想革命中得到洗礼、充实和升华，大大提振了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解决了中国千百年来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但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开始，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复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既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着力破解“脱贫后返贫”问题，还要发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以“滚石上山”的韧劲，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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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6]裴广江、王天乐、林雪丹、倪涛、侯露露、陈效卫、王欲然：《国际舆论盛赞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贡献摆脱贫困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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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云龙：《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学习时报》2020年1月17日。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3]卢映西：《社会制度决定脱贫成效》，《红旗文稿》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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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AntiPoverty Struggl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ZUO Peng，LI Shaoju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ts unwaver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in leading the antipoverty strugg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PC smashed up the old world and established a new China， creating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getting rid of poverty. In the cours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led the people to be selfreliant and started national construc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getting rid of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C has drive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reform， expanding the wa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PC takes targeted measures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order to eliminate absolute poverty in China. The main experience of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in the antipoverty struggle is as follows：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ys 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poverty reduc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e positively an interact between “for the people” and “relying on the people”.

Key words：fight against poverty; absolute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verty crucial

（责任编辑孙俊青编辑）

[收稿日期]2021-04-20

[作者简介]左鹏（1971—），男，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少军（1980—），男，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