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诞

金宏达、于青编辑的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张爱玲文集》五卷本第四卷，书尾附有《张爱玲作品系年》一文，在小说部分的末尾列有：

《相见欢》，收入《惘然记》。

《色·戒》，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9年收入《惘然记》。

《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

（以上三篇约作于1950年，发表时间晚。）

安徽文艺版的这个《色·戒》写作时间，是从何而来的呢？翻查该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一文里提及：“这小说集里《五四遗事》這篇是用英文写的，1956年发表，中译本次年刊出。其实三篇近作都是1950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编者金宏达、于青应该是据于此段文字，认为《色，戒》“约作于1950年”。

台湾作家蔡登山在《张爱玲〈色·戒〉》一文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色·戒》写于1953年，论据出自张爱玲的另一个篇文章《续集自序》（收录于北京十月文艺版《重返边城》一书）。在此文里，张爱玲确实写有这样一段话：“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我很高兴我在1953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如此看来，关于小说《色，戒》一篇的开写时间，张爱玲自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她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说她为何要如此说？这里必有原因。

我猜测可能关乎两点，一个是台湾文坛对《色·戒》发表后之“歌颂汉奸文学”的攻击;二是张爱玲似乎在撇清什么，即她写这篇小说前，知不知道女主角原型郑苹如的事迹？张爱玲在《续集自序》一文里说了一段辩解之言，“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这一段下面，接着才说出了1953年开写的这句：“我很高兴我在1953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张爱玲是不了解“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的“平常百姓”么，显然不是。她是曾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胡兰成的妻子，她有没有可能从胡兰成或胡的圈子里听说过郑苹如一事？倘听说过，她不必看后发的郑苹如报道或回忆录即可构思谋篇的。张爱玲在这里像不像是在撒谎呢，台港的读者市场估计是她很在乎的一块，倘若政治不正确，挂了个“汉奸文学”的高帽子，会影响多年来创下的文坛声誉的吧。

其实，这和胡兰成还真有些关系。胡兰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回到台湾，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等。而张爱玲在1978年也在台湾首发《色·戒》这篇写了近三十年的小说。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台湾文化界人士围剿胡兰成，强烈要求“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此种政治风潮之下，《色，戒》题材又有些为汉奸张目，张爱玲甫一发表就受到大量攻击。

张爱玲是否真的是闭门造车写出了《色·戒》？小说某些情节与郑苹如事件相似，是虚构还是纯属巧合？真的是“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么？令人惊讶的是，张爱玲于1978年11月27日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上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即与域外人打笔仗的那篇——开篇就声明，“拙作短篇小说《色·戒》，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这说明《色·戒》这一故事还是有来历的、有所本的。张爱玲的“以后再谈”，显然在后来的《续集自序》一文里也并没有谈开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她以后也没有再谈过。

值得一提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证实，小说《色·戒》并非如安徽文艺版所认为的发表于1979年，张爱玲在文中提及：“看到十月一日‘人间上域外人写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了？——评〈色·戒〉》一文”，可见《色·戒》首发至少早于1978年10月。

在我看来，张爱玲开写《色·戒》的真正时间，只有她自己知道。《色·戒》发表后让张爱玲如此纠结，纠结到写文章辩白时还前后自相矛盾，到了想撇清又撇不清的难堪地步，这一现象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