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泽军

关键词 身体；自我传播；“自我”构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1-0099-03

1 身体：构建“自我”的新视域

“认识自己”，自古就被哲学家们公认为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19世纪末，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乔治·米德将研究重点下沉至人的个性化，考察了“自我”与心灵的生成过程及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互关系。米德认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1]。他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主我是思考与行动的主体，是创造者、创始人；客我则是影响个体行动的他人态度。自我在“主我”与“客我”的双向互动中孕育而生。基于这一结论，他提出符号互动论，解释了自我如何构成的问题。自我无法通过本能完成构建，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过程才能得到发展。这些由互动得来的认知被个体内化，通过内心对话或自我传播，在已有社会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互动中形成对自己的看法，不断提醒自己[2]。

相比之下，自我传播的概念在我国起步较晚。1983年，郑北渭在《传播学简介（一）》中首次将其引入国内。近年来，身体研究成为国内传播学界的热点议题，但在自我传播领域涉足较少。刘海龙等从现象学与认知科学视角出发，强调身体在传播实践与效果研究中的地位[3]。孙玮回溯了传播学界在身体领域的研究历程，阐释了智能时代重启传播与身体议题的价值[4]。这些研究将身体议题引入传播学视野，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然而智能媒介裹挟下的身体究竟对人-机关系乃至人本身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问题仍需要学界的深入探究。

可穿戴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智能媒介与人的融合，近年来逐渐成为发掘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突破口。宋美杰等发现，可穿戴设备为身体的数据化提供了物质载体。在这一物质载体上，其附带的数据存储、分析、可视化功能甚至生成了一个相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的“数字自我”[5]。笔者认为，类似研究 更多地基于身体与智能媒介融合的预设，单向地发掘人-机关系的呈现形态，自我传播与“自我”构建被排除在关系之外。然而自我传播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智能媒介与身体的融合首先改变了自我传播的形态，而自我传播兼具生理性与社会性的特征或许会对“自我”构建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身体视角，基于自拍、Vlog、VR技术等内容形式的具体实践，探讨自我传播形态的演变及其与“自我”构建之间的关系。

2 从自拍到VR：身体感知能力的升级与时空的重塑

自我传播将传者与受者糅合，是一种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其本质是个体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建立在这一传统概念之上的自我传播，模糊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其传播目的也仅限于个体对于信息的筛选以及对信息背后意义的理解。自我传播的基本形式是自省，主要特点是反身性、对话性以及内省性。然而随着媒介形态的演变，自我传播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内省形式的转变，日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日记，顾名思义，即行为主体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记录，通常以“日”作为时间单位。这种记录超出了自我认知的范畴，延伸到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视觉是信息在身体中内化的主要入口，身体的其他感知能力则被相对削弱。不难看出，书写媒介的嵌入打破了身体的完整感知系统，身体的感知能力减弱并逐渐隐藏于文字符号背后。

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自我传播的空间被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进一步压缩。经由媒介延伸后，个体的传播能力前所未有地强大，但人们似乎正在失去与自我对话的能力。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当回到符号互动论：正是通过人际传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对方产生了对“我”的印象和评价。自我传播则紧随其后，个体通过感知人际传播中他人的反应（朋友圈的评论、點赞等）来评价自己，理解自己，从而形成自我的概念。电子媒介的出现促使身体由自我传播的幕后转向台前，从自拍到VR技术的传播形态演变正昭示了这一点。

2.1 自拍：视觉逻辑的印象管理与“在场”

照看身体是自我认知的源头，从古代的铜镜到如今的自拍，人们使用的媒介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进行自我认知的欲望有增无减。自拍意味着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化，手机屏幕呈现的自我形象满足了个体对于理想样貌的想象。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文中，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印象管理的概念。他将人类社会的人际互动类比为舞台上演员们的表演：演员们按照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身处社会的我们则按照他人的期望为人处事，以塑造自己的形象。

