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2021年4月起，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一群亚洲象一路向北走向昆明，一时成了网红。这时，大象与自然生态这个话题进入了公众视野。连日来，前方监测队队员一直每天二十四小时持续跟踪象群，用无人机轮班监测大象的活动。象群在迁移中只是给沿途村民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作物和设备设施的损失。指挥部采取用设置障碍拦截和食物引导的方式，将大象引离人口密集区域。

如今，国内野生亚洲象的数量约三百头，基本上杜绝了对亚洲象的盗猎，拒绝使用象牙制品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这次人们对大象出走的关注度，已经说明了保护大象的成功。而这次我们在关注大象能否回到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同时，首先要问的是，大象一直生活在云南吗？它们的栖息地原本在哪？

在古代，大象在中国的分布范围极其广泛，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上古时大禹役象的传说。象是家畜，象牙为手工业原料，在乐器中有象管，在舞蹈中有象舞等。

我根据朝代，在此文中大致列出历代大象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以及环境变迁的状况。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里也有大象

北京有一条路叫长椿街，就在著名的清真小吃聚集地牛街的北边。这一带原来的名字叫象来街。明朝时越南、缅甸进贡大象以示友好，这里设立了象房用以驯养，故而得名。象房里的大象常年保持在二三十只，明代时归锦衣卫管理，到了清代则归銮舆卫管理。每当大臣上朝时，会有三对（六只）大象站立于御道左右喻示吉祥，蔚为壮观。这些象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各自固定的站位和专食的草料。凡有盛典时，大象还会被牵出来作为仪仗、供人观赏，以寓意吉祥。特别是清宫三大节：正旦（农历正月初一）、冬至、圣节（万寿节，即皇帝生日）时举行的三大朝会（《明会典·礼部》载：“典牧官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以及重大祭祀活动时如享太庙、郊祀等，都是用大象。（《燕京杂记》载：“朝廷有事于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必使象驮祭器驾辂车以出。”）

每年六月，大象会被引导到西护城河里洗澡，并专门有人负责监督，名曰“监浴”。周围观看的人群蔚为壮观，《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宛署杂记》等旧京古籍皆有记载。更直观的，有三幅落款为清代名画家崔子忠的《洗象图》存世，两轴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軸存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是以清代洗象为题材，画面基本相同。很多诗人都写过洗象，如王渔洋便有《竹枝词》曰：

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筍轿锦成堆。

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到了清代后期，北京城里的大象日益绝迹，连象来街的地名也没有了。大象退却的背后，除了晚清国力的衰落，还有北京乃至全国自然生态变化的原因。

大象的退却

亚洲象的寿命能达到七十岁左右，十岁到十五岁性成熟，怀孕期长达二十二个月，繁殖幼崽很慢。它们是群居动物，没有固定的栖息地，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森林、丛林、草原地区，对于环境的适应力较弱。一旦大象的数量减少了，很难在短时间恢复。因此环境变了，大象只能退却，并成为北京地区甚至整个北中国自然生态变化的标志。

先秦时期，燕国一带还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而广大华北地区则是一片沼泽，陈、蔡之间（大致为今天的豫皖交界一带）也气候湿润。彼时的北京被称为“枣栗之腴”，即人靠枣和栗子几可为生。河北阳原县一带也曾是大象的栖居之地。哪怕到了辽金时期，北京地区也还有“春渔于湖，秋弥于山”一说，意思是春天到东边通州的大湖里捕鱼、秋天到西山中围猎。

然而随着北京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的步伐伴随森林的消失同步进行。竹木材是古代生活的必需品，房屋、舟船、寺庙、陵墓都要消耗竹木，北方又不易生长竹子，一切便都要依赖木材。皇家贵族的建筑又一向不惜工本，且需常年修缮;河北一带还多汉墓，建造多用黄肠题凑，即柏树的柏木心，千年的柏树仅取碗口粗细一丈来长，是树木最核心的一段，造一座汉墓，小片森林就没了。

事实上，整个华北平原的生态变化从商朝起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商王朝猎杀犀牛、大象，用来制造象簪、象珥、象笏、象觚、象环、象栉、象箸，驯服野象用于战争，还有过以象殉葬，河南安阳殷墟中就曾发现有象的遗骨，可见商王朝是广泛使用大象的。而随着商朝子民逐渐定居，农田的大量开垦和城市的发展，占用了大量森林面积;开矿、冶炼、大规模地制造青铜器，也需要砍伐树木以作燃料，大象便开始逐步向南方后退。

