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秋生

一

青藤书屋坐落在绍兴市西区，如今是明代奇才徐渭的纪念馆。书屋里有一副十分显眼的对联曰：“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不由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他的一本杂文集题目就叫《南腔北调集》。正是：穿越三百年的历史风云，鲁迅与这位同乡的先贤有了神遇。

徐渭以“南腔北调”自称，便体现了他的叛逆个性，证明着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就说其字号罢，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农等，可谓五花八门。

其实，“南腔北调”是有来历的，同戏曲相关。徐渭是个“大杂家”，诗、书、文、画乃至戏曲都出人头地。比如他的《四声猿》，被人称为“明曲第一”，其中的《雌木兰》之北与《女状元》之南，更是戏曲中的“奇中之奇”。当然不仅如此，徐渭的自称还有着更深的意味，同他的丰富而坎坷的经历是相应的。徐渭四岁识字，六岁诵读唐诗，八岁学作时文，十二岁学琴曲，十六岁学剑术，二十岁成为秀才，可见他从小就不愿专在一门，而是博学广识，任性有为。不幸的是，性格决定了命运。科举试场的八股文让他的恣肆才情无法施展，因为他写的文章“不入调，不入流”，所以屡试不第，终于断了功名之念。徐渭是一个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具强烈叛逆思想个性的奇人。

鲁迅何尝不是如此？他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写道：“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瞧吧，这就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南腔北调”成为“离经叛道”的代名词了。

二

袁宏道对徐渭最为赏识：“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梅国桢称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文，文奇于画”。鲁迅心目中的徐渭不仅仅是才气而已，更在于他的傲骨。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把他说成是一个插科打诨式的滑稽人物，掩盖了其悲剧性的性格本色，鲁迅是很不以为然的。

鲁迅与林语堂发生过关于小品文的争论，两次提到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的“徐文长”：“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似乎别有一种知音，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苦雨斋”，就是从徐渭那里来的：“会稽沧海国，苦雨快兹晴。”这一个“苦”字，不正是徐渭一生心境的真实概括吗，他如何能“幽默”得自乐呢？

敢于叛逆的徐渭把自己比作“枭獍”，他的《曹娥祠》诗曰：“曹娥十四死长江，江水连潮万里长。精卫定应仇渤澥，子胥岂只怒钱塘。一江鱼鳖浮尸出，八尺龟螭卧绢黄。总为金钗收正气，可怜枭獍绕爷娘。”徐渭是在同“孝女”曹娥做着反比，说自己是“枭”（即不祥之意的猫头鹰）与“獍”（一种会吃掉生母的不孝之兽），表示他与传统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无独有偶，鲁迅的外号就是“猫头鹰”，他把自己的言论称为“枭声”，致力于反传统的革命宣传。瞿秋白曾经热情赞扬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

徐渭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鲁迅在《女吊》一文里写道：“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鲁迅称此为“越中遗风”，它深远地影响着徐渭以及后人的文风。俗曰：“沃土之民谑，瘠土之民忍。”绍兴的民风乡情孕育与陶冶了文人的风流倜傥，如陆游、徐渭、张岱、王思任、李慈铭、鲁迅等，“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们之独特，在于其硬气与谑性的完美融合。

三

戏剧与人生，在文人来说是一回事。徐渭善于写戏，鲁迅对戏也很熟悉。我们再来说说徐渭的《四声猿》，这是明代杂剧中最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经过考证，徐渭认为“南曲”是“北曲”的正声，可以融为一体。他在《南词叙录》中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激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于是，他着意创作了一组不伦不类的“南腔北调”之戏。《四声猿》之名取自《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四声则更为断肠了，这四出戏都是具有悲剧性的故事，徐渭的意图是借古讽今。而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有此意，其小说的结构可以视为戏剧的原型，如《药》的结构就像是标准的四幕剧。

《狂鼓史》表现了祢衡在阴间击鼓大骂曹操的情景。徐渭曾以祢衡自比，代表了那些敢于参劾严嵩的文士，并且借用他们阴间的“鬼话”，来说出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野心与狂气，真是淋漓痛快至极。鲁迅非常熟悉历史，他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他对文人论政和曹操功绩都是肯定的。

《雌木兰》和《女状元》塑造了一武一文的两位巾帼英雄，而且都是女扮男装的曲折经历，这是徐渭对于女性的赞歌。但其中也能看出他对于人才容易遭埋没的惋惜和叹息，一个是“苦战”，一个是“苦熬”，故能心心相印。鲁迅自然看得分明，他知道在封建的男权社会里，女子纵有才华也不能成大事，因此他的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些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和《祝福》里的祥林嫂等。给木兰冠以“花”姓也是徐渭的创作。

