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文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具有如下六大特点：一是立足实际、独立探索，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与其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建立在一致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二是从经济一维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领导等多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全面;三是从以生产力为中心到以社会为中心，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向马克思主义价值旨归的回归;四是从“本质”到“本质要求”“本质属性”“本质特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渐深入;五是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实现了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再飞跃;六是从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到借鉴西方，再到自主建构，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能力和思想上的自我主张。这既是理论自身的逻辑发展，更是对发展着的实践的不断总结和提升，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图分类号]D61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1）03002208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诸多原则设想，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这一问题也不可能脱离实践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列宁具有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经验，也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但是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没有能够形成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理论并付诸实践，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探索也只能留待后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和崇高理想，因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也自此在中国起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行稳致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回顾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在21世纪推向前进。

一、从借鉴苏联到独立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就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及这一理想社会的探索，自她的成立之日起，就正式起航了。虽然在当时面临着革命的紧迫任务，不可能具体规划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也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个词。但据此认为，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作出探索，或认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仅仅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是有失偏颇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这种观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苏联模式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一开始的确想学习苏联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通往革命胜利的模式，也犯过或“左”或右的错误，但最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成功地探索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成功经验的方法论启示是极大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应当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在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同样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特别是在工业化方面的成果，我们也学习过苏联的经验，这也对我们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过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随着苏联模式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果断地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3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切实地指导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方针，而且也指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必须要提出与中国国情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独特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还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继而应该怎样解决这些矛盾，这是困扰着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因为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没有现成答案，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使人满意。毛泽东同志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发展了他早先提出的矛盾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它已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以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已然应运而生了。

因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成功探索不是在改革开放后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长的历史渊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和成功践行的独立自主建设道路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具体内容上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孕育了萌芽，两者在逻辑上是完全统一的。

二、从经济一维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领导等多维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一论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并作出明确界定，因而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历程中具有飞跃性的认识。它对于生产力的强调，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样，是从当时国情出发的极为务实之举，同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性地位的基本原理。它关于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则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和立场。邓小平的这一论断至今仍是我们建设社會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需要进一步发展、补充的维度也进一步呈现出来。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每一个短语都着眼于经济维度。这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首先需要在经济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特定背景下，无疑十分必要;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其他层面问题的产生，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加入其他维度，几乎也是必然。此后，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294胡锦涛则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4]673的重要论断。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其基本趋势是从经济维度拓展到多种维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方面的发展则更为显著。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5]，把党的领导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将党的领导内嵌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这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大发展。除此而外，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多方面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6]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7]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论述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也可以反观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新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基本是局限在生产力和经济层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将这一目标确定下来，正式取代了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把我们的奋斗目标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一系列目标的形成和发展，分别对应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逐渐完善，体现了我们从经济一维到多维度齐头并进的发展历程。

综上所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经济一维，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领导等多维，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全面和深化，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际历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三、从以生产力为中心到以社会为中心，再到以人民为中心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具有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特点;这与前文所指出的其聚焦于经济维度，是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当其冲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际也还是延续了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特征。以生产力为中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在唯物史观中能找到理论依据，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发展要求，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以生产力为中心也将显示出其不足。如果说生产力是出发点，发展的最终目标则还是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94何况，这一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理论倾向在实践中又导致出现“唯生产力”“唯GDP”的发展观、政绩观、价值观，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失衡，这又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本质观的要求。

胡锦涛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从以生产力为中心到以社会为中心的转变。社会和谐的要求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提出了比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更全面的要求。与之相应，包含和谐社会理论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其发展目标是全面发展，发展战略与本质要求是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它把着眼点从生产力转向整个社会，就发展目标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而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它也开启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从以社会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就是明证。

然而，真正完成从以社会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的，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以人民为中心”对“以人为本”的“人”做了更明确的界定，它不是超越时空的抽象的“人”，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人民。其次，“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也是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价值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11]103再次，由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像一根红线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方面面，它也深刻塑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观，尽管在很多场合并没有以社会主义本质的语词出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扶贫脱贫事业、共建共享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思想和語汇都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辐射下的产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落实。

综上所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以生产力为中心到以社会为中心，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逐渐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但是，以人民为中心并不否认社会和谐的必要性，社会和谐的要求也不否认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相反，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

