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鲲

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加快发展和人口增长，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渐被人为改变和破坏，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全球生态环境面临危机。二十一世纪又已过去二十余年，严峻的生态形势仍在持续，且催生了一系列与生态相关的学科和艺术，生态文学就是其中之一。

笔者出生成长在农村，对“大地上的事情”相当熟悉，对大自然有着一份特殊感情，虽然后来在城市安身立命，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世界认知的加深，对大自然、乡村和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感悟也逐渐深入。近些年，我阅读了不少生态文学或与生态有关的作品，如《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大地上的事情》《一个人的村庄》《遥远的向日葵地》《下田》《我的原野盛宴》等，对生态问题和生态文学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与生态文学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的生存价值高于其他任何物种，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人类利益的大旗，并滋生了万物为我所用的自私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人类可以蔑视和随意处置其他物种，可以对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虽然古希腊哲学家早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但这里的“人”是相对于神和自然而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人对过度崇拜神祇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纠偏，这与后来一切以人的利益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很大的差异。真正让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并盛行的当是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诞生了人本主义（或说人文主义）思想，其核心是一切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人本主义显然是对上千年的中世纪以神为本思想的质疑和反叛，对人类而言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人本主义让人类“发现”了自我，文艺复兴使人本主义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进而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但此时不管是人本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限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人类与自然尚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冲突，也就是说人类尚未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大的破坏。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引下，人类迎来了一个既伟大又“危险”的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一个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时代，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此前的手工作坊，这些工厂机器日夜轰鸣，烟囱冒着黑烟，废气、垃圾、污水被排入大气、土壤和河流。更厉害的是大机器给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破坏自然增添了无穷力量。到了二十世纪，工业文明更上一层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巨型桥梁、高速铁路不断涌现，城市不断膨胀，大量森林、河流、湿地、良田沃土消失。化工和化学制品污染对环境更具大规模杀伤力，从大气到水体，从土壤到海洋，从地表水到地下水，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系统性破坏。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快速发展，但旧的污染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约而至，如各种人为制造的辐射，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此外，工业文明时代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热兵器战争，特别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恶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恶果正是人类过度追求物质生活，过度以自我（人）为中心导致的。牛年春节期间，张文宏医生在回顾新冠疫情时发过一条长微博，他说：“人类超速度发展必将带来超大规模的疾病传播”，“人类与自然界永远在失衡与再平衡间徘徊。”我赞同这个观点，并认为如果人类发展走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天地，继续在歧路上狂奔，必将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更大报复，人类最终将败给大自然。

二、中外生态文学概观

基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并滋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问题。1845年，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告别城市生活，独自来到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畔，在那里独自生活和思考两年多，随后写出了著名的随笔《瓦尔登湖》，许多人认为该书是生态文学（或说自然文学）的奠基之作。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他很少对工业文明进行直接批评，但他崇尚简朴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显然是对资本主义时代过度追求物质生活的价值观的质疑和反省，正如他说的：“大多数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梭罗并非反对社会发展，主张人们返回山林生活，而是思考并践行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将近一百八十年过去了，梭罗当年质疑的问题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发严重，地球已经无法承受人类过度的物质追求之重。《瓦尔登湖》与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文不一样，后者主要是抒发人在纯美的自然环境中的愉悦心情，或者通过自然山水寄托情怀，具有较高的審美性和陶冶性情的功能。因为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不存在大规模的生态破坏问题，所以山水田园诗文中并不存在生态反思的问题;《瓦尔登湖》则是对人类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更具有思想上的启发意义。