《玉禅师》取材于佛教中的轮回传说，写了玉通和尚与妓女红莲的私通，以及偿还“红莲债”的故事，这真是惊世骇俗的奇闻。这使人联想到了鲁迅那篇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他在幼时“父亲怕有出息，因此长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这个龙师父，其实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他还有老婆——“一个年轻的寡妇”呢。显然，鲁迅的幽默叙述中含有反抗传统世俗的意味，这同徐渭戏的主题不谋而合。一切皆如徐渭的戏台联所曰：“随缘设法，自有大地众生;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

四

文人的灵犀可以穿越时空，寻求历史的回响。鲁迅自嘲：“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也许是受到徐渭的影响，其诗《恭谒孝陵》曰：“疲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鲁迅喜爱梅花，以为“只有梅花是知己”。这也是有文人遗传的，徐渭最喜欢画梅花，他的《画梅》诗曰：“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鲁迅的旧体诗中有不少思乡之句，如：“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徐渭的乡情尽在《镜湖竹枝词》中，如：“越女红裙娇石榴，双双荡桨在中流”;“十里荷花迷水镜，一行游女惜颜酡。”他还有一副著名的对联：“王公险设，带砺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牛斗星分，蓬莱景胜，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徐渭是文学奇才，非一般人所能比。他的人生遭际更奇，也非一般人所能遇。他身怀奇才而遭逢不幸，坎坷一生，布衣终身，他的奇特身世、奇异性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罕有其匹。清人的评说是：“文长之为文长者，乃其无所借傍，一任其天性之自由亢起、自由创制，加之其秉性卓迈，故所涉无不发挥至其天性之极也。”这样的“天性”，唯“奇才”是有。鲁迅也是“怀才”的，其诗曰：“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任何一个具有良知的文人，都知道手中这支笔的分量，更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

徐渭的艺术主张是“顺情从心”，他是以情为本色写杂剧，并在《选古今南北剧序》中如此宣称：“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鲁迅也一样是“有情”的，其《答客诮》诗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以情为本色写文章，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五

徐渭把王阳明的“心学”称之为“圣学”，并且把王阳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论。徐渭《水帘洞》诗：“石室阴阴洞壑虚，高崖夹路转萦纡。紫芝何处怀仙术，白日真宜著道书。数尺寒潭孤镜晓，半天花雨一帘疏。投荒犹自闻先哲，避迹来从此地居。”该诗注云：“阳明先生赴谪时投寓所也”，表达了对這位先哲的崇敬之情。徐渭在《畸谱》中回忆说：“及新建伯阳明先生以太朴卿守制还越，先生造门师事之，获闻致良知之说。”“发明新建旨，提关启钥，中人心髓，而言论气象，精深摆脱，士翕然宗之。”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告诉人们要相信自己，倾听内心，树立起强大的主体意识。他强调要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最终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心理境界。鲁迅契应“心学”的启蒙，积极主张“内曜者，破黯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这个“内曜”与“心声”是合为一体的，即心灵启蒙与良知发现，这正是鲁迅的人格理想。然而，要启蒙，就必须批判，思想的自由是需要以挣脱锁链为前提的。

徐渭受到中晚明激进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他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王阳明心学中对于个性张扬的肯定，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狂狷人格。这就反映在他的书法绘画中，表现为对传统规范的突破和富于个性的新奇创造。尽管其中年始学画，既无师承，又穷困潦倒，但心学所提供的颠覆勇气和道德正当性，让他相当自信地进入书画，并创造新的绘画样式。

鲁迅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即“人心”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并且坚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思想特征显然与儒家心学思想在本质意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鲁迅同王阳明的思想十分契合。鲁迅的“立人”之说，是“反求诸身”的生命探索，“唯此自性，即造物主”;“唯有自我，本属自由”。

徐渭当过“绍兴师爷”，他的才情是独具一格的。在鲁迅的身上，也有“绍兴师爷”那种冷峻、精密、尖刻的风气。我们似乎看见徐渭的影子，一一闪现在鲁迅的小说中：徐渭的科举失落、穷困潦倒，犹如“孔乙己”;徐渭的精神分裂、癫狂反常，恰似“狂人”……鲁迅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徐渭肯定是鲁迅的“知己”和“同怀”，鲁迅这样声称：“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这也许就是鲁迅说给徐渭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