四、从“本质”到“本质要求”“本质属性”“本质特征”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后来的领导人在谈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时则使用了“本质要求”“本质属性”“本质特征”等提法。例如，江泽民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除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外，还指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其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从哲学上说，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它与现象相对，这是易于理解的。本质属性是指，在某事物的诸多属性中，那些为该事物所特有，决定该事物的本质，使该事物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最低限度，并把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性质。“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也可以作如是解。本质特征是指，在某事物的诸多特征中，那些为该事物所特有，决定该事物的本质，使该事物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最低限度，并把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本质属性、本质特征、本质要求都是事物本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它们规定本质。因而，不能认为某事物的本质决定其本质属性、本质特征、本质要求，例如，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就推论不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本质要求”;而是相反，它们进一步规定着本质，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更深的本质。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是一个“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12]412“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13]213从“本质”到本质屬性、本质特征、本质要求，就是这样一种对本质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而“最本质的特征”的提法则表明我们至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知所达到的最深程度或最高阶段。

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本质特征、本质要求等超越或涵盖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就其所涉及的不同层面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说，它们既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的补充、发展、深化，又与之共同地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系统理论。这个理论系统包括：1.核心地位：党的领导;2.经济层面：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政治层面：通过“坚持和完善大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4]这五个方面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4.文化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社会层面：社会和谐;6.生态层面：美丽中国;7.最终目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理论系统，不仅在理论层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实践层面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和总体布局。这个理论系统，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处于决定性地位的基本观点，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本质”进展到“本质要求”“本质属性”“本质特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愈来愈深入、也愈来愈全面的认识，最终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系统。其中，“党的领导”这一“最本质的特征”，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至今所达到的最深入的一维，处在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系统的核心。

五、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就“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言，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亦然，但胡锦涛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和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则明确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言。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虽然后来的领导人也时而谈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是密不可分的，但表述重点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这一逻辑的发展线索还是清晰可见的。这其间当然不仅是语词的变换，而是体现了某种更深层的内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专门论述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5]18资产阶级经济学停留于“第一条道路”上，停留于抽象的经济范畴，因此，马克思指出：“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5]18马克思此处虽然谈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认识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当我们认知某一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时，往往要经历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当我们以高度公有化、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的某些外部特征来认知社会主义时，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具体阶段。虽然说它们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特征没有错，但没有达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从表象深入到本质，是认识的一次飞跃。但就其是对一般的社会主义而言，还较为抽象;只有当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愈来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再飞跃。因而，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外部特征的认知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是认识的第二次飞跃。但认识没有止境，第二次飞跃并不等于认识的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有可能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深化。此其一。

其二，这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态势有关。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强调“一个中心”、普遍真理、普遍原则，虽然毛泽东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但并不能完全摆脱这一影响，故而才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决意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但从“社会主义一般”出发的思维惯性仍在，似乎如果不搞清楚“一般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不能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现实表明，不仅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元的，而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应该是多元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某种单一模式的形而上学认知窠臼必须被打破。这是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这一认知重心转变的现实背景。

其三，特别是东欧剧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独特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影响，以一国之力极大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影响超越了“社会主义”范畴，不仅极大鼓舞了国外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向他们展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和范本，而且给那些希望实现现代化、但又希望保持自身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使世人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之现代化的成功希望;即便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解决其社会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因此，问题的重心发生了转化：不再是“社会主义一般”的原则、原理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独特道路的世界意义何在？这是我们党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发展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这一转变的深层次根源。

其四，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关联有了更正确和深入的认识。从思想资源上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拒斥，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资源，因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总体上趋于单一、创造乏力。毛泽东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取得如此成就，除了他的天才之外，傳统文化对他的终身熏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明（从科学技术到体制机制再到学术文艺）的引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潜力，开拓了我们的改革之路。然而，在这一大趋势下，部分国人对西方的盲崇削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而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端（从经济危机到更为广泛的现代性危机）也警醒我们对西方的借鉴必须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我们的收获会递减，代价则会递增，从现实看来这个限度早已呈现于我们面前。这就使我们必须把目光回到自身，回到我们更为悠久的传统。而且，我们不仅要自身发扬这一传统，还要把这一传统带向世界，使它更主动地与其他文化交流，带给更多的人以启示。这也是我们对外开放战略中近年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14]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相对而言，比起“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更能体现其传统文化之根、中华文明之基、中华民族之维，更能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进展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不仅是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而且反映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世界意义的敏锐把握，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六、从摆脱束缚到借鉴西方，再到自主建构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索背景，是对苏联模式影响的持续深入反思、总结教训。改革开放后，要进一步挣脱传统上对社会主义认知的偏见，就像当时的生产力需要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思想观念也需要从束缚中“解放”出来。鉴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死抱住社会主义的某些形式特征，无视其生产力低下的现实及其原因，故而需要首先强调生产力、强调发展、强调为传统意识形态所羞于谈及的“富裕”。但是，也正因此故，其视野局限在经济上，没有更加开阔，正如一种理论在批判其对手时，其视野难免受其论战层次的限制。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的第一个阶段：摆脱束缚。