和梭罗相似，奥尔多·利奥波德也是一位热心的观察家和思想者，但他又与梭罗有所不同，利奥波德还是一位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并不仅仅止于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反思，而是着手进行恢复生态环境的探索。他对威斯康星州一座被榨取后废弃的沙化农场进行观察，详细记录了一年中动植物和其他自然环境的细微变化，文字生动而富有文学性。利奥波德的观察笔记就是后来出版的《沙乡年鉴》。通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利奥波德提出了关于土地健康和土地伦理的基本概念，为后来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保护主义开辟了方向。《沙乡年鉴》标志着生态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不断加剧生态危机。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空前发达，物质空前繁荣，然而发达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获得的。作为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用专业的眼光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被化学药品（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严重污染和破坏，造成了大量野生动植物死亡甚至绝迹。在春天，本应百鸟争鸣、鸟语花香的许多地方变成了一片死寂。更令人忧虑的是，人类制造的各种化学药品不仅破坏生态系统，而且也开始“反噬”人类自己，人类不断被化学制品伤害，新的疾病不断产生。这正印证了恩格斯的那段精辟的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卡逊通过总结她的调查和研究，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作品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是卡逊把生态主义理念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人说她引发了世界性的环境革命和绿色革命。

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上百年，伴随而来的生态危机也相对较晚（但严峻程度并不逊色）。因此，中国生态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也相对滞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人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渐觉醒，一些反映生态环境恶化的文学作品先后问世，主要是报告文学，比如《伐木者，醒来！》《北京失去平衡》等，九十年代以后作品数量逐渐增多，例如《只有一条长江》《中国沙坡头奇迹》《淮河的警告》《共和国告急》《遥远的虎啸》《塞罕坝时间》《青羊消息》《狼图腾》等。此外，还有生态文学期刊（如《绿叶》）问世。近些年生态文学继续发展，作品数量更加丰富。中国生态文学作品主要反思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和人的生存发展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有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在修复生态环境过程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可喜成绩。总体来说，中国生态文学大多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呼唤人们树立环保意识，努力保护生态环境阶段，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较少，缺乏更深远的思考。已故作家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是一本别有特色的作品，苇岸明显受到梭罗和利奥波德的影响，并对工业文明表示质疑：“看来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不光污毁了自然，显然也无益于人性。”另一位已故作家胡冬林被称为中国的梭罗，他常年扎根于长白山，《山林笔记》是他的心血之作，内容达一百万字。《山林笔记》详细描写了山林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既有生态意义上的思考，也有文化情怀和审美情趣，真正做到了将“生态”和“文学”有机融合，为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三、生态文學与“生物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

针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问题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十分迫切，但是我们又不能止于反思。对于人类来说，要维系人类良性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从理念到行动，积极主动地修复、改善整个生态系统，前提是必须遵循一套科学的生态伦理。其实，这套生态伦理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被提出，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全面阐述了土地伦理，在第三编《结论》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阐述土地伦理。他这样表述土地伦理：“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把合理的土地使用当成一个单独的经济问题来考虑，从什么是合乎伦理的，以及什么是伦理上的权利，同时什么是经济上的应付手段的角度去检验每个问题。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利奥波德提出了“生物共同体”概念，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土地，同样适用于天空、海洋等全球生态系统。利奥波德对人类文明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并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利奥波德构建了一套科学的生态伦理，因此有人认为他是生态伦理、生态美学的奠基人。

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性并不是要人类放弃发展，退回到农业文明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违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人类要做的是将社会发展与生态伦理相契合，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在自然环境中自由生长生活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生物皆有的权利。人类要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把人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保持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社会发展遵循生物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反对过度消费，反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链条，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生物命运共同体，失去任何一环都会使生态链受损，失去的“环”越多生态链受损越大，当生态链的破坏达到某个临界点，整个生态系统将会崩溃，人类最终难以幸免。

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生态文学需要面对和思考的是这对矛盾。生态文学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一味地赞美和维护大自然的原始生态而抨击遏制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人类科技发展的需求，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而忽视大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价值”（丁帆《生态文学的悖论》）。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遵循生物整体主义的伦理观，为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生物命运共同体”而发声。同时，生态文学不应将生态和文学偏废，而应将二者完美融合。唯其如此，生态文学才会既有社会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生态文学才会和人类社会一道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