秦汉以来中央王朝时常与北方草原的匈奴发生战争，并从此开始修建长城。汉武帝时期，汉朝和匈奴开始沿着长城展开长时期的拉锯战：不是匈奴打进来，就是汉朝打过去。而汉朝的“北伐”都伴随着移民和对草原的拓殖开垦。草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草下几尺即为沙，破坏了也很难恢复。因此长城内外的战争造成了北方草原环境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北方整体环境的衰退。同样中国北方自己也历经战乱，秦汉迭代、三国战乱、东晋“八王之乱”……这一时期北方人口减少，南方人口上升，原本栖息在华北的大象逐渐减少并向南退却。

唐代记载，大象多出没于淮南一带。《太平广记·淮南猎者》载：“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酉阳杂俎》载：“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中猪也。”《朝野佥载》载：“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豗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象最北方的分布地在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且大象渐渐依靠东南亚各国的进贡，成为异域文化的象征，并应用于娱乐、战争、医药、工艺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可以类比的物种是鳄鱼。古时福建、广东分布着大量咸水鳄，时任潮州刺史韩愈曾做《祭鳄鱼文》一篇，意思是鳄鱼们给我听着，再不走，本刺史就不客气啦！据说从此潮州一带绝少鳄鱼了。

北宋在公元1056年、1060年、1069年、1099年，黄河有多次大规模的决口。黄河改道十分频繁，河北、河南、山东等大片土地沦为泽国，对北方环境破坏巨大。有史学家认为，这几次治“黄”是北宋王朝的大规模“作死”工程，黄河改道带来的灾害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中国北方的环境进一步破坏。而此时的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的鱼米之乡。北宋时，大象的生存边界最北只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宋室南渡以后，大量人口更是深入到了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自古有南方的问题。一方面，南方多种水稻，种植水稻需要砍伐大量的森林，排干大片的湖水，将其开发成稻田，将山丘地区开发成梯田，使得丰富的生态环境变得单一。另一方面，在盐碱的侵害下，江南的土地资源仍然稀缺。明清以来，江南人口膨胀，士绅衣食无忧，百姓却在苦苦挣扎（女人也要夏天劳作），维持粮食的高产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南方的生态、经济并不稳定。南宋有一阵认为，朝廷豢养大象有违自然之道，大象因踩踏庄稼又被视为害兽，各地也有捕杀大象的现象。这是传统中央王朝的观念，而在云南、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大象一直被视为珍宝，使得大象进一步向岭南、闽南等地区退却。

元、明、清三朝，象在云南、广西等地，被广泛运用于乘骑、耕田、运输和打仗等，土司作战多使用象阵。洪武十八年（1385），为对付麓川土司的象阵，明朝廷设立驯象卫，归广西都指挥使司管辖，用来捕捉和驯化野象，既对阵土司，又负责进贡到朝廷作为仪仗。云南也向朝廷进贡象牙、犀角和驯象。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与治理

传统中国并非没有保护自然的概念。《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什么季节干什么事，以求顺应天时：“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国语》《管子》《荀子》《淮南子》等的一些零散篇章中，亦像儒家那样提倡“天人合一”，像道家那样提倡“道法自然”。问题在于，一旦涉及具体执行多半无力。

此时古人保护环境的行为较为被动，只是哪里出事管哪里。明永乐、万历年间，离北京不远的五台山发生过多次盗伐树木的事件，据《清凉山（即五台山）志》记载，盗伐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所剩者不足百分之一。当地官员后来上表皇帝，皇帝责成兵部下令一律不准变卖，又派兵把守，这才留下了一部分。想维持现状都难，更不可能让大象再回到北方了。

对于古人来说，与环境关联最为密切的词是“风水”，而非“环保”。古人心目中有土地神，却无森林神，补栽树木只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北方汉人又不似南方边陲的土著，对于森林的态度更不神话。

除了森林的消耗，中国古代不断地兴修水利也在改变着环境。很多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兴修水利并不是很了解。在欧洲，除了荷兰，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有大型的水利，他们也没有什么洪涝蝗灾，可以靠天吃饭。古代中国必须要靠水利与运河，要把水多的地方与没水的地方平均，再借着漕运沟通南北。