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之后，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思想资源，此时的思想资源有两大来源。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也如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都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调整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大力借鉴了西方的资源，包括制度资源、科技资源和思想资源。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论断，从而将计划和市场不再视为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思想，就是来源于此。现实中的制度、体制调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西方思想资源的顺带输入进一步提供了挣脱传统思维框架的动力。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的第二个阶段：借鉴西方。但由于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借鉴西方的体制调整则对现实发生着即时、深入的影响，因而造成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国内的活跃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因而，这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

正如有论者指出：“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转折，即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取得其自我主张。”“只有当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得到充分的发育和成熟，只有当中国发展的目标不再可能从外部的任何一种形式中现成地取得，只有当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本身形成一种向着未来筹划的强大的统摄力，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方始能够积极地生成并内在巩固地建立起来。”[16]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只有当我们摆脱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思维定式，从这种学徒状态中走出来时，才能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自我主张。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新时代”时，实践恰好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的第三个阶段：自主建构。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的提出，实际上已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转化性创造，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自主建构过程中资源来源的新维度。新时代以来，“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核心语汇，更表明这种自主建构的创新能力和当代思想的自我主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或者已经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反，这种思想方法恰恰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把每一个时代的本质把握为它的思想内容，正因为此，它才能有效地切中社会现实。有学者提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明建构性”[17]，若然，它一定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有机融汇之上;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将是这种“自我主张”“文明建构”的题中之义。

综上所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到借鉴西方，再到自主建构的历程。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会运用各种思想资源灵活地自主建构的过程、逐渐获得思想上的“自我主张”的过程，并对建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作了重要的铺垫。

七、小结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其理论设想主要是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展开的，对于作为共产主义之第一阶段、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论述不多;对于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即本身作为共产主义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是留下了空白。中国共产党在独立探索的实践中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包括党的领导、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最终目的等七个层面在内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系统。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具有如下六大特点：一是立足实际、独立探索，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与其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建立在一致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二是从经济一维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领导等多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全面;三是从以生产力为中心到以社会为中心，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向马克思主义价值旨归的回归;四是从“本质”到“本质要求”“本质属性”“本质特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渐深入;五是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实现了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再飞跃;六是从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到借鉴西方，再到自主建构，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能力和思想上的自我主张。这既是理论自身的逻辑发展，更是对发展着的实践的不断总结和提升，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解答，不仅指明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发展方式、发展目标，而且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人类文明、人类命运提供了启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解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再次向世界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生命力，而且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乃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摆脱思想上学徒状态，实现自我主张，形成“中国话语”的一次伟大结晶。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具有的建构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被世界发现，乃至于被我们自己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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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17]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及其历史贡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A Century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V Jia yi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ix features. Firstly， the CPC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ndependently， the methodology of which is in line with her explorat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th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econdly， it develops from one dimension of economy to dimension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colog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o the knowledge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ecomes allround. Thirdly， it develops from productivitycentered to societycentered， and then to peoplecentered， so it comes back to the Marxist values standpoint. Fourthly， it develops from “essence” to “essential requirements”，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s”， so the knowledge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ecomes deeper. Fifthly， it develops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it achieves the releap from rational abstraction to rational concretion. Sixthly， it develops from getting rid of bondage to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then to selfconstruction， so it show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elfassertion in thoughts. All of these are not only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but also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ies， so it embodies the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Key words： the CPC; essence of socialism;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10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the Party

（責任编辑孙俊青编辑）

[收稿日期]中文收稿日期2021-04-17

[基金项目]中文基金项目2020年度天津市社科规划“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历程”（项目编号：TJSSZX20-06）;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国际共运新境界研究”（项目编号：63212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