手机屏幕呈现了一个理想自我，而自拍照成为证明理想样貌的直接证据。自拍者按照大众化的审美标准进行自我设定，进而实现对自我形象的视觉控制与塑造。这种自我呈现的形式为个体赋权，不但赋予他们独自表演的舞台，更避免了借助外力时的羞涩感。然而这种外力仅仅是个体层面的，自拍者虽然不需要某个个体的协助，但早在自拍行为完成之前，主体的姿态、神态乃至背景，都在他者的凝视下暴露无遗。社交媒体另一端的亲友、同事掌握了美的标准，无形中规训了自拍者的行为。这种规训不但暗含于自拍照发布后的评论与点赞，更被前置到自拍过程中：一张张看似随意的自拍照，背后是自拍者有意识的挑选。自拍者本可以通过自拍来认识自己，但又不能把真实的自我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照片里的“自我”看似实现了在场，实际上是一种缺席。

一个完整的自拍行为并不完成于“拍”，而在于拍之后的“晒”。社交媒体为作为传播主体的“自我”提供了“在场”的传播渠道，通过角度、背景、图片编辑软件等辅助，人们可以假装身处某个现场。自拍技术实现了身体在场的二维建构，而这只是虚拟化在场的开端，更多的感知形式将在技术的加持下被引入人际传播的场域（对外），同时也将为自我传播铺平道路（对内）。借助于电子传输技术，“在场”正在突破“在”（主体）与“场”（时间、空间）的束缚，它已然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暗示传播主体拥有某种可以炫耀的能力或资本。

2.2 Vlog：“中区”视角下的视听叙事

Vlog全称为Video Blog，即“视频博客”，是一种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形式，2012年在美国视频网站YouTube上兴起并流行，2016年进入国内。笔者认为，尽管Vlog自诞生之初便带有明确的受众倾向，其模拟人际交流模式的录制形式仍具有自我传播的特征。与自拍相比，身体作为参与叙事过程的主体，照片中的自我传播在短视频的屏幕中得到延伸。这种身体叙事借助于摄像头，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传播主体的身体实践及面部表情，以主体的个人感知与记忆为基础，再现其记忆中的场景与经历[6]。对话、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身体层面的叙事构成了视频内容的主体，并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既为观众所感知，也为传播主体提供了个人意识产生的来源，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途径。

作为媒介环境派的代表人物，约书亚·梅罗维茨批判继承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前台”和“后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区”的概念。在他看来，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交互的，而“情境”则是动态变化的，因而“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并行展示的“中区”行为才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的常态[7]。

以欧阳娜娜的Vlog为例，她的视频正是通过前后台并行展示的“中区”融合获得了成功。这些视频大多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表达分析，这种叙述方式所产生的叙事效果比其他类型的内容阐述更具有自我表达的感染力。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和参与者，“我”与观众的对话贯穿了内容整体，“我”的日常生活跃然于屏幕之上，这打破了娱乐明星以往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单一性语境，让台前幕后的多重语言混合交织，共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情境”。这种“混合情境”不仅给观众以新鲜感，也是对传播主体重新构建“自我”的积极暗示。

总而言之，Vlog的自传式呈现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传播，这种连续记录个体日常生活的媒介形式，完成了社交语境中创造性的传记式社交记录。尽管同现实环境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但相比于自拍，Vlog的交互性已然实现身体感知层面上由二维向三维的升级。

2.3 VR技术：对于时空的重新定义

通信传输技术的升级往往伴随着媒体形态的变革。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受网速、带宽制约的VR技术正在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VR全称VirtualReality，即“虚拟现实”，是一种基于动态环境建模技术、三维定位和传感器技术、应用系统开发工具、系统集成技术等建构的计算机仿真系统。

借助于计算机的建模技术，传感设备内的模拟环境得以成型。此外，行为主体需要通过身体的运动才能在模拟环境中实现视域的拓展。假如没有身体的运动，那么VR技术只能呈现一幅静止的画面，身体也无法对技术创造的世界产生认知。戴上可以产生交互行为的显示头盔，辅以数据手套等智能设备，身体对屏幕中的虚拟事物产生认知，这是一种短暂的交互。视觉的投射本身就是运动的一种表现，身体在VR技术介入的瞬间已经实现了运动。因此，对于身体动觉的捕捉是虚拟现实技术交互的基础条件，也是用户能体验到身临其境般的沉浸感的原因。