兴修水利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绩。古代搞水利是征用人民服徭役，使用流民、贱民去干。在统治者看来这是民众的义务、责任，也是荣耀。他们不会纠结于这种人力物力的成本。

而《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的作者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古中国的水利工程没算对生态环境恢复所付的代价。他在书中算了一笔账，水利并非一劳永逸，尽管有都江堰工程的伟大，很多水利还要永久修下去，子子孙孙永不停息，如同木制的建筑要不断翻修。

说来遗憾。汉学家兴许不习惯中国的观念与国情。当初清末的传教士来京，认为北京人烧煤要花大量的钱财，采煤的成本也很高，消耗煤炭资源还造成污染。但北京的郊区门头沟多是露天煤窑，煤炭工人都是流民，抓他们干苦力还保障了社会治安。

亦为山水亦为禅：古人眼里的环境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韩诗外传》解释云：“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宝藏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伏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导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儒家以山水比喻伦理关系，天地自然为国家的先前条件;道家借山水来修仙;魏晋时以“竹林七贤”为首的玄学家忽略山水的具体形態，对山水进行抽象思维，可见历代人的山水观都不同。而集大成者，以及对后世影响巨大者，为东晋时儒、释、道三家思想兼修者谢灵运。

谢灵运身处的魏晋时期是中国人认识环境的一个重大转变。在此之前，自然是一个模糊的、神话的概念，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谢灵运首次书写了现实中的自然，并提出了环境的概念：“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山水是可以依托依靠的实在物，有了山水才有了风月，仙佛已退居其次。出身士族的谢灵运优越感十足，但仕途的不顺也使他有借山水而隐遁之意。古人带着观看、玩赏的心态欣赏山水，人可以寄居在山水之间，但并没有对山水采取实质性的征服、改造。

反观上古至唐宋的山水观发展历程，可用《指月录》中青原惟信禅师的一段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庄子时期的道家，可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思想发生时，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东晋儒、释、道兼修的谢灵运，可谓“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此时山水与个人已融为一体，山水之于个人，好比是佛像身后的背光。

古人能产生这种儒家的山水观，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思想、帝制制度是相关的。因为皇帝是真龙天子，是天地自然赋予的皇权，自然是不变的，那么皇权也是不变的。天人感应是皇帝对天地的感应，这种感应与百姓无关。士大夫按照儒家思想去辅佐皇帝去治国，百姓顺应皇权去生活，这都使得古人对山水自然有了态度，山水是背景和环境。

美国学者段义孚在《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中说：“人类的意识有一种倾向：将连续的自然界切分开来，从中挑选出一些事物结成对子，并把相反的含义赋予对子的每一方。”“宇宙图景不过是现实中大地上的权力系统的一个投影而已。”于是中国历代帝王的统治，都是在不断加强民众对天地自然的产生信仰，进而从信奉天地到信奉天子——皇帝，从而完成对庞大帝国的统治。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一再相信祥瑞（行善，自然环境就给你回报，并出现好的征兆，比如稻生双穗、祥云异兽等）的说法，并最终在清代登峰造极。

古代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工业化之后的开发自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古代即便想破坏环境也破坏不到哪儿去。现如今我们陷入了环保的两难，始终纠结在“发展——破坏环境、环保——停滞发展“的二元对立中。这种对立近现代才出现，在谢灵运的时代，中国没有这个观念，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影响某一地区艺术发展的三元素是种族、时代、环境——尤其是气候。环境实指的是统治与人心。大象在佛教文化中被认为是陆上力气最大的动物，它是普贤菩萨的坐骑，用脊柱支撑起了整个世界。在传统吉祥图案中，一只大象托着一个宝瓶，取“太平有相”之意。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文化上，大象的动态都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志性反应。

有人认为大象出走是喜剧，也有人认为是悲剧。人们一边像看戏似的观看大象出走后的各种“表演”，一边担忧西双版纳是不是破坏了原始雨林而种植经济林，害得大象没法活才离家出走。至今关于它们的出走尚无定论，它们仍是我们的观看物。

古代中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对自然的开发，消失的不仅是大象，更有广袤的森林、河流与湿润的环境，这和中国古代统治方法有关。古代中国大象从北方往南方的退却，以及现在云南西双版纳大象的出走，都说明中国的环境始终在变化。希望大象的出走，确实能引起我们对于古往今来中国环境变化的思考。