相比于自拍照或是Vlog，VR技术几乎抹平了从发出信息到接收信息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大程度地为用户提供了身处现实世界交往的感觉。传统意义的时空观被技术打破，空间不再仅限于物理层面的物质间隔，时间也不再囿于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中。具身化趋势改变了智能媒介的发展方向，更为“在场”与“缺席”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借助于VR技术，虚拟化在场将不再局限于自拍的视觉或是Vlog的视听觉，而会实现整具身体各种感觉器官的代入。在时间与空间被重新定义的场景内，这种在场能为用户提供大量的即时互动，而用户也将在多感官投入的互动中构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自我”。

以电影《阿凡达》为例。男主人公杰克是一名双腿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被派遣去潘多拉星球从事采矿工作。潘多拉星球上居住着一种蓝色类人生物——纳维人。鉴于人类与纳威人的交流方式大相径庭，科学家决定寻求克隆技术的帮助：他们将人类DNA和纳维人的DNA相结合，制造了一个克隆纳维人。克隆纳威人没有意识，只是一具躯体，人类的意识可以进驻其中，并成为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杰克获得了这具化身并且重新拥有了行走的能力。电影里情节似乎已无限接近于现实——不必借助于克隆技术，VR技术同样可以再造一个“自我”，仅仅缺少了一具物理意义上的化身。在场与虚拟化在场正在走向融合，自我传播与自我认知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化，恰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3 我感知故我在：当媒介成为身体本身

近年来，随着智能媒介技术的更新与通讯传输技术的升级， 赛博空间和赛博格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这些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旧词汇，正在重新活跃于当代主流科幻小说、电影的创作之中。赛博格（Cyborg），又称电子人，是“Cybernetic”与“Organism”的合成词，前者意为“控制论的”，后者意为“有机生命体”。赛博格概念的爱好者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支配个体生活的体系、宗教或家族，这种体系依赖于某种特定技术运转。1985年，唐娜·哈拉维发表了一篇名为《赛博格宣言》的文章。文章中，赛博格被定义为无机物（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体，这一概念将“边界”置于核心地位。哈拉维认为，作为一个新的主体，赛博格模糊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它承担着打破身份认同困境（肤色、性别等）的使命[8]。

机器可以与生物体结合，媒介也正在同人们的精神意识共生。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媒介，它改变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重塑了人们的精神意识活动。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乃至对自我的认知将不可避免地由媒介提供并最终反映在媒介文化之中。这将造成人们在心理以及生理层面的两大问题：就心理层面而言，通过媒介呈现出的“现实”可能是关于现实的虚拟镜像，甚至只是计算机技术构建的“虚拟现实”；生理层面上，人们的各种精神和心理需求不必通过现实行动就能获得替代性满足，由此将导致身体机能的退化，甚至可能导致人体向机械化、數字化的方向进化。

当技术不断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媒介渗透到每个个体的一举一动，我们究竟该如何辨析虚拟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提出的“具身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学说在认识论上的困境。他指出，“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9]借助于身体的感知能力，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身体、心智、环境三者的一体化。

当人与媒介走向共生，任何传播活動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我传播的烙印。甚至更进一步，身体的每一次感知都将不仅仅是对于“他者”界限的辨析，更是个体对于“自我”构建的强化。智能媒介与人的融合正在向世人昭示这样一个颠覆性的事实：传播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10]。这种融合为传播主体的再造提供了可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智能媒介不仅仅作为辅助者、延伸者的存在，机器是否会脱离人体的束缚而产生新的“自我”？自我传播对于“自我”构建的强化作用是否会南辕北辙，反而为机器的崛起提供便捷？在3A游戏《赛博朋克2077》中，机器与身体融合的科技既成为了拯救人类的救星，又使人类背负了沉重的诅咒。在科幻世界中描绘的情境来临之前，人类需要做出更深刻的思考与行动。

参考文献

[1]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96

[2]朱莉亚·伍德.生活中的传播[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3]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2）：80-89.

[4]孙玮.传播再造身体[J].新闻与写作，2020（11）：5-11.

[5]宋美杰，徐生权.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4）：46-50.

[6]高慧敏.从口语日记到Vlog：身体视域下的一种自我传播形态演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105-113.

[7]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8]欧阳灿灿.当代欧美身体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65.

[9]Fusar-Poli P，Stanghellini G. Maurice MerleauPonty and “the embodied subjectivity”（1908-61）[J].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2009，Vol.23（2）：91-93.

[10]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